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足球》：作为男性化运动的足球
“（5月）俄世界杯举办机构“强烈警告”LGBT 球迷：不要“在公开场合暴露性倾向”，否则有可能遭到猎杀和刺伤。足球支持者联合会表示，为确保人身安全，同性恋球迷应注意言行，不要在公共场合牵手或与伴侣举止亲昵。俄”
这则新闻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俄罗斯从政府、法律到宗教文化的恐同倾向；二则是“警告”在足球世界杯期间变得更加“强烈”。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足球是一种男子气概要求十分严肃和严格的体育运动，这并非最近几年的新鲜产物，而是——按照戴斯蒙德·莫里斯于《为什么是足球》一书中的观点——从其根据远古人类的狩猎传统中诞生之初就已经流淌在其血液之中。而这一点不也就是莫里斯此书的最重要（且隐秘）的预设吗？莫里斯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在其结语中，他第一句话便指出了足球的这一本质：“充满仪式性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体育运动。纵观整部书，如果对足球世界一无所知之人一定会以为这个世界上踢足球的都是男性。
正是莫里斯所选择的观看和研究视角（这一点或许与他自身的一系列个人因素相关）使他得出了足球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活动，因此那些足球运动员便是“现代的狩猎者”。并且莫里斯还指出“每一个足球活动中心、每一家足球俱乐部的组织形式都像极了一个小型部落”，在两相对比下，“一个部落该有的领地、长老、巫医、英雄、追随者和其他各种部落成员一应俱全”。因此在其其后对于足球运动的各项分析中，“部落”便成了他所使用的最基本参照系。
莫里斯在《部落之根》一章中首先简略地描述了远古人类的男性狩猎活动，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空下失落、变体与传承，从古罗马的斗兽场到19世纪的诸多竞技斗兽活动以及其后诞生的现代足球运动。因此，在莫里斯对于足球之根的梳理中，狩猎活动便成了最基本的起源，而由于这一活动由男性完成，因此其后无论它如何变迁流变都始终为男性所主宰，而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单性群体。这一过程我们几乎能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以及盖尔.卢宾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中看到相似的路径，即部落中掌握权力的男性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地位，从而把女性作为可以流动的商品，通过其作为中介而达到不同男性权力者之间的联合与对于其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传播。按照莫里斯对于足球运动的“部落起源”的探索，我们看到的不正是同样的历史过程吗？但莫里斯在此书中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我们根据约翰·伯格对于艺术品观看之道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随着人们所使用的观看方式与手段（框架）的不同，我们会看到事物以及历史截然不同的一面。这也就是画家大卫·霍克尼所发现的，西方绘画形式的变迁与观看方式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莫里斯的书中，作者所选取的观看路径是可以被清晰感知到的，即传统白人异性恋男性视角。通过这一“管”，莫里斯所窥到的足球运动便是男性的、仪式性的、战斗的、英雄的、宗教仪式的等等。但当我们站在另一个位置，利用另一种框架之“管”来看足球运动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与之不尽相同的图景。
在2015年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内》中，男性气质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说：“你在美国任何一个有大群男孩玩耍的操场转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能立刻挑起一场战争：“你们这儿谁是娘娘腔？””男孩们会立刻指向彼此，并且严厉反驳他人对于自己的这一看法。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孩们如此害怕被称作“娘娘腔”呢？这一恐惧不仅仅只存在于小男孩心中，更存在于那些参与了足球运动以及许多喜爱这项运动的男性心中。莫里斯在提及球场中时不时出现的喝倒彩的球迷们时指出，一些人的辱骂便直接与“娘娘腔”（sissy）或“基佬”（faggot）有关；而许多球员同样对于任何可能体现出非男子气概的关于足球的改动都十分警惕，如所谓的“北方的糙汉子觉得这种飘飘荡荡的球服根本遮不住身体，看起来十分柔软，甚至有些“娘娘腔””。从“飘飘荡荡”到“柔软”到“娘娘腔”，这不正是西方文化中最为主流的性别气质建构吗？即女性化的、娘娘腔的东西都是软弱和感性的，无法与坚强、阳刚和理性自制的男性气质相比。
莫里斯在书中多处提到了存在于足球运动中的这一对于女性化、娘娘腔、基佬等性别气质的辱骂、污名和排斥，但在莫里斯看来，这似乎并非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而在他对于足球运动的男性化的观点中，这一点或许是举足轻重的。当莫里斯形容足球部落时，他经常把狩猎、军队、君主和父级组织等词语交互使用，从而界定足球部落的本质，即排斥一切与女性化和基佬有联系的文化与事物。因此，使用什么颜色作为球服也自然成了这一排斥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在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与相关足球组织都提醒同志球迷要注意安全，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同志威胁到了足球运动的这一本质，即异性恋世界所建构（和想象）的同志群体是女性化与软弱的，会破坏这一阳刚、强壮的男性主导的运动。
今年的一场比赛中，C罗被冲入场内男球迷强吻
R.W.·康奈尔在其《男性气质》一书中指出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男性气质，其中在当代社会占据主流的便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在这一男性场域（field）中，它占据着霸权位置，而成为打击和规训其他男性气质的主要手段。在莫里斯看来，足球运动以及参与其中的运动员们必然都是努力追求与夺得这一霸权性男性气质位置的积极参与者；并且，也只有当他们把自己当成拥有这一男性气质的男人时，他们才能打出最精彩的比赛。在足球业界的保守派看来，无论是渐渐渗入球场的娱乐气氛还是任何的改良措施，都是“软弱”的，且“被视作对足球运动强硬传统的亵渎”以及“部落长屋里庄严的男性集会就将堕落为安逸的家庭郊游”。莫里斯指出，现代足球运动已经有了许多发展与改变，但他也指出，这些改变却往往并非涉及运动本身，而是相关的足球场所等一系列附庸问题的改变。而对于这一由22个“身着亮丽球衣的男子以狂野的姿态和极度的专注”所主宰的运动却依旧未变。
对于一场足球比赛而言，精彩和赢得胜利是最重要的。莫里斯指出，由于“那些董事和主教练，还有球迷，正是他们要求把获胜当做凌驾一切的头等大事，哪还顾得上什么优雅得体、绅士风度或是体育精神”。正是在这一多方所渴望的目的地催促下，足球运动员只能通过大量的训练与对于技术的掌握来达到赢球的目的。于是健硕的体魄便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在这一对于身体的强制性要求下，出现了现代霸权性男性气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典型符号：肌肉结实的身体。
在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的著作《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体》中，他指出当代粗野、阳刚的男性气质与身体诞生于19世纪末维多利亚式男性气质的削弱，以及劳动阶级粗野男人身份的诞生。由此，中产阶级男性开始觉得这种粗野的劳动阶级男性特质具有吸引力。因此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我们从美国好莱坞男性中发现，肌肉男形象开始受到欢迎，而文雅、瘦弱和绅士的维多利亚式的男性气质则遭到嘲笑与排斥。在这一污名化过程中，女性气质和同志群体首当其冲，成为界定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重要“他者”和界限。
足球运动员为了赢而需要锻炼身体，而锻炼出的强壮身体则成了主流男性气质最直接和典型的符号，因为身体是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建构产物。在莫里斯以及传统对于足球运动的话语（discourse）建构中，无论是狩猎还是战争，都意味着（象征性地）消灭“敌人”。而在关于战争的性别论述中，最鲜明的不正是其对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赞扬和无尽地再生产吗？在希特勒对于军队的论述中，阳刚、坚强、理性和服从命令是其最典型特征，而当希特勒于长刀之夜清洗先锋队时，他对恩斯特.罗姆（先锋队领导者）的栽赃之一便是其发生过同性关系。这一逻辑十分暗合足球运动，因而同志以及同性情欲对于足球运动员而言都是遭到极力排斥的。莫里斯在分析运动员们胜利后庆祝中的拥抱一项时指出，许多业内保守者对此十分不悦，因为“这些身体亲密关系不仅是公开的，而且还是男性对男性的……并被指责太女人气”，虽然莫里斯分析男性间的拥抱并不一定来源于性，但这一同性拥抱却依旧会对球员的男性气质造成诽谤。而一旦某个球员的男性气质遭到质疑，他处于男性群体间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2016年法国欧洲杯期间，巴黎民众竖起彩虹旗支持同志平权
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中借助伊芙·塞吉维克的同性社会性关系的概念指出，处于具有不同等级男性气质群体中的男人为了得到其他男性的承认和接受，就必须要持续地维持自身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否则就有可能遭遇被驱逐的危险。迈克尔·基梅尔也指出，“男人需要证实自己的男性身份，而男性身份的证实需要获得别的男人认可……当男人在男性社会等级中往上爬的时候，他把女人仅仅当作一种流通工具，别的男人的评价才是关键……”因此“男性气质是一种同社会规约。我们考验我们自己，建立英勇的伟绩，挑战极大的风险，只因为我们指望别的男人承认我们的男性身份。”（这不就是足球运动员的故事？）这也不就是塞吉维克于“男人之间”所发现的隐秘的权力联系吗？而在足球运动、在同一足球队伍之中，不同球员之间形成的不也正是这样的彼此监视和彼此制约与规训吗？
这一紧张状况不仅仅只存在于足球运动中，我们在其他许多男性主宰的体育运动以及如军队等社会机构中同样能够察觉其踪迹。这些场所也就是福柯与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巩固和再生产场所。也因此，我们时常便会看到体育界中传出诸多厌女与恐同言论，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为了建构起他们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一切女性化的和同志相关的东西都必然成为“贱斥物”而遭到排斥。但就如朱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这些成为“他者”与界限的幽灵始终都是主流性别气质的威胁，因而也就导致它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便看到暴力的诞生，指向女性化与同志，指向“他者”。
由于占据着支配性男性气质位置的男性群体内部的种种约束，使得厌女与恐同事件时常发生，而同志球员出柜（coming out）也就成了风险极大之事。当美国国家足球队的前奥运球员Robbie Rogers于2013年公开出柜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同志球员以及其他运动员都因为担心于在职时出柜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而选择沉默。在2016年的英国电影《十年带球跑》（The Pass）中，拉塞尔.托维所扮演的明星足球员杰森因为与另一球员的一个吻而彻底改变了他们接下来的生活。杰森选择隐藏，用尽了手段（如雇女性发生关系，并对其录像），饱受折磨和威胁。在“形象就是一切”的体育世界，出柜往往就意味着成为“基佬”而不得不承受来自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压迫与伤害。莫里斯于书中指出一些疯狂的球迷会因为本队某球员的发挥不佳而对其暴力相向，因此我们可想而知那些同志运动员所要面对的压力。
2014年巴西世界杯，波多尔斯基和施魏因施泰格大秀基情庆夺冠
那么存在于足球运动中的这些危害会有改变吗？虽然莫里斯并未对此进行讨论，但我们能感觉到的是，在莫里斯看来，这一对于传统狩猎进行象征性继承的足球运动由于其特定的目的（赢球）和这一根源（狩猎）而使其的改变步履维艰。因为在保守者看来，正是足球的这些特质才使得它令观者血脉膨胀和迷恋不已。因此这似乎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你希望它精彩，却又希望它规矩。当莫里斯讨论足球运动中的暴力问题时，他同样指出了这一困境：足球运动员必须有足够的攻击性，才能在足球场（战场）上打败对手，但这一攻击性又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或许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所摸索的道路，即如何达到某种适当的平衡，以减少伤害。
如今，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的足协或其他体育组织、教练和运动员会积极参与同志游行；而经过长期讨论，德国职业足球联盟(DFL)终于签署了反对歧视同志的《柏林宣言》；英国英足总也于这些年积极活动，支持同志球员出柜；而也是在英国成立了首家同志足球俱乐部……这些新闻与本文开始处所截取的最近两则新闻同时存在。当足球运动中的霸权性男性气质遇到俄罗斯严重的恐同气氛时，一个超级钢铁直男英雄便成了新偶像，而塑造这一偶像的代价便是以暴力手段彻底压制和迫害那些遭到鄙夷与污名的“贱斥物”。在莫里斯为世界上那些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建构一个足球梦，并且指出足球运动对于人类的诸多贡献时，他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存在其阴影下的另一群人所遭受到的伤害。这些人同样热爱足球，但却因为他们的性别气质与性关系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与排斥。
莫里斯用一只眼看到了足球的这些优点与缺点，我们则通过另一只眼看到了足球的另一部分的种种问题。两者都非虚构，并且两者都应该得到重视，或许问题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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