宋遂良：天高月朗大江流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孙婷婷 绘
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宋遂良生于上世纪30年代，属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很容易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特质，比如家国情怀、自觉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期待，以及某种天真。他曾跌至生命的低处，却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对爱、尊严、自由这些美好的词语有了更加深沉和宽广的感悟。
就想做一点想做的事
1992年，宋遂良晋升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他很高兴，但不是因为“教授”所能带来的名禄，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多干5年”。按照当时的规定，一般教职的（离）退休年龄是60岁，而教授是65岁。
彼时宋遂良已经58岁，但实际上进入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才不过9年，他觉得自己还正在成长之中，身体也好，应该再继续工作几年。“结果高兴了3天，学校通知，这一届评上的正教授一律60岁（离）退休，所以空欢喜了一场。”宋遂良回忆。
如果知道宋遂良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他对大学讲台的珍惜。1961年，宋遂良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泰安一中。“从26岁到48岁，我最好的年纪是在泰安一中。”宋遂良说。这22年里，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他在参加劳动改造，当伙食管理员，做赤脚医生，“没干多少事”。
《在文言文——宋遂良论当代文学》中，宋遂良回忆自己与文学评论的渊源时，曾提到过这段经历。1959年，他读大学三年级时就在《诗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又给《文艺报》投稿，得到了《文艺报》编辑部的很多帮助，但后来却屡经坎坷，本已“下决心不再吃评论‘这碗饭’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宋遂良“又不甘寂寞了”，继续给复刊后的《文艺报》投稿。
“我在附言中说，请编辑部的同志从严审查，如果觉得我今后还可以写一点评论，就请他们像20年前那样帮助我；如果我不是那种材料，就请直说，我将从此洗手不干，安心努力地去教我的书。后来雷达同志见到我时说，他当时看到那封信很受感动，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荒废得太可惜了。1979年初《文艺报》发表了我那篇文章，以后他们又像过去一样关心我、帮助我，邀我去参加读书班和各种活动，这样我便步履蹒跚地走进文学评论这个队伍里来了。”宋遂良写道。其早前出版的文章集册《一路走来》里，《却顾所来径》这一篇中也提及了这段往事。1979年，宋遂良第一次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雕，心中喃喃诉说。“我泪如泉涌，真想痛哭一场，但在这个地方，我只好用手帕掩住脸，让号啕化作哽咽……20多年来的委屈、辛酸一刹那像风散云飞一下子消失了，天安门的阳光多么温暖灿烂。”宋遂良写道。
也正是由于文学评论，1983年，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田仲济先生的帮助下，宋遂良被调入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他用“挣断绳索下小楼，天高月朗大江流”来形容当时的激动之情。在泰安一中，宋遂良已经被评为特级教师，每个月有30元钱的补贴，进入山东师范大学之后，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我说没有了好，其实我就想做一点想做的事。人家特级教师‘套’到大学里是副教授，我就不想去‘套’，没多大意思。”宋遂良说。
1994年，60岁的宋遂良依规离休，“其实做想做的事情没有几年。”之后，宋遂良在山东师范大学返聘任教多年，也在其他各处讲课，直到2012年才真正离开讲台。
历史哺育和维系着一个民族
在宋遂良身上，很容易看到知识分子的种种特质，比如家国情怀、自觉的责任心、对理想的期待，以及某种天真。宋遂良说，他们几位老同志见面就是谈时事新闻，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他们好好地活着即可，关心这些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内容，就是希望国家、民族、后代能够更好一些。”宋遂良说。
宋遂良属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亲眼目睹过旧中国的黑暗，亲身经历过‘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喜悦，个人的荣辱得失都被翻天覆地的变化裹进了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领域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遂良也为国家的进步和强大感到欣喜、兴奋，但是他也认为，他们这一代人一生做了太多无用事，“愧对子孙后代”。
“年轻人将愈来愈难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他们比我们健康，比我们幸运，世界是他们的。但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曾经和共和国一起经受种种考验，我们的精神财富仍将为后人提供营养。历史是不能隔断的。”宋遂良曾如是感慨。
或许是责任感使然，宋遂良对民族精神一直保持敏锐。在采访的过程中，他问了很多个“为什么”，他说那是在问自己，不寻求答案。宋遂良认为，一个民族不应该对人性感到迟钝。前几年，经常有关于路人该不该扶起摔倒老人的讨论见诸媒体。在宋遂良看来，这原本不应该是个问题，而是一种常识、一种人性。宋遂良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学生，真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去扶，“我自己也要去这样做”。
近几年，短视频成为很多人的娱乐方式。宋遂良担心那些过度流行的搞笑段子会麻痹人，消解整个民族的思想、审美和观念。一些学生也会发一些类似的段子给他，让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稍微快乐快乐”。宋遂良不以为然，这不过是一种空虚的快乐，有些东西不应该被娱乐化，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爱憎分明。
知识分子有他们要坚守和捍卫的东西，对宋遂良而言，常识、人性、正义、尊严这些皆是。当然，还有真实的历史。宋遂良感慨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对历史知之甚少，随波逐流，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向他们如实讲述国家的苦难。年轻人应该了解过去，方能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更强的凝聚力。文集《一路走来》的《往事清晰》这一篇写于1998年，正值济南解放50周年，宋遂良在其中写道：“我们习惯于把写成了文字的史书叫历史。实际上，历史更多的是流传于群众的口头中，世代相传，哺育和维系着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老一辈的人真有责任把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告诉孩子们、青少年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来之不易。”
爱美，爱生命
宋遂良不是象牙塔里的出世教授。不少济南市民在各种各样的公共讲座中见过他，听他分享文学的魅力。也有很多读者是通过足球评论认识了他，这位教授不仅热爱文学，也喜欢体育。
宋遂良曾经出版足球评论集《足球啊，足球》，在其中的《后记》里，他如是写道：“我爱足球，是因为我爱美、爱生命、爱抗争、爱咱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男足像女排、女足、乒乓球、羽毛球一样，有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地打入世界杯的那一天——尽管这远不是足球运动、足球艺术的全部。”
宋遂良说，这种爱是出于本能，也是一种情感的归属。他的前半生历尽坎坷，跌落到生命的最低处，但这也让他的爱更加宽广和深沉，他看重人性，对弱势者怀有悲悯，力所能及之内对其多有关照。“我愿意自己时时保持那种处在社会底层的心态，不是我高明，只是我想自由。”宋遂良在一篇题为《返抵本源》的文章中写道。
宋遂良毫不掩饰自己对美的追求，对生命、尊严的推崇，尽管这时常让他陷入争议，被舆论包围。2001年，宋遂良受邀参加一个泉城路商业街扩建雕塑设计的会议，他建议为巩俐塑像。他认为，巩俐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国际明星，而且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形象大使、北京申奥大使，还曾冒雪慰问坚守岗位的济南交警。宋遂良的这一提议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虽然有人赞同，但是也有人无法接受一位娱乐明星的塑像出现在济南重要的商业街上。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讨伐批判”，宋遂良感到“吃惊”和“悲凉”，但“并不后悔”，他认为这场讨论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有益处。
宋遂良经历过无数批评，但鲜少有能打中其要害者。如果别人批评他“想往上爬，想当官、当名人”，他一点儿都不会觉得难受，因为这不是他的追求。“如果说宋某人学问不怎么样，这就打中我要害了，我就警醒，认真检讨。”宋遂良说。
宋遂良说，他不会畏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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