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商业价值，需与集体利益和谐共赢
□黄一可
雅加达亚运会200米自由泳决赛，孙杨完成了自己的“全满贯”目标，这位泳坛超级偶像再次让国人振奋了一回。但赛后的领奖台上，他没有穿中国体育代表团主赞助商的运动装，而是穿上了中国游泳队以及自己签约品牌的运动装，一时间引发争议。有人认为孙杨“不遵守规则，凭什么搞特殊”，也有人认为他为国家争得了那么多荣誉，充分寻求自己的商业价值无可厚非……
实际上类似的冲突在国际体坛早已有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站上冠军领奖台的美国“梦一队”的球星为了不损害自己代言的赞助商利益，故意翻折衣领、披挂国旗，遮挡住衣服上美国队的赞助商商标。去年的全运会上，作为颁奖人的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让周琦、郭艾伦等人拉好衣服拉链，指出了运动员想露出个人赞助商标识的小心机。C罗在2016年与阿迪达斯赞助的皇家马德里续约时，仅因为在续约仪式上佩戴了耐克的眼镜，就遭到球队的处罚……
据来自业界的估计，2017年市场规模为2000亿元的中国体育用品市场，有望在2020年突破2500亿元。越是优质的运动偶像，越会成为赞助商争夺的焦点。尤其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像姚明、刘翔、李娜、林丹、孙杨、张继科这样的超级偶像，其商业价值更是成倍增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出现矛盾自然就在所难免了。赞助商和赞助商之间，运动员和管理者之间，必然会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在中国水上军团，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商业博弈更是早已有之，从早期的田亮，到如今的孙杨、傅园慧、叶诗文，或多或少都因此与管理者产生过龃龉，宁泽涛更是因为对抗手段过于激烈，直接被国家队除名。
既然体育偶像的商业价值完全体现在运动员本身，那为何不能由运动员自由选择，以保障运动员的利益呢？在中国现行机制下，绝大部分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培养的，因此他们在实现自我商业价值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集体的利益。当年的刘翔和姚明，所有的商业收入，都需要按照比例上交给国家体育总局。如今，随着社会意识不断进步，尤其是在体育职业化浪潮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商业价值不断飙升，让大家已不再像10年之前耻于言利，更不会因为追求个人的合理利益而被千夫所指。因而赞助商之间的纷争，最终大部分还是会落到谈判桌上。孙杨和林丹等“特例”的出现，已经让人看到，国内的顶尖运动员其实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追求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
必须承认，这一部分能享受“特例”的运动员是极少数的，他们不仅是世界级顶尖运动员，而且个人形象、所从事运动的影响力都能成为商业推广的绝佳载体。前两年易建联的“脱鞋事件”，就是个人商业价值与联盟商业价值出现矛盾的突出体现。最终，CBA公司让步，允许易建联、郭艾伦两人可以穿着非联赛装备赞助商的球鞋参赛。林丹在赞助商的选择上被中国羽毛球队允许“单签”——他可以采用球衣和球具赞助商相分离的办法，但个人需承担在国家队期间使用场地、教练、医疗恢复资源的相应费用，他还需对国家队主赞助商的受损利益进行补偿……按国际惯例，运动员个人和团队可分别拥有商业合同。不过运动员“单签”涉及个人、团队的利益平衡问题，在透明、公开的规则仍未确立前，能否解决好类似的矛盾，取决于各方的决心和妥协的余地。也许，林丹的做法是现行体制下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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