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大立人的“天问”
苏宁 文/图
观察青铜面具、青铜像、青铜大立人像的五官布局，变形的双目、立耳、阔嘴，大多呈几何形，眼部造型大多指向天空。当这些面目相似的脸部集中在一起，我们看到一种似乎“天问”般的茫然神色：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三星堆文化的美隐含在宗教与神话的古史系统之中，可以在巫术与神话中溯其渊源。如果把神话看作人类的启示录，三星堆文化正是这部启示录的图像化。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0.8厘米，两手弯曲呈抱握状,作为三星堆代表性器物，在同时段的考古遗存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例。青铜大立人像代表的是谁呢？
它是蜀王柏灌？
青铜大立人出土时从腰部断为两截，有明显被砸痕迹。身躯细长而挺拔，面部五官同样具有方颐、直眉大眼、阔口等特征，有考古学家将其界定为蜀王柏灌。“铜立人的外套上衣绘有四只大鸟纹，其形象与金手杖上的纹饰类似……这件交领左衽短袖外套，或可称为柏灌服，穿着此服者就是蜀王柏灌本尊。”青铜大立人用于祭祀，说明鱼凫与柏灌两代具有继承关系。立人身体造型、身体上的鸟及多种动物、花纹图案纹饰环绕于挺立的姿态之中，呼应着全身的节奏，符合宗白华先生所言，中国艺术“自有它独特的宇宙观点与生命情调，一贯相承”。在我看来，这样一尊具有罕见气质的大型铜像，将其归为某一古蜀王是不够的，在它的背后一定代表着一个神妙莫测的世界。
三星堆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原始宗教思想，青铜大立人呈现出神性的直观性。从其设计理念来看，应是一尊通天神灵，通体夔龙的尊贵纹饰，双手环抱的圆状物体，可以设想为太阳器之类的通天神器。在这样的器物中传递出的信息，不可能指代现实中的人，哪怕贵为王者。它身上神性物质太多了，甚至头上戴的顶冠，也是类似眼睛一类的神物。
再从形态和功能上看，三星堆青铜面具、铜像几乎都属于人神不分、人兽不分的范式，其抽象性指向了人神同体、人兽同形的特殊符号。三星堆文物显然留有石器时代的原始特征，它是为宗教目的而作，并非为审美目的而作。但是，由于艺术本身便起源于为情感创造符号形式的活动，宗教亦需投入情感创造，赋予造型理念，只有靠情感内趋力的构造活动，才能发现宗教的力量。在这一点宗教与艺术同一。三星堆大立人像堪称古蜀人艺术想象所能达到的完满形态，也是人的宗教信仰所能产生的虔敬情感载体。
它代表巫师祭天？
三星堆既有代表王权的金杖，也有代表神权的青铜大立人。据史料记载，殷商时代或更早时期的祭祀礼仪、祭祀制度、祭祀器物，往往来源于从远古社会流传下来的对天命的恐惧与敬畏。巴蜀历史上的巫师有耆老、鬼主、樊绰、奚婆等。在原始宗教早期，图腾崇拜和鬼神崇拜盛行，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名号。原始社会中期以前，祭祀都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进行，祭师实际上是由氏族、部落酋长担任。原始社会中晚期，酋长和巫师合一的基础上产生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巫师借通神而施行政治统治、“假鬼神”以使部落为之屈服。三星堆文物所呈现的巫术信息，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巫师沟通人神，通过其主持的祭祀，将人们对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控制因素的畏惧转化为对神秘事物的崇拜。
从三星堆文物中可看出对祭天的重视，无论是玉器中的玉琮、玉环、玉璧，还是青铜器中的太阳轮等，都有明显的祭天信息。天是什么？从对《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以至殷墟卜辞的研究，可看出先民信奉的“天”，并非自然之天和规律法则之天，而是有自由意志的神，是万物的本源。它是造物之天、化生万物，是人祈福求德的神性依据，是没有人格化的人格神。三星堆文物呈现的巫术活动所祭之天，就是这样的神性之天。古代中国人把人世的一切都说成是天命所定。人与天的关系在于“制天命而用之”，大立人应该具有这样的作用。神、巫、人三位一体的巫师使自己成为“天”的代言人时，正是三星堆祭器神秘力量的来源。
青铜大立人既有体现在器物上的客观的符号特征，又有飞升上天的境界。它与祖先神接通，借助图腾符号投射到器物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神的人格化导致了神的人形化，“最初的神”即是具有人形化的神，大立人及三星堆铜像、面具等构成的神像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人们从它身上能返观自身，又能观照到远古神灵的影子。
它是具有人形的神灵
古人有用塑像祭天、祭祖的习俗，《史记》称之为“祭天金人”。三星堆的大小青铜人像、神坛上的立人像，都与“祭天金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为什么要用“金人”或者铜像来再造偶像？因为神是超实体的存在，是一种无形的观念。但是祭天也好、祭祖也好，人是以自身的视角看问题，终极目的是人本身。因此，需要有一个能看到超实体的存在物体来代替它或者说象征它。这个物体具有人的性质和特征，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虽呆板直立，却有韵律之美，衣褶流畅有连环直线和波曲纹。古蜀先民想到要有一种“金人”来代替神灵，以完成现实中的顶礼膜拜。它不仅是对祖先与天地神灵的一种象征，也不仅只是人神沟通的中介，相反它自身就被人们赋予生命。青铜大立人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都被赋予了最高贵的生命特征。
立人像完全是一个具体的、活的、有高贵身份的人。他在干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是真实的、具有物质性的形象。他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既是按神的形象体现，又按人的形象造出，体现出永恒、宽广、威严与神秘的特质。神像的头冠、身形、脚踝、眉毛、眼睛及五官、甚至服饰，也有了象征含义，其回纹、虫纹、兽面纹，都具有了各自的意味。
像青铜大立人这样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一身的偶像，不仅有宗教含义，还有深刻的美学含义。铜像在线条、造型、色彩、构图等形式感的运用中，创造出独立的审美语汇。尽管当时艺术被当作一种技巧性的宗教行为，但当人们在这些创造物前顶礼膜拜或驱鬼祭祀时，无疑会获得一种精神和心理的不同体验，工匠们在创造物中表现了自我的率性、虔敬，形象的审美性质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视觉效果看，三星堆文物有一种简化的特征。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像、人面具、兽面具大多为宽脸、纵目、夸张的几何图形。三星堆的艺术形式可以称之为几何的、装饰的、形式主义的、风格化的、图解的、符号的。从结构上看，它是一种与自然脱离的创作。一种说法是，这种与自然的脱离，是由于神的力量过于强大，使人对自身的生命价值产生怀疑并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但研究三星堆青铜器的纹饰，我们便会否认这种看法。从纹饰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明显相似，其装饰花纹以自然界动物纹样为主要特征。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古代青铜器（包括玉器）上的纹饰基本是神或与神的活动有关的图像，不单纯是一种装饰。三星堆复杂丰富的动物纹饰含义诡秘。这就说明，古蜀先民及创制器物的工匠观察事物极为细致敏锐，对于源于神话传说及图腾崇拜的种种意象有准确的记忆，对于自然现象的模仿再造能力在某些方面是超越时代的。在这个过程中，尚美的愿望逐渐加强，经过一代代的心理修正和对形式感的认知强化，创造出对称、威严、尖锐、对抗等具有巴蜀地域特征的美的造型特征。
从大立人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已创造出体积感和深度感很强的形象，已较为熟练地运用雕塑语言、青铜材料，甚至能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面部表情和动作姿态。但是其创作手法却抛弃了令人愉快的感性形象因素，人世间的生活隐去了，代之以神话事件和神话人物的表现，现实生活只是通往神界的预备阶段，因此人要仙化成鸟，通往天间。写实的人像大多为跪坐的奴隶，或持璋祭拜的神的奴仆。铜像和面具并非用来赞扬身体美的重要性，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铜像虽具有人形，但仅是形式上的相似，比例上的大体相近和对称。究其实质，它是具有人形的神灵。
当先民在制作这种神像时，一定是处于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他使用最原始的语汇，最虔诚的宗教感情，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活动，不如说是宗教仪式。也许大立人的秘密已同它的身世一道被深埋于地下，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但通过铜像的制作艺术，遥远的过去显现于眼前。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资深研究员、神话研究院副院长、四川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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