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降调升华
□ 王文珏
《夺冠》在第33届电影金鸡奖上斩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三项大奖，并将代表内地参选年度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其实上映初始，这部影片在国庆档中叙事并不是最强的，但胜在选材合理情怀高光，为体育电影乃至主旋律电影再次拓展了新的路径。
内地的体育电影一直与主旋律密不可分。体育需要的精神强度、行动意志力，某种程度上确实与家国情怀有着密切联系。说到底，一个顶尖的竞技者，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支撑他或者她的动力如何细分？有些可能源于人物性格，有些则源于一些更广阔的内在，比如成长中渐渐成熟的三观——包含着人对自我与集体的认知，对家对国的责任荣誉，对人究竟为何而拼搏在不同时间层次的理解。而在中国的体育精神中，“为国争光”一直是一句挥不去的口号。
故事非常简洁：中国女排40年3场富有代表性的比赛。随着时代更迭，3场比赛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精神情感和意义。
第一场比赛是一次奋斗的证明——1981年世界杯。国家的物质匮乏、开始蓄力腾飞，与女排厉兵秣马的昂扬、咬牙拼搏的艰辛交相辉映形成互文。对话的字里行间，生活细节的呈现里，人们深切体会着国家积贫积弱——机场的一杯咖啡曾经那么金贵，简陋的训练基地没有任何高精尖的训练手段，女排拥有的无非是一段最纯粹的精神，以及由此激发的所有动能。
一切背景皆为故事，时代的含义释放出某种动人力量的来源。就像袁伟民说的，逝去的十年，要靠比别人更拼命才能赢。这段时光里的体育已远不只是体育，它更是一种试图腾飞，需要证明自己、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渴望与喷薄。大篇幅的超强度训练中，每日天光从日出到日落，女排姑娘千万次倒地救球的磨炼为磅礴蓄势镀上金色光晕，而胸中的一口气屏住了整个时代的倔强，个人意志与国家精神的相互催动，气贯长虹。
第二场比赛算得上一场讨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中美对抗。27年后，中国经济早已腾飞，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呈现出多极样貌。而在物质精神生活的冲击下，体育承受的蜕变力同样是时光写照。女排战绩此时已几经起落，表面和内在都呈现出某种必然的不稳定。陈忠和主教练对是否还需要女排精神开始了痛苦的反思。而他迎面对上的是走出国门，身体力行“职业人职业精神”的郎平。学习新鲜知识，运用先进手段，郎平率领的美国队轻装上阵，急速向前。输赢虽只在毫厘，却由此引发了郎平和陈忠和之间，整个社会舆论对于女排该往何处去的思辨。
第二场比赛的许多问题在第三场比赛中得到了回答——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队与巴西队的激烈较量。华彩在于备战，郎平走马上任女排主教练，开始了由内心到体制的彻底改革，完成了体育本质的回归。如果不再需要憋着一口闷气打球，怎样的理想才能更好地促成一个顶尖的球员、一个顶级的团队？郎平让队员回答为何而战，是否真正热爱排球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发现在根基上隐藏着许多被忽略的东西。
40年后，郎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队员，当为国争光背负的意义不再沉重后，队员们必须从体育最初的理想与真挚的热爱中重新获得力量。不要为了父母，也不要为了成为谁，而是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竞技体育的纯粹感在这里得到了注解。新的女排进一步让体育回归体育，而这正是时代一步步向前，人们在实现个人理想与追寻社会价值间更自如的结合，也是整个时代走到今天后必然的降调升华。调门虽然降下来，但格局更大、视野更宽广，心态也更真实平和。《夺冠》的故事从体育起，拓展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实情实景，又画了一个圆弧，慢慢落到体育本身的简单，竞技的基本规律。一放一收之间，40年时光的变迁在一支排球队的跌宕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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