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离任　看民心向背

登莱夜话35

殷成明

为官者，有上任则必有离任。古往今来，对上任者，民众往往都是抱有许多期待；而对离任者，民众心态则往往是千差万别：或美言褒之，或恶言斥之，或上奏朝廷以求其继续留任，或群体上诉以求惩其恶行。为官者在离任时，对其在任期间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上级的结论固然重要，而民众的口碑才是真正的试金石。

打开登莱地区史籍，可以看到很多被百姓称颂敬仰的好官身上发生的故事。

崔恭，广宗（今属河北）人，明正统元年（1436）丙辰科进士，授户部主事（正六品）。正统十二年（1447），擢升莱州府知府（从四品）。当时，莱州被称为“难治之地”，令很多来此任职者都深感头疼。崔恭到任后，大兴“六事”（辟田野、增户口、平赋役、息盗贼、和军民、简词讼），尤其重视学校建设和教育。正统十三年（1448），莱州地区因旱灾、蝗灾导致严重饥荒。在多地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绅民们商议请知府大人报请上级批准打开官府粮仓，救济灾民。其实，崔恭早已将此事紧急上报了，只是批复迟迟没有下来。面对日益严重的饥荒，崔恭坚定地说：“等到上报批准下来，恐怕百姓就要死光了。不用等了，开仓发粮六十万石，越快越好！”同时，他还说服各地富人出粮出钱赈灾；并上奏免除胶州、即墨等地农民的田赋。由于赈灾及时、措施得当，莱州人民顺利度过了这次灾荒。

昌邑县有两个童子，一个叫史奇、一个叫李春，二人因传播谣言而被捕入狱，山东按察司佥事古镛非要判他们死罪不可。崔恭对古镛说：“他们只是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谣言！”他“力辨其枉”，终于将两个孩子从牢狱中救出，并且送他们到学堂读书。

据《明史》记载，崔恭任职莱州知府后，“居府六年，莱人以比汉杨震。”当时莱州民间有“古有杨震，今有崔恭”的歌谣，人们将他比作著名的“四知太守”、东汉时期东莱郡太守杨震。明代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珝说，崔恭任职莱州，“六载之间，威惠大行，美政播在人口，不可枚举，百姓爱之如父母”。莱州人民为了纪念崔恭，在他离开莱州后，“立去思碑于杨震祠中”。之后，崔恭历官湖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吏部右侍郎、吏部尚书、参赞机务。后来，莱州人又将明弘治年间百姓拥戴的莱州知府李楘去思碑立于杨震祠中，这里就是明代莱州著名的三贤祠。明万历十六年（1588），上海县人杜时腾出任黄县（今龙口）知县。他到任后发现大狱里七个人中有二人“情属可疑”。其前任因无法查清真实案情，所以将这二人一直关在狱中。于是，他立即深入调查，“反复推讯，卒伸其怨。”据清乾隆《黄县志》记载，杜时腾离开黄县160多年后，“黄人至今称道其事”。杜时腾任职三年期满，不忍告别黄县父老。临行前，他赠送给当地里老每人一柄扇子，并为每扇亲笔题赠表达自己深情的诗作：

留别父老

三年休养吏，一旦别离情。

税事须先足，田原宜早耕。

身家忍处保，衣食俭中营。

回首云山隔，飘然两袖轻。

杜时腾告别黄县时，“士民扶老携幼拥送，泣不忍别”。

清朝康熙年间，栖霞县城里有个叫牟国珑的人，童年因父母早逝，依靠长兄、嫂生活，度日艰难。他37岁中举，44岁晋进士，52岁出任直隶省冀州南宫县（今属河北）知县。南宫县靠近漳河，其西境迭遭水灾，百姓深受其苦。牟国珑一上任，便免去灾民征赋的十分之三。不久，又解囊垫赔一千余银两，并从官府粮仓贷给灾民若干粮食，以保民众谋生自救。此举受到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嘉奖，更为当地百姓交口称颂。

牟国珑刚直不阿，秉公执法，曾以“侮辱乳母”罪依法严惩了某权贵的亲属，某权贵也因此对他记恨于心。他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乡试同考期间，某权贵挟恨诬陷他营私舞弊于吏部，遂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遭贬解职归田。

据清乾隆《栖霞县志》记载，牟国珑告别南宫县时，当地百姓十里相送。十三年后他在栖霞县老家病故时，南宫县仍有绅民数百人不远千里，“走吊于栖霞”。

明、清时期宁海州有三位非常受百姓爱戴的知州，一是赵通；二是李湖；三是胡道垠。

赵通，广东饶平人，明代正德年间任宁海州知州。此人“廉正有为，爱民好士”。他对属下要求也非常严格，部下从来没有敢以权谋私的。每月初一和十五“视学”，他必定是清晨四五点钟就赶到学堂，让学生提出疑问，亲为讲授，“士民爱敬之”。后来，他遭人诬陷，被罢去知州官职。“士民哭泣留之”，并先后三次上奏朝廷，以求雪冤，但终未能还他一个清白。后来，继任者胡世忠已来宁海州上任，而当地百姓仍坚持要赵通留下。赵通一边安慰百姓，一边哭着向大家告别。前来送行的百姓挤满了道路，致使他无法前行。许多百姓知道他为官清廉，回家路上没有盘缠，都争相送钱给他，而他“一无所受”。赵通走后，宁海州民众在州城门外为他立一石碑，上书：“爱民赵公去思碑”。

李湖，江西南昌县人。清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进士，授武城县知县，后调任郯城县知县。乾隆二十年（1755），擢升宁海州知州。到任后，李湖“兴利除弊。益于民者，未易殚述”。他还根据宁海州山多的特点，发动民众植柞养蚕，并规定：“严禁樵苏作践。如违，照伤损禾稼惩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宁海州的蚕茧产业获得了重大发展。蚕茧产业的发展，又推动了丝绸加工业的发展，因此也成就了后来闻名中外的“宁海丝绸”。乾隆二十六年（1761），李湖升任泰安府知府。他告别宁海那天，“州民送者遮道”。后来，宁海百姓又为他建立祠庙，加以奉祀。

胡道垠，湖北孝感县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任宁海州知州。他到任后见城垣破败，百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就立即着手筹资修建，但不向普通百姓收一文钱。历时两年，工程竣工，因其“纤毫不扰民”，所以当地乡下很多人竟然还不知道州城里大兴土木修城墙这件事。嘉庆十六年（1811），当地“夏旱、秋大水”，第二年春又“大饥、大疫”，饥荒、瘟疫祸及全境。面对百年不遇的灾情，胡道垠心急如焚，“多方筹赈”。他一方面向上级申请平粜仓谷、缓征税赋；一方面带头捐俸，并召集士绅捐俸、劝捐，筹集资金从辽东运粮。同时在各乡社设粥厂，煮粥施赈，“自十一月设厂，至十七年（1812）五月讫”。无数百姓因此保住了性命，然而，胡道垠却因“日夜焦劳，故年未四十而鬓发浩然”。

嘉庆十八年（1813），胡道垠“调署胶州”。他告别宁海州时，前来送行的百姓“迤俪五十余里，遮留几不得进”。为了纪念这位心系百姓的好官，宁海州民众为胡道垠立去思碑，并在他离开宁海州25年后的清道光十八年（1838），将其肖像“祀于塔寺右八蜡祠，又立木主于遗爱祠”。

乾隆《黄县志》云：“亲民之官，莫如县令。县令之任职在爱民，若能蕃民之生、重民之事、恤民之患、厚民之俗，斯其德泽在当时，而声施后世焉。”其实，为官者岂止“县令”，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令”。当然，自古以来，为官者绝不都是地方史志里记载的像崔恭、杜时腾、牟国珑、赵通、李湖、胡道垠那种“亲民之官”，实际上也不乏害民之官、伤民之官、欺民之官、诈民之官、苦民之官、穷民之官，等等。那些罔民之生、轻民之事、漠民之患、薄民之俗的“恶官”，其祸患在当时，而名声无疑亦施于后世。千夫所指，万人唾弃，是这些“恶官”应有的下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所有为官者都能以古为镜，坚持清、慎、勤，做“亲民之官”。待到离任之时，都能像崔恭、杜时腾、牟国珑、赵通、李湖、胡道垠那样，百姓“十里相送”，“送者遮道”，“泣不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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