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隐蔽的被动形式主义滋生
“被动形式主义”有被动性、隐蔽性、被动前提下的主动、选择性执行等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正确、“政绩饥渴”、考核评比泛滥和官僚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产生既与运动式治理和数目字管理的局限性、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分解和层层加码、科层制的负面效应和部门管理碎片化有关，也离不开同层级间政绩竞争压力、晋升压力和问责压力的多重驱动
形式主义是一种注重形式、过程和个人利益，不注重本质、结果和社会利益的工作作风。人民论坛刊发谢宝富的文章说，表面看来，形式主义多源自某些领导干部的一己之私、主动作为，但也有不少形式主义确非源自行为主体的主观故意。在日常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也和普通群众一样对某些形式主义的极端做派感同身受，甚至更加“有苦难言”。他们在跟风搞形式主义时，看似积极、主动，实则被动、无奈；往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被动形式主义多隐蔽在认真部署、狠抓落实的“严谨”程序之下，隐蔽性、传染性较强，值得警惕。
“被动形式主义”的特点
被动性。常见表现是种类繁多、程度各异的虽不想搞却又不得不搞形式主义的纠结和无奈。例如，很多基层干部尽管内心很反感五花八门的检查评比和虚张声势的达标创建，但因有些上级领导热衷此道而不得不疲于应付上级布置的签到、刷分、填表等“作业”，忙的不是忧国忧民、利国利民之事，而是望不到边的“数字游戏”“自我折腾”。
隐蔽性。与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地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同的是，被动形式主义常匿于认认真真地部署落实、井井有条地“照章办事”等外衣之下，隐蔽性、传染性较强，麻痹性较大。
被动前提下的主动。不少被动形式主义做法均掺和了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呈现出被动前提下的主动性特征。例如，对某些几乎无实质意义的年度绩效任务，下级“认领”之初难免被动、无奈，但只要完成得好，就会被视为“有政绩”“有能力”，升迁在望。
选择性执行。无论是纯粹的被动形式主义，还是掺和了主动的被动形式主义，都会导致“选择性”执行任务。在纯粹的被动形式主义支配下，下级对上级布置的“政绩工程”越是心存抵触，越怕露马脚，越会选择不易犯错、不会引发上级反感的事情作为发力点，选择轰轰烈烈、华而不实的做派。在掺和了主动的被动形式主义支配下，为投上级所好，更为个人升迁或部门利益，对上级任务，下级会百倍“专注”，个别下级领导干部甚至只抓上级布置的年度任务，其他全然不顾。
“被动形式主义”的类型
一是政治正确下的被动形式主义。这类形式主义常披着“政治正确”“提高政治站位”的外衣，大行形式主义之实。例如，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是我国政治社会化的必要之举，是党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个别领导干部只顾所谓“政治正确”，简单地将每周某个固定时间点定为学习日，不注意改进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甚至在反形式主义专题教育中大搞形式主义，比如带大家读读报纸、杂志，说些老生常谈的体会，乃至不乏拉家常、说笑话、讲段子，“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二是“政绩饥渴”下的被动形式主义。毋庸讳言，有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患有“政绩饥渴症”。上级领导患该病，常会引发下级被动形式主义；下级干部得该病不免自加压力，大搞被动前提下的主动形式主义。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本质上就是“政绩饥渴症”的产物。
三是考核评比泛滥下的被动形式主义。
四是官僚主义下的被动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山会海。不分轻重缓急，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召开会议，看似“高度重视”，实则以会议贯彻会议，下级领导干部不得不“赶场陪会”。同时，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线上会议、线上发文也成为新型的文山会海，加重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负担，浪费其太多精力。
“被动形式主义”的病灶
一、运动式治理和数目字管理的局限性。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搞运动式治理，认为其拳头硬、见效快，由此导致运动式治污、治霾等司空见惯，甚至运动式推进公共服务。运动式治理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攻克某些沉疴顽疾，但若缺乏长效治理机制，效果亦可能昙花一现，沦为扰民的被动形式主义。在应对领导检查时，运动式治理导致的被动形式主义更加突出。通常情况下，下级接到上级检查的通知，整个部门立马神经紧绷，进入“备战状态”，一切常规工作统统“靠边站”。同时，突击检查大多时间紧、任务重，在限期完成、不得有误的压力下，下属有时候只好借材料“美容”、造假等方式疲于应对。
此外，数目字管理方式也是催生被动形式主义的“温床”。量化考核方式使考核工作效率更高，更便于管理，但也催生了政府管理的“麦当劳化”——对各项流程都设计数字化标准，“把数目字管理推向了极端”，上级凡需要下级完成的任务都量化成系列数字层层下达。众所周知，基层单位工作繁杂，将其量化成一个个冰冷的指标，不仅难以反映真实情况，更会助长重“痕”不重“绩”的不良风气。但在考核压力下，一些领导干部在数字上下苦功，在材料上做文章，“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免因之层出不穷。
二、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分解和层层加码。指标、任务的派发宛如“漏斗”，逐级下“漏”，层级越低，任务越重，压力越大。资源和权力却是层层上收，形成“反漏斗”，由此而生基层“权小事多”的困局。由于上级掌握着下级所需的资源，常有“一票否决”权，一旦任务考核没有达到要求，不仅部门绩效受影响，而且个人前途堪忧，因此不得不为完成指标疲于奔命。
三、科层制的负面效应和部门管理碎片化。科层组织遵循照章办事规则，政府系统内部形成了一套看似井井有条的工作程序——看文件、听指示、填材料。当领导干部普遍受困于会议室、微信群、表格，还有何精力开展实质性工作？另一方面，科层制中决策和执行分离，上级很难全面掌握下级政策执行情况，使下级有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上级展开博弈，面对上级任务，选择性执行、阳奉阴违等形式主义问题层出不穷。此外，部门管理碎片化也是导致被动形式主义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机构较为庞杂，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重叠现象，要完成一项工作，需要多部门合作。由于缺乏整体性治理框架，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形成“信息孤岛”，导致“碎片化管理”现象，增加了治理成本，加重基层负担，使一些领导干部被迫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四、同层级间政绩竞争压力。政绩不会凭空出现，需消耗各类稀缺资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才能获得。突出的政绩，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能为自身发展积累政治资本。因此，地方政府围绕政绩展开“锦标赛式”竞争，同层级间政绩竞争更是日趋白热化。适度的政绩竞争是必要且合理的，能实现政治、经济资源最大化，但若竞争偏离政府公共性，就会形成政绩竞争失范的局面。一旦某地方政府通过大搞形式主义、“走捷径”“抄近道”提高了绩效排名，同级即倍感压力，竞相仿效，以提升政绩排名。于是，个别领导干部感叹“不想搞形式主义，但不得不搞”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晋升压力和问责压力的双重驱动。被动形式主义是晋升压力下的主动行为，也是问责压力下的被动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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