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编(摄影)书之难
夏佑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许多摄影书或者画册开本大,用纸克数高,因此入手极重,这本也不例外。八开、很考究的硬面锁线装,内页铜版纸印刷,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完全摊开,跨版照片接缝处印刷完美,没有常见的一条细细的白线或些许画面重叠的现象。油墨没有臭味,裁边整齐,阅读时未见粉末状纸屑落到桌面上——说到桌面,这本书的确只能摊在桌面上翻看。全书将近350页,合拢时长边实际尺寸为27.5厘米,宽24.5厘米,摊开后,底边将近半米长。没有称重,但分量入手可知。
如果不是出版或印刷行业从业人员,读者一般不注意书的开本、用纸、印刷工艺和成书后的轻重,但就是这些与内容无关的物质形态,决定了摄影书与一般书籍的异同。对编者来说,编一本摄影书,这些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封面
本书内页,1950年五一劳动节,群众举着旗帜通过天安门广场。佚名摄影师
本书内页,1956年的中国。摄影师 汤姆·哈金斯(Tom Hutchins)
尽管纸张制造和印刷环节的工艺都有许多进步,但为了表现照片的色彩和影调,有时候还是要选择特殊的纸张、油墨和工艺。摄影书印得又大又重,其实是没办法的事。当然并不是所有摄影书都需要印得又大又重。印刷工艺选择背后,也有许多积习,比如认为照片一定要用铜版纸印刷,摄影书就应该大而硬,诸如此类。积习的由来,有些是因为缺少知识,有些是社会心理学说的集体偏好,有些则是一些滑稽的原因所致。显然,摄影书的分量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换算公式。
本书内页,(左)1959年,在操场上做游戏的中国台湾女学生。摄影师 约翰·多米尼斯(John Dominis)(右)1967年清晨的上海外滩。佚名摄影师
本书内页,(左)1978年,上海黄浦公园里正在拍照的一家人。摄影师 保罗·科克(Paolo Koch)(右)1980年,上海街头的摄影爱好者。摄影师 托马斯·涅比亚(Thomas Nebbia)
本书内页,1993年,北京什刹海体校的“中国体操小将”。摄影师 汤姆·斯图达特(Tom Stoddart)
本书内页,(左)2017年,北京天桥上一位脚步匆匆的行人。(右)2019年,北京雍和宫内新年祈福的人们。摄影师 凯文·弗雷耶(Kevin Frayer)
仅仅在成书的物质形态这个环节,编一本摄影书就意味着编辑要考虑许多稀奇古怪的因素。困难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编一本摄影书的过程中,这个环节的困难还不算特别突出。
摄影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索引,一是个人著作(这么粗疏的分类标准,当然是我发明的)。索引类的摄影书,就是根据题材、主题或某种特定标准,收录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多位摄影师的作品。这类书的目标,是使一般读者能知其大概,让有心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
索引类摄影书主要满足一般读者读图的需求,但对编辑的要求很高:熟悉摄影史是必须的,在照片的年代学、类型学方面,要有充分知识准备;了解照片的所有权、著作权和版权归属,必要的时候能用私人关系获得出版许可;掌握三个方面——摄影器材、摄影师生平和拍摄过程——的历史细节;精湛的编辑手艺,以决定照片的顺序、位置、大小。好的编辑往往都有决断的性格。
这本《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是典型的索引类摄影书,可以用来体会编辑一本摄影书需要哪些方面的技能(此书展示的编辑手法多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考虑到这个题目下积累了数量和类型众多的照片,时间跨度几乎要从达盖尔摄影术发明伊始算起,要做到名实相副,编辑过程想必是困难重重。
本书内页,中国广告牌的变迁。摄影师 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本书内页,1981年,北京,市民在毛主席纪念馆前排队参观。摄影师 焦尔乔·洛蒂(Giorgio Lotti)
本书内页,关于摄影师“观看与被围观”视角的文字与图片阐述。
内容取舍之难,首先难在如此多的图片,其版权必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个人手中,就算编者有世界上最大的图片库支持,也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风险;其次,即使版权易得,有些通常必须入选的照片实际上也无法入选。总之,对这本书的编而言,考虑哪些照片不能入选,应该比考虑哪些照片能入选更费心思。
排除了那些因为版权和审查无法获得出版许可的照片,他才能坐下来,一轮、两轮、三轮地筛选照片,将自己对摄影年代、类型和风格的认识,根据照片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变成连续或跳跃的视觉叙事。
编一本摄影书,很多环节的创造性劳动都容易被忽略。有些摄影师喜欢对编辑说,摄影书的最高成就是还原照片的色彩和影调。其实,通过印刷获得的色彩和影调,并不是对照片效果的还原,而是一种不同的工艺创造的视觉效果。编辑要对每个环节都有把握。但在编书的过程中,经常有些环节是编辑不能把握的,这和编辑的能力无关,但责任却要编辑来承担。本书内页
本书内页
本书内页,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摄影师 约翰·多米尼斯(John Dominis)
本书内页,1980年,一位女士在上海豫园内拍照留念。摄影师 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
编到后来,他的心气和精力也许只能支持他勉力把这件事做完。这就是编辑的命运。
具体到这本书,即使是那些关心摄影书编辑方式的读者,也很难体会到编书之难,他们能看到的只是编者依据的标准和他所施展的手段,并因此中流露出的自信(以及书的尺寸与重量)而心生畏惧。
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郑梓煜 编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6月第一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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