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球到思想史：与阿森纳球迷彼得·沃森同行

彼得·沃森在译林出版社  徐琼玉 摄

出发去接《思想史》作者彼得·沃森的前一天，这本书的责编问我，“到时你打算和他聊什么？”

是个难题。即便能把作者介绍倒背如流，彼得·沃森对我来说依然是个陌生人。

把网上关于沃森的视频几乎看了个遍，在讲座和访谈之外，我试图拼凑出“历史学者”以外更生动的形象。沃森1943年出生在英国的梅里登，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出生那天正碰上空袭，按照当时的法律，家家户户在空袭期间都必须熄灯，但为了迎接新生儿，沃森家亮了灯：他一出生就犯了法。沃森的职业生涯颇为丰富，小时候想做足球运动员，长大学了心理学，之后转而去报社做了记者，因撰写艺术品和古董非法交易的有关报道为人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写作野心和胃口也在扩大，现在的他，是一位有着十几本大部头著作的思想史研究者。他的旅行足迹踏遍全球，但还是最喜欢生活在伦敦……

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书封。

有的事情，只有一起吃饭才能知道

5月6日上午十一点，我们在首都机场接到了沃森先生，之前的一点紧张在打招呼后就烟消云散了。他的行李体积不小，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书店活动、高校讲座等不同场合准备了不同的衣服和与之搭配的鞋，还带了一份书稿校样，“编辑说下周二得交稿”。在坐进出租车的十分钟后，沃森就把我们的个人状况了解了一遍——真是白操心，和一位厉害的前记者在一起，还怕没话可聊吗？准备好回答问题吧！

沃森曾经在《泰晤士报》工作，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有志于将思想方面的成果做成新闻报道的编辑，这让他有机会像采访突发事件一样满世界去采访各种社会学者（sociologist）、心理学者（psychologist）、人类学者（anthropologist），等等。因此，沃森还自创了个词形容自己：“ologist journalist”，专采学者的记者。在接下来几天的相处里，我们发现，即使他如今的写作早已不局限于专栏报道，但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仍然是记者范儿的。每天早上，与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什么新闻？”与人聊天，还会不时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写上两笔。事实上，他的《思想史》等著作的写作，也正是建立在与不同领域学者打交道的基础上。沃森说，很多学者真正有创见的内容并不一定写在书里，所以，“我会请他们吃个午饭”。他是对的。在连续共进了几餐饭之后，他终于从《思想史》作者沃森先生变成了风趣的彼得。

5月9日，彼得·沃森在清华大学演讲。

好的城市，是可以散步的城市

不过，沃森在中国的头两天其实胃口不佳，毕竟他在没有倒时差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紧凑的行程。“我曾经可以完全不受时差影响。”28岁那年，沃森谈过一段异地恋，女朋友住在旧金山，他时常在周末搭特定时段的特价航班从伦敦飞过去，见面时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正好能一起出去吃个晚餐。约会过后，他礼拜天就飞回伦敦，礼拜一又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但现在不行了。你将来也会知道的。”他对我说。

但时差也不影响他每天都喝上一杯。对于做过记者的人来说，啤酒永远是标配。“记者就是在两小时内，就着两瓶啤酒，写完两千字的人。”他如此解释道。而且，当在异国他乡或荒郊野外采访，无法分辨当地的古怪饮料是什么成分时，啤酒总是最安全的。谈到饮酒，沃森还顺带爆了另一位“彼得”的料，英国传记大师、《伦敦传》的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 。“他每天午饭时间就要喝两大桶酒。”“什么酒？”“是酒就行。”据说，阿克罗伊德在写完《伦敦传》后因心脏病进医院，除了因为他为这本书耗尽心血，恐怕还有其他原因吧？

各式各样的鸡尾酒也是沃森的心头好，尤其是威士忌酸（whisky sour）。在南京先锋书店的活动结束后，行程也刚好过半，是时候放松一下了。我们带他去了出版社楼下新开的酒吧，两杯威士忌酸换来了更多故事。从酒吧出来，一起站在路边等车，虽然梧桐树飘下的“毛毛雨”没少让他咳嗽，但沃森依然把南京评为他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中国城市，“这里更像欧洲，有人味儿。”比起北京的通天大马路，南京城墙背后的小街小巷显得十分可亲，能不能散步，是这位Londoner（伦敦客）评价城市的重要标准。

只要在伦敦活得足够久，也许你能认识所有人

“若是你厌倦了伦敦，那就是厌倦了人生。”与沃森同行的几天中，我和同事都开始怀疑，只要你在伦敦这地方活得足够久，也许有机会认识所有人，比如，滚石乐队成员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沃森和他是高中同班同学。毕业后几年，沃森在街上碰到这位玩摇滚的昔日同学，他一边挽着一位骨肉皮走过来，对沃森说：“你要来一个吗？”后来呢？后来，琼斯27岁死在了自家的游泳池里。

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

沃森的太太在佳士得拍卖行工作，在家里，他们总是因为对当代艺术的不同看法争吵。好在他们不会为了支持不同球队吵架，也许那要比为艺术吵架糟糕得多。他的太太和阿森纳俱乐部的主席一起玩桥牌，所以他们经常得到赠票，可以一同去现场支持阿森纳。我想，即使没有赠票，沃森也八成会是阿森纳的忠实球迷吧。在复旦讲座后的晚餐上，沃森和哲学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师热烈讨论起足球，有意思的是，英国喜剧团体巨蟒（Monty Python）的著名短片《哲学家足球赛》也在谈话间“乱入”。有人说阿森纳有“知识分子气息”，但也没法和这部短片里的球队相比。在那场德国哲学家对战希腊哲学家的比赛中，队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场上踱来踱去。

彼得·沃森在南京城墙 徐琼玉 摄

在中国期间，沃森聊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书。当人们问起他为什么会想要写《20世纪思想史》和《思想史》时，沃森总是说起这个故事：“1990年代末，我看了一集BBC对以赛亚·伯林的采访。伯林1904年生于俄国，整个人生轨迹与20世纪大体重合。采访人问他，这一辈子最惊奇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他这辈子最惊奇的事情是他所经历的这个世纪。尽管20世纪在政治上是一场灾难，有着无穷无尽的世界大战、许许多多革命和大屠杀，但是他却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他上了大学，也写了很多关于观念和思想的书。”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政治环境如何，总是存在充满智趣的心灵和突破极限的头脑，是这些让伯林觉得他的一生不至于那么糟。在沃森看来，推动人类思考、生活和共存方式发生改变的，归根结底是思想方面的进展和成就。做过心理医生和记者的他，最终在思想史的写作上找到了更为长久的热情。

在来中国的前一周，75岁高龄的沃森还在巴黎各处走访，也许还包括“请人吃午饭”：下一本书的素材搜集开始了。因为需要频繁出远门，沃森虽然特别喜欢小狗却一直不忍心养一只，或许，这是他钟爱的事业带来的唯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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