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作秀？NBA三日罢赛背后的劳工政治

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在全美范围内爆发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在8月23日又迎来了新的波澜，黑人男子雅各布·布雷克（Jacob Blake）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Kenosha, WI）被警察从背后连开七枪击伤。视频显示，布雷克与三名警员发生争执之后，背对警员走向载有自己孩子的家用车。持枪的警员紧随其后，在他打开车门时向他的背后发射了七发子弹。布雷克被送往医院并接受手术之后，下身瘫痪。随后，基诺沙市爆发了大规模连续多日的抗议活动。本地支持警方的白人民兵组织也卷入其中。在激化的抗议活动中，8月26日，从邻州伊利诺伊驾车而来的17岁白人民兵成员凯尔·瑞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用半自动步枪击杀击伤了三名抗议者。

7月份以来在奥兰多以隔绝外界进入的「泡泡联盟」形式复赛的NBA对此事反应激烈。常规赛东部冠军密尔沃基雄鹿队首先拒绝在和奥兰多魔术队的季后赛中出场。随后，休斯顿火箭队对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洛杉矶湖人队对波特兰开拓者队的比赛也纷纷在罢赛中延迟。NBA官方随后宣布暂停8月26日的季后赛，球员召开临时会议。在投票中，湖人队和洛杉矶快船队投票支持罢赛，其他球队反对罢赛。在激烈的讨论中，一波罢工的势头仿佛正在形成。

一日之后，形势突变。在27日的球员会议中，反对罢赛的球员基本说服了支持罢赛方，球员们也基本形成了继续比赛、寻求其他方式来支持社会正义运动的共识。8月28日，NBA官方宣布季后赛将于29日继续进行。在一天的时间里，NBA短暂形成了罢工的动力，又迅速地自我消解了这个动力。在这短暂的三日罢工里，NBA这个劳资关系特殊的平台、NBA观众的政治倾向、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对罢工的理解以及“泡泡联盟”的复赛方式形成了奇特的互动，也形成了身份政治斗争形式和工人斗争形式的短暂对接，把罢工这一在美国政治中逐渐沉默的斗争形式重新呈现到了观众面前。

为抗议布莱克遭枪击事件，密尔沃基雄鹿队26日在社交网站发布通告，抵制当天将与奥兰多魔术队进行的季后赛。

在比赛停止的消息传出的最初，记者圈并不是以“罢工”（strike）这个词来描述球员的行为的。篮球名记山姆斯·查拉尼亚（Shams Charania）的推特说的是，雄鹿队员正式决定“抵制”（boycott）与魔术队的第五场季后赛。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批不同意见，指出这是一次罢工行为。

抵制通常指的是以拒绝购买的形式来表达立场，例如中国观众熟悉的2008年中国民众抵制家乐福事件，就是因奥运圣火在法国传递的过程中发生的纷争引发的中国民众拒绝从家乐福购买商品的运动。在抵制的行为中，行动者的身份往往是消费者。罢工则不同。罢工是在工作场合以拒绝付出劳动力的形式来表达立场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的身份是工人。因此，本次NBA球员的抗议活动，明显是罢工，而不是抵制。

球员的抗议被指为抵制而不是罢工，大概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行NBA劳资条款明确规定球员工会和球员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的罢工来干扰NBA联盟和球队的正常运营。在球员无权罢工的情况下，将抗议行为称为抵制，也是避免法律纠纷的一种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在美国，罢工这种斗争手段在80年代之后也有明显衰减的势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几乎每年都有200到400多起千人以上的罢工，到1982年首次跌倒两位数，如今则每年只有至多20余起工人罢工运动。在反社会主义为主流的美国政治文化里，罢工这种社会主义色彩强烈的斗争方式，更是往往被公共政治知识所拒斥。在没有足够的政治记忆作为基础的情况下，罢工这个词汇也无法形成足够的动力。可能正因如此，记者们也纷纷选择了抵制这个词汇来描述球员们的抗议。激进左翼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为罢工这一词汇正名。民主党进步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在推特上纠正了华盛顿邮报的看法，指出NBA球员的行为是罢工而不是抵制，他们的斗争身份是工人。

即便如此，以工人的身份罢赛来表达政治立场或争取经济待遇，在NBA历史上也绝非没有先例。1961年，由于在住宿的酒店遇到种族主义对待，“指环王”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和其他一些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球员拒绝出场比赛，电影《绿皮书》（2018）就提到了这一事件。1964年，后来成为篮球史巨星的杰里·韦斯特（Jerry West）、埃尔金·贝勒（Elgin Baylor）、奥斯卡·罗伯特森（Oscar Robertson）和其他球员一起在全明星赛前把自己锁在更衣室里拒绝出场，要求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使比赛延迟了15分钟开赛。这是NBA第一次电视直播全明星赛，对于当时挣扎中的NBA来说，这是翻身的良机。而明星球员们则抓住了这个良好的斗争机会，实现了自己的诉求。

当然，这两次罢工都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彼时的NBA还是一个白人主导的联盟，球队数量不到10支，联盟底薪是7500美元，经营状况也不太理想。今天，NBA有八成以上的黑人球员，拥有分布在北美各地的30支球队，联盟底薪接近90万美元，2018-19赛季营收达到77亿零7百万美元，成为北美第三大体育联盟，并且由于球迷群体年轻，上升势头极为猛烈。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环境里，在种族政治的驱动下，罢工这种劳工政治的核心武器却重返舞台，就显得尤其耐人寻味。

乔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7月份复赛以来，NBA一直坚定地与BLM运动站在一起，向球迷群体传递BLM运动的精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提供了一系列包括“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正义（Justice）、和平（Peace）在内的多语言口号，让球员自行选择印在球衣背后。NBA之所以会采取这一坚定的进步派立场，和它的球迷群体愈发自由派化有根本的关系。知名统计网站538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观众里，篮球观众中有59.7%支持民主党，只有40.3%支持共和党，民主党支持率在全美各项运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足球。考虑到足球大联盟（MLS）在美国影响力远不及橄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这四大职业联盟，NBA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主流运动中最支持民主党的联盟。近年来，NBA也一再向观众的政治立场靠拢。2013年，时任快船队老板的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由于在和拉丁裔女友V·史蒂维安诺（V. Stiviano）的争执中说出“我不希望你与黑人公开露面，更不希望你带他们去我的球场”以及“我养黑人，给他们薪水，他们的一切都是我赐予的”这样的话，被逐出NBA并处以250万美元罚款，成为NBA历史上因种族问题产生的最严苛的惩罚，就是NBA近年来在反种族歧视问题上做出的最著名的努力。在NBA受疫情影响停摆之后，球员们之所以同意聚集到奥兰多的酒店里，以“泡泡”的形式集体与外界隔离进行复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希望可以能通过NBA的平台来为正在进行的BLM事件提供传播的平台。这也使得“罢赛还是不罢赛，哪种方式更能支持BLM抗议活动”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被搬上了讨论的舞台。

也正是疫情环境下必须隔离的需求产生的特殊工作环境，使短期内形成罢工决定成为了可能。在正常赛季中，NBA比赛分散在各地，如果有某支球队决定罢赛，那也很难与其他城市正在进行的比赛形成联动。在“泡泡”的环境里，比赛只在迪士尼主题公园里的三块场地进行，球员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效率极高。当一队提出罢赛后，消息的传递很快，势头也才能迅速形成。更重要的是，“同为工人”、“同有工人的力量”这种劳工共同身份的塑造，往往需要在工作场合的面对面接触才能形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里，马克思正是因此才大力刻画了工人在工厂的工作状态，探讨为什么革命的意识会在工厂中产生。“泡泡联盟”的复赛环境固然不能称为工厂，一次短暂形成的罢工讨论也很难让NBA的政治染上工人运动的色彩，但其道理是近似的：它将劳动者放置在同一个工作空间里，使劳动者直面彼此相似的境况，使劳动者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更清晰地体现出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行动的可能性。

在这种环境下，密尔沃基雄鹿队率先拒绝在比赛中出场，这和布雷克枪击案发生在基诺沙有很大的关系。密尔沃基和基诺沙同是威斯康星州城市，相距只有40分钟车程。黑人是密尔沃基最大的种族群体，占到人口总数的37.6%。雄鹿队黑人球员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在2018年还曾因为停车纠纷，被密尔沃基警察按倒在地，用电枪电击。基诺沙则不同，白人人口占到近八成，黑人只有11.5%。在基诺沙发生的枪击，对于雄鹿队球员来说，无疑有切身的体会。在这次抗议中，正是一向关心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雄鹿队老将乔治·希尔（George Hill）成为了首先倡议罢赛的球员。

当然，罢赛能够进行，与NBA特殊的劳资关系不无关系。自1984年以后，NBA执行工资帽制度，现行的工资帽为软工资帽。软工资帽指的是各球队每年的薪金总额不得超过一个数字，超过之后，球队无法通过签约无合同在身的自由球员的方式来获得球员，只能通过交易和其他的工资特例的形式来补充战力。这一制度的引入是为了避免大球市球队一家独大，使小球市球队也有生存空间。在现行的劳资条款规定下，工资帽的计算方式是取前一年NBA的篮球收入的44.74%，再平均除以30支球队，就获得了每支球队的工资帽限额。除此之外，NBA球员能获得的顶薪也和工资帽挂钩，亦即间接地和NBA联盟的收入挂钩。这就使得球员、球队老板和联盟在盈利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利益上的一致，联盟官方和球队老板，比起一般的劳资关系，更能接受球员发动的提案和主张。相对宽松的劳资关系加上NBA球迷中有广泛的民主党支持者，使NBA比起其他各大体育联盟，都更有可能以罢工的形式对BLM发起支持。

在这些条件下，NBA球员在8月26日发动罢赛，中止了正在进行的NBA季后赛。8月27日的比赛也没有进行，但在球员内部的沟通中基本已经达成了复赛的协议。罢赛仅仅维持了两天，这一方面体现了在NBA这个平台上执行罢工的局限性，也不失为一种在现有条件下的策略选择。

NBA亚特兰大老鹰队球星特雷·杨在俄克拉荷马州参加了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和平抗议。

阻止NBA罢工继续进行、甚至形成剩余赛季完全罢赛的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当下的语境里球员的诉求无法进一步明确。成功的罢工诉求往往有一种中间性。一方面，它不能过于抽象和宏大，必须在政策和现实政治安排的层面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如果纯粹以“社会正义”这种口号为核心来组织罢工活动，就很难设定议程，也很难确定在现实中如何判定罢工能否宣告成功。这不仅对于改善实际环境帮助有限，也很难使劳动者形成胜利的结论，对未来的工人斗争形成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罢工的诉求也不能过于具体和狭隘，否则就很容易被资方满足，使资方能轻易地打发掉劳动者的诉求，让不易形成的罢工力量白白浪费。

NBA球员的诉求正是无法在这两端间找到落脚点。本身自复赛以来，NBA已经进行了种种手段支持BLM的主张和口号。这种在公民社会政治意味上的支持和团结，是NBA复赛以来的主旋律。如果罢工的诉求不能超出这个层面，那就失去了罢工作为一种更激进的斗争手段的意义。但NBA球员们恰恰很难在这个层面之外提出切实的诉求。BLM一直主张的改革警察制度的口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到11月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方有可能有讨论的空间，短期内全面实现不太可能，在当下作为罢工的目的就显得过于模糊。对于其他形式的罢工而言，目的可以非常明确。例如，对于以反对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为诉求的政治性罢工而言，执政党和政府的下野就是胜利的终点。对于争取劳工经济权益的罢工这点就更为清晰：权益争取到手了，罢工就可以宣告成功。但在NBA这次罢工的环境下，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罢工能有底气地宣布胜利。胜利的终点一旦不能想象，罢工再进行下去，就很容易在拖沓中逐渐消耗掉动力，然后无疾而终。在这种条件下，NBA球员在此时宣布停止罢工，不失为取得了有限度的收获：它进一步明确了NBA的政治立场，使得球迷的支持更有政治性，也在平台的范围内为BLM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除了诉求难以明确之外，另一个阻止罢工持续进行的因素则是球员内部的不平等。顶级球员如球员工会主席克里斯·保罗（Chris Paul）、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等人年薪可达到近4千万美元。他们的话语权也更强势。詹姆斯效力的湖人队正是坚持罢赛的球队之一，詹姆斯本人据报道也曾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员会议中直接离场。但各支球队都有拿着低薪的球员。例如犹他爵士队的新秀球员朱万·摩根（Juwan Morgan），今年的薪水就只有詹姆斯的百分之二左右。像这样的球员，他们不仅需要比赛继续进行来保障薪水，更需要比赛的机会来表现自己，为日后的生涯打好基础。因此，一部分球员明显比另一部分球员更有资本来选择罢赛。这在各种罢工行动内并不罕见，也未必一定影响团结的形成。在很多场景下，团结的形成取决于更有资本的劳动者能不能主动为更弱势、更危险的劳动者承担压力，主动挑起更有风险的任务，或者对弱势劳动者进行补偿。在NBA急促罢工的条件下，这些讨论难以形成，相对弱势的球员也就难以放心地加入罢工，团结也就更为困难。

这也从侧面体现了NBA作为一个高收入的休闲性产业，劳动者内部联结的缺乏。在日常的环境里，NBA球员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个人化的，以队友和私交等关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脉络。这种脉络在罢工中是有意义和效果的，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以劳工身份形成的人际关系。如果过于依赖这种关系，会限制信息的传递，也会让罢工的协作难以形成。而成功或者可持续的罢工，它的成功往往不是在有人喊出「我们要罢工」这声口号的时候决定的，而是远远在此之前——在组织建设里，在一对一的对谈里，在各种幕后的准备工作里。缺乏劳工式关系的一个体现就是在8月26日的第一次球员会议里，一些球队就对雄鹿队以及乔治·希尔的擅自行动表示了失望。雄鹿队在和魔术队的比赛开始之前，在自己的更衣室内决定拒绝出场，并没有提前通知魔术队。在媒体的报道下，一些读者形成了「雄鹿队想罢赛、魔术队想打比赛」的错误印象，使魔术队球员感到不满，这使得球队与球队、球员与球员之间的联动平添了许多障碍。

最终，作为娱乐休闲产业的NBA，要作为一种政治性罢工的平台，的确也有相当的局限性。以詹姆斯为代表的罢工支持者，希望进一步向资方提出诉求，促使资方变得更为主动，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坐看NBA球员支持BLM活动。但资方的支持，终究只能局限在NBA盈利模式的范畴之内，不会在破坏联盟形象、伤害基本盘的情况下支持球员的立场。球员与老板的沟通，依赖于NBA相对良好的劳资环境，而这一相对良好的劳资环境则依赖于NBA巨大的市场和上升潜力。没有这两点，劳方和资方就很难在利益上形成短暂模糊的一致立场。一旦资方认为球员的诉求超出了盈利模式许可的范畴，就势必会设法减弱运动的声势。这一短暂的劳资同盟能否持续，仍然要打上很大的问号。

结语

以上种种，都不能让我们简单认为NBA的罢工是一场纯粹的做秀。NBA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程度极高的联盟，其劳动者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殊有不同，其劳资关系也有明显的独特性。这些特殊性为罢工起到了辩证的作用，既为罢工提供了基础，也限制了罢工进一步发展下去。在这个时间点停止，有局限性的限制，在策略上来讲也未必是最差的。这个短暂的三日罢工实际上提供了很多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罢工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斗争手段的复杂性、策略性和技巧性，也帮助我们理解了罢工所必须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它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批判性学习的对象。

尽管不少运动爱好者经常期待看一种纯粹的、脱离政治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政治终究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没有一种工种能真正地独立于政治之外。以体育运动为政治表达的形式，在各种运动门类、各类赛事中其实非常常见。毕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人首先是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人。一种与政治无涉的工作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观众们逃避政治的方法。在美国政治尤其是种族政治逐渐激烈化的当代，体育运动作为种族身份明显的场景，一定会随着时代大潮进一步政治化。而NBA这次三日罢工提供给我们的，恰恰是一种种族政治与劳工政治对接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还很脆弱，哪怕它发生在了收入水平极高、劳资关系极其特殊的NBA，它也将罢工这种社会主义斗争手段重新呈现在了全国观众面前，使它重新成为了政治知识的一部分。这也让未来的种族政治有了一些可以依托的、高知名度的先例，来实现美国激进左翼设想已久的，种族与阶级政治的合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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