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的故事
□姜宝凤
读过白居易《卖炭翁》一诗，那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眼前总浮现出一位站在长安街头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者身影。正如人们所说，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而服装是社会文明的晴雨表。透过历史的镜头和耳濡目染，让我深深感触到服装既是一种记忆，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历史画卷，折射出的是祖国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巨大变化。
小时候，母亲常跟我提起，当年她和父亲是穿着借来的衣服成亲的。那时候生活困难物质极度匮乏，邻居间借衣服是常事，如相亲、订婚、结婚，再或者走亲戚、外出办事、开会等等，凡是一些认为需要穿着体面的场合，都相互借衣服穿。母亲还说，那时我父亲在乡中学任教，有一年荣获了县优秀教师，奖励了一套中山装，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自己穿的时间还没有借出去的时间长，大半个村的村民也不管合身不合身，纷纷来借，经常出现这家刚送回来还没过宿儿就被另一家借走了的情况。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虽然没经历过像父母那个年代借衣服的情景，但自我记事起，家里还是比较贫穷，仅仅只是刚刚吃饱穿暖，没几件多余的衣服，我兄弟三人穿的则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完了母亲再缝缝补补给我接着穿。而父母的衣服，从他们为数不多的黑白老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色调单一、严谨保守，多数是灰色或蓝色的棉布衣，还有几张一看便知道那是文革时盛行的绿军装，款式不分男女，据说这是思想意识的表现。我上小学时比较淘气，经常爬墙上树，衣服没少磨破，那时，每天晚上母亲忙完农活，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补衣服的情景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穿的是哥哥的旧衣服，衣服上补了很多补丁，但这也没什么，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没人会笑话。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心的大喇叭逐渐减少了响彻四方的革命歌曲，继而播报着改革开放的消息。村里几个率先进城打工的小青年，突然有一天手里拎着双卡录音机放着音乐跳着舞回来了，引得我们一帮小孩子跟在屁股后面嬉皮笑脸地边学边唱“迪斯科、迪斯科”。最让老人看不惯的是，这群年轻人有的戴着蛤蟆镜，有的穿着喇叭裤、牛仔裤，还有一位更是令人惊诧地身着一件展开像蝙蝠一样的彩色衣衫。现在想想，正是由于这些前卫的年轻人才引领人们冲破穿衣打扮的禁锢，逐渐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从那一年起，父亲除了精心教书外，家里还饲养起了小猪仔儿，待小猪出栏后，父亲兴奋地抱回来全村第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最令人激动的是，母亲用剩余的钱还专门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都购买了一件崭新的运动服，要知道在那时，添置新衣服都是到过年时才有的事情。记得那天，我大哥穿上运动服后兴奋地说：“我也穿上了中国女排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领奖服啦！”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一曲《春天的故事》唱响大江南北。生活开始富裕了，很少见到穿补丁衣服的人了。此后几年，村里的集市上渐渐多起了服装摊，款式也越来越新潮。以前很多人为了省钱去扯布做衣服，而这时因为买衣服既方便又比做衣服贵不了多少，做工还精细，所以卖布摊和裁缝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的穿着更加时尚了，城乡差距从衣着上早已不能分辨了，每家的衣柜都塞得满满的，春夏秋冬、厚薄丝棉、五颜六色、琳琅满目。我结婚后，在装修新房时妻子唯一向设计师提出的要求就是衣柜一定要多，即便如此，妻子在每次收拾家务时，总是能挑拣出一大堆不穿的衣服，可母亲看看这件拿拿那件都不舍得扔掉，喃喃地说道这生活好得连衣服也放不下了。还好，小区里有旧衣回收箱，母亲一一漂洗后叠放平整放进去。
俗话说，盛世有华服，太平舞霓裳。服装的功能从早期的御寒、遮羞，演变成为人们精神追求和时代风貌的载体，历来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记录。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服装这颗折射了万千斑斓色彩的水滴，就能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70周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老百姓的生活因着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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