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中超应该加入吗?

大江晚报 2020-04-07 00:44 大字

3月30日,河南建业队球员陈灏(前)在训练课上。当日,中超建业队举行以体能恢复为主的训练课。

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尤文图斯、巴塞罗那……这是一份不断增加的“足坛降薪大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中是否会出现广州××、上海××、北京××等名字呢?

疫情肆虐,全球职业体育赛事遭遇重创,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让从业人员痛彻心扉。目前已有多支德甲、西甲、意甲球队颁布“减薪令”,财政危机甚至波及足协,澳大利亚足协70%的员工暂时停薪离岗,乌拉圭足协临时解雇所有工作人员。

那么,同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中超联赛和俱乐部,是否也会降薪?新华社记者近日多方采访,梳理了有关中超降薪的各种声音。

俱乐部:痛并纠结着

亏到心痛,不愿出头,也不方便出声。这是中超俱乐部相对普遍的心态。

收入为零,纯支出——青岛黄海俱乐部总经理孙迪曾对媒体这样形容俱乐部近期的状态。“联赛不开打,招商赞助就举步维艰,就很难很难,然后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卖也都是停滞的。所以说俱乐部原本还可以有一些收入,现在就为零,真的纯支出了。”此外,许多外援、外教由于疫情原因还没归队,但俱乐部依然需要支付酬劳。

这也是中超俱乐部面临的共同困难。

尽管如此,不少中超俱乐部在接受采访时都表态暂不考虑降薪。某中小俱乐部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降薪问题,新赛季还没开始,特别是有保级任务的俱乐部,如果球员因为降薪问题出现抵触情绪,比赛失控,那就得不偿失了。”

一支近几年冲超成功的俱乐部虽然表态“倾向于降薪”,但又提出,还是要看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政策,如果有,俱乐部会参照执行。

有消息称国际足联将于近日出台关于降薪的建议,中国足协方面则还没有公开发声。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组织俱乐部管理层和球员代表一起商讨,“个人建议先设一个保底,有一个基础保障,剩下的工资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联赛恢复了100%那就发100%,70%就发70%”。

球员:中欧应有别

作为可能的利益受损方,球员怎么看?从新华社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不少国内球员并不太愿意接受降薪,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表态。

一名老牌俱乐部的队员表示:“俱乐部还没聊过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汉卓尔队的艾志波算是少见的公开发言的球员。他在社交平台主张减薪应“中欧有别”——中超俱乐部营收不主要靠转播分成和俱乐部周边,疫情短时间内难以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欧洲球队球员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国球员大多仍在集训;合同中相关条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据。

的确,中超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俱乐部受停赛的冲击不同于五大联赛。足协曾公开的一份职业俱乐部财务成本分析显示,2016赛季中超16支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39亿多,收入64%来自商业赞助。

至于艾志波列举的第二点,大多数人仍坚持训练,也是很多球员反对降薪的理由。有球员就表示:“从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随着俱乐部训练,按时出勤,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外,据其他媒体报道,也有球员认为适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还能不能支撑得住?如果说降薪能够让企业运转得到缓解,那么接受降薪就是与俱乐部共患难吧。”

球迷:薪资早就该降

在球迷之中,综合网民评论以及记者的采访,主流声音倾向于“该降”,且“早就该降”。

在PP体育及网易发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里,71%的人认为应该降薪,16%认为需要看具体损失。支持者的观点是:“没比赛就要减收入”“和疫情没关系,本身就应该降”“正好是个全面降薪的契机”。

中超球员身价虚高问题早就存在。在“体育情报”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体育薪资调查报告中,中超以120.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领域第六,仅次于五大联赛。足协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对俱乐部薪酬等进行限额。

足协内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这个机会把薪酬标准调下来,对于中国足协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除了高薪引发的关注,还有球迷认为疫情期间降薪意义不大。“欧洲降薪考虑的是降低运营成本,避免亏损,中超有不亏损的吗?”

呼唤联盟 共度时艰

“俱乐部和球员,在劳资关系上可能有一些对立,但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总裁张庆说。

他认为,从俱乐部购买的角度看,付给队员的薪资是通过出售竞赛表演性产品来获取转播收益、门票、赞助等,若赛事缩水,收益必然缩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适当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为球员也可以表达这样一个姿态。”

体银商学院联合创始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安寿志也赞同“共同体”的观点,表示:“鼓励球员适当考虑俱乐部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与俱乐部共度时艰。”

但降薪最终能否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说不准,毕竟中欧足球生态逻辑、谈判机制等都有不同。

降薪是个复杂的决定,如果最终施行,协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当前缺少一个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疫情下更加凸显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联盟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来说,安寿志介绍,如果球员合同有约定不可抗力或时势变更的条款,俱乐部和球员可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当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主动降薪。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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