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不是选择项
□江丹
前不久，孙杨兴奋剂事件引发热议。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已经作出裁决，说明孙杨并没有兴奋剂违规行为，并称对违禁物品和方式的使用持零容忍态度。兴奋剂一直是竞技运动中的敏感词，极为容易制造丑闻事件。事实上，从使用兴奋剂到禁止兴奋剂，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兴奋剂一度是奥运会赛场上的合法药物。德国作家诺曼·奥勒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如是写道：“首席化学家豪席尔德博士听说，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一种名为苯丙胺的药物十分走俏，它是从美国进口的畅销品，当时还属于合法兴奋剂的范畴。”
除了运动赛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也有兴奋剂的身影。兴奋剂可以消除疲劳、刺激精神，对于需要日夜行军或者守卫阵地的军官和士兵而言，它甚至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军需品”。比如一种比苯丙胺药效更强烈的甲基苯丙胺，能提高思维速度，增强肌体活力，“可以让人在没有明显疲劳感的情况下连续工作36-40小时”。战场上的年轻人们靠它来应对战争压力。
不仅仅是战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也时常出现甲基苯丙胺。据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的介绍，这种兴奋剂的适用范围几乎涵盖了人们可能产生的任何不适：“晕船，恐高症，花粉过敏，精神分裂症，妄想症，抑郁症，情绪低落，地位障碍，等等。”
强烈的精神亢奋掩盖了人们的不适感，病症却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可是人们无法拒绝这种短暂的舒适，更未意识到需要为之付出更大的健康代价。据奥勒的描述，那时候，更年期妇女服用兴奋剂的样子就像是吃糖豆一样，而还在产褥期的产妇也会服用兴奋剂，“不让自己因为婴儿的哭闹和频繁哺乳而烦躁”。甲基苯丙胺还会被添加进巧克力中，使得巧克力在美味之外也有了提神的功效。
因为服用这种兴奋剂，人们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遭到了破坏，有人因为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也有人因此出现抑郁症状。“嗑药时间越长，大脑中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就会下降，人的感觉就会随之变差，然后只能通过加大服药剂量来加以平衡，并由此陷入由药瘾导致的恶性循环。”奥勒写道。
可这并未成为后来者的警戒，相反，兴奋剂在战场上的兴奋表现成了它在运动赛场风靡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奋剂受到不少国家运动员的追捧，直到他们亲眼见到其所带来的生命危机。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一位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因为服用苯丙胺，在比赛途中死亡。1968年，奥运会终于启动兴奋剂检测。而在其他的运动领域，兴奋剂依然在被使用，1970年代法国的一场足球比赛现场，一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因为服用苯丙胺，突然倒地而亡；1980年代，德国一名七项全能运动员也猝死，其生前注射了400多次兴奋剂。在运动赛场上，总有兴奋剂丑闻，更不乏兴奋剂悲剧。
显然，兴奋剂不仅影响了运动比赛的公平和公正，还危及到运动员的生命，歪曲了体育运动本身的意义。兴奋剂的危害众所周知，可直至今天，依然有运动员以身试险，为了运动奖牌背后的至高利益向兴奋剂伸手，而科技的不当使用也正在让兴奋剂在运动员身体内的存在更加隐秘。
其实，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对这种强加兴奋的兴奋剂提高警惕。无论是提高生活质量，保持创作精力，还是增强运动体能，兴奋剂都不应该出现在可选择的选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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