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研究所新书分享会·我读 | “走出去”和我的学术路
【编者按】
由澎湃研究所编辑部主编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新书《改革中国：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已出版。赵鼎新、周晓虹、张军、周黎安、刘守英、田国强、吴晓刚等16位学者或从自身经历，或从学术研究，表达了自己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理解和感受。在新书出版之际，澎湃研究所将于11月15日举行新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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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澎湃研究所编辑部邀请了三位70后、80后和90后，与书中50后、60后作者一样，这三代人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同样有着各自年代的解读。今天刊发第二篇，80后眼中的改革开放浪潮。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愧于奇迹一词。如果有人想要理解中国四十年的成就在哪，原因为何，又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改革中国：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下称“《改革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这本书最有意思的是，开篇是一系列社会科学领域的执牛耳的前辈的故事，而后的文章才开始转向具体话题和理论，从经济发展，社会分层，到留学移民，政商关系和反腐败。这种安排让我们将“改革开放”从一个冷冰冰的词给拉回到生活体验中来，更好地引导我们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历史洪流，制度变迁，社会结构转变里慢慢品味。当澎湃新闻的朋友邀请我写这个书评的时候，特意提了一句，“写书评的有70后了，有90后了，你是80后，齐了”。我虽然不敢做80后的代表，但是作为一个出生在沿海地区的80后，倒是赶上了许多改革的转折点。读《改革中国》的过程让我突然有了一个停下来歇口气，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再把它塞到自己的研究里去的机会。回忆起来颇有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的感觉，感慨不已。
格伦·埃尔德在他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们》里强调了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生命历程 (life course)，一个是生活机会 (life chance)。经济社会状况会对处在特定生命历程阶段的人造成特定冲击，亦或是提供了生活机会，从而对其一生都产生长远的影响。《改革中国》开篇的几位老师都是50末60后，知青岁月后正当青壮年，教育改革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生活机会。70后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粮票到现金，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了崭新的就业机会。对于90后来说，改革已经减缓，开放还在继续，拔地而起的高楼，日新月异的城镇化也许是他们最浓重的印象。对于80后来说，体会和影响最深的也许是从改革走向开放的颠簸道路，外企涌入，国企改革，下海下岗。而对我自己来说，开放的第一节课是出去看看。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公派去香港工作。家人分隔两地固然令人伤心，但对我就意味着每年3个月的探亲签证，和充满了零食和新鲜的世界。还记得妈妈常带我去时代广场，看大钟里准点跑出来的机械的小鸟和小丑。老豆说，报纸上写香港领先国内二十年，那么有可能三十年后福州就能赶上香港了。也正是在香港，我第一次听到改革过程中的寻租故事。其时，国内不能直接进口轿车，需要从香港转口。一辆日本车到港二十万，有官员如果能从省里拿到进口指标，卖一辆车到国内就能赚20万，这个钱当时可以在福州买三四套房子。
数年后老豆项目结束回国，却不再适应体制内的死板和人浮于事，毅然选择下海。用移民研究的术语说，他也算是个海归企业家了。老豆是那种大概率不会被学术研究所关注的样本，至少不会出现在我自己的研究样本里—— 一个不成功的海归企业家：开过超市，做过生意，却毫无起色，于是我们家生活水平也就像海浪上的小船一样，起起伏伏。海归企业家所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法律法规，管理方式，潜规则到政府部门效率，不一而足。所以当我开始着手研究海归企业家的时候，毫不惊讶于他们失败的概率之高。所幸，那几年间在香港的短暂生活给我所带来的见闻一直激励着我要努力走出去。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想要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也许是小时候这一段起起伏伏的经历给我带来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好奇，大学一熬到毕业我就把四年学的码农知识丢过一边，扭头学起了社会科学，搞起了中国研究。研究中国给了我一个好机会，真正开始理解我们家在改革开放中的经历，反思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场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高速发展，还有更重要的，思考为何在一些人看来改革开放停滞了。
对这种富有实验主义精神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的发展最有力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当属许成刚老师的分权的威权制度。《改革中国》书中周黎安老师文章所说的晋升竞标赛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GDP竞标赛为地方官员带来了发展的动力， 另外财政上的分权则给地方官员带来了足够的自主性(autonomy)，再加上耿曙老师文章所述富有中国特色的动态的政商关系，使得地方发展型国家成为可能。在地方发展型国家模型中，官员，地方经济和企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日渐带来问题。在书里田国强老师概括了三点改革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经济结构有问题，公共物品提供不足，政府的习惯性干预。换句说，改革停滞了。《改革中国》整本书唯独缺一篇文章来反思为何改革和开放在四十年后停滞不前。也许这个答案就在地方发展型国家的模式本身。中国的地方发展型国家模式遇到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因为土地财政造成的制度创新惰性。在改革的初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政策创新，比如更好的法制和市场化机制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改革得以不断向前。然而在分税制之后，作为补偿地方财政缺口的土地财政成为了新的钱袋子，地方政府可以轻松地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很多投资都成了形象工程，这同时也严重损害了GDP为纲的晋升锦标赛的有效性。四万亿刺激计划加速了这一过程，在过去的十年间政府投资的边际收益变得越来越小，难以持续。二是内嵌的自主性 (embedded autonomy) 逐渐被腐蚀，政商关系向庇护关系转变。多伦多大学的王慧玲认为随着私有化的进展，官员们失去了对主要经济资源的垄断，这个问题随着土地进入市场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随着国企的壮大和土地财政的发展，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利益捆绑严重，随着反腐败运动的开展，最近几年，官员不作为的情况更加严重。
解决改革停滞的问题有两条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最近几年占统治地位的声音是要走一条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道路，比如大部制改革。顶层设计风生水起，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往四十年经验教会我们的另一种可能性，重塑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更多的实验空间。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回想起老豆那年说的话 ：“三十年后也许福州就能赶上香港了”。他说对了一半。福州的楼的高度已经快赶得上香港，商场里国际大牌应有尽有，电子通讯，手机应用比起香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说中的是，制度上的鸿沟仍然在那里，斑驳的边缘已经渐渐长出霉点，而2018年就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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