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人——父亲的“绿卡” ■ 张祖贵
父亲现在的户籍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正儿八经的攀枝花人。然而父亲为了成为攀枝花人却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风雨，付出了不知多少心酸和苦累。可以这样说，父亲一生追求的就是这张“绿卡”。
我们家原先住在川南一座美丽的酒城，沱江和长江绕着在那里汇聚后向东奔去。父亲的职业是篾匠，会编“酒篓子”和糊“酒篓子”。工厂里父亲的工种是：“青丝”（花篾条），就是用刀把竹子开成片，然后再去黄，再划成丝，经过石灰水浸泡变成“腊篾”后送到编“酒篓子”的工序。生产“酒篓子”最复杂的就要算糊“酒篓子”，在编成圆桶的竹篓子里一层一层地糊皮纸，用的粘合剂就是猪血——治过的猪血，据说只有猪血糊的“酒篓子”装酒才能保持酒的原味。有段时间父亲搅过猪血，就是在治猪血的工序工作，在猪血里加石灰搅。所以说父亲又是个全手匠。父亲就是凭这个独特的“酒篓子”技术，先想要成为攀枝花人，后来成为临时的攀枝花人，最后真正成为了攀枝花人。
一九六五年全国掀起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父亲听说国家要在一个叫渡口的地方建设一座钢铁基地，就想成为钢铁基地的建设者，第一次听他说的原话是：建设渡口。父亲是厂里第一个报名到渡口参加三线建设的。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要是有足够的钢铁就不会用竹篓子来装酒了。他当时上有老母亲，下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仅一岁，不符合支援三线建设的条件，领导不同意。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去缠人家的，怎样跟人家吵闹的。记得父亲那几天脸铁青，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有一天父亲笑了又哭了，笑是和领导笑的，哭是摸着残疾儿子的头哭的。他说，你和奶奶弟弟暂时留在这里，那里很苦，等渡口建设好了，我再来接你们。父亲把一个家分成两半，留下老的小的和残的，第二天早晨和母亲带着孩子悄悄地离开了。后来母亲回忆说，那天她整个人都软了，是父亲硬拖着走的。没等建设好渡口，父亲就回来把奶奶和孩子接走了，但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却永远离开了他。一九六八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斗中，酒城被包围了七天七夜，孩子不小心跌入人们为了活命屯集的生活用水的池子里……
父亲是一九六五年的夏天离开故乡奔赴渡口的，从酒城到成都，再从成都出发坐了三天的汽车，到大凉山西昌后就停下来了。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他们一行被分配到西昌专区管辖的盐边县。他们乘坐汽车翻过普威山渡过雅砻江到达盐边，离渡口仅一步之遥。听着远处传来开山放炮的轰鸣，父亲多想参加到那个建设队伍中去啊……
父亲的心境还是渐渐平静了下来，不能直接地参加渡口建设也要间接地参加渡口建设，为建设国家的钢铁基地出力。他来到渡口看看那火热的场景，看看他能为钢铁基地做点什么，然而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在荒山野岭摆开战场，住的是篾席棚子，吃的“干板菜”（一种干咸菜）。他看到有的篾席棚子连风雨都不能挡，问人家为什么不多钉几张，那些工友说，你知道篾席是从哪里来的吗？是从几千里以外运来的……父亲感动了。回到盐边后，不到一周第一批篾席就生产出来，产品是被一家“信箱”（那时渡口是保密城市，中央一级单位都叫某某信箱）单位运走的。有一次他们为部队赶制一批篾席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父亲的眼睛都熬红了，当部队的战士握住他的手表示谢意时，他却不断地说，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啦，让人家非常不好意思。父亲要表达感谢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代表了他参加渡口建设。他们就是他的恩人。
渡口以冷水菁为界，北面是渡口南面是盐边，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烧到盐边但没有烧到渡口，因为那是毛主席，周总理最关心的地方，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不允许武斗。北面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南面的武斗接连不断。盐边的很多人都跑到渡口的同德去躲武斗，工厂的生产都停了。为了保证渡口建设的篾席、菜筐的供应，父亲他们的工厂没有停过一天的生产，上下班要穿过“枪林弹雨”。有几天战斗太激烈了，没法去上班，父亲就把“活路”拿回家来做。记得有次造反派的战斗都打到家门口，父亲还在那里镇定自若地做，他说，你打你的，我做我的。靠父亲的那双手编的篾席是渡口建设初期搭“牛毛毡棚子”用的，编的竹筐用于给建设者们装运生活蔬菜。能为渡口建设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虽然没有成为渡口建设者，他仍然感到很欣慰。
一九七零年，有一件事促成父亲成为了临时的攀枝花人。
那时我们家住在二轻工业局的院子里。有一天渡口来了一个人，矮敦敦的，姓杨，说是要找一个会补“酒篓子”的篾匠，二轻局的干部一下就想到我父亲。听说要到渡口去工作，父亲别说有多高兴了。渡口建设所需的生活物资几乎全部从外地调运，其中有部分的“酒篓子”在运输途中受损，为了避免物资浪费，经渡口市商业局同意，市副食品公司到盐边找一个会补“酒篓子”的篾匠，到渡口去修补大量的“酒篓子”。那时渡口管不到盐边，又有体制问题，调动是不行的，杨同志说，看借用行不行？二轻局的干部说，这要看本人的意见。父亲哪有什么意见，高兴地给别人说，只要能到渡口工作，不管什么都行。就这样，父亲不要任何条件，被借用到渡口副食品公司工作，成了临时的渡口人。
这次到渡口是我们举家迁去的，重度残疾的儿子也一起去了。住在五十四公里渡口副食品公司一条泥巴公路边的一处牛毛毡棚子里，棚子的围席说不定还是父亲自己编的呢。其实生活条件真的不如盐边，母亲和孩子们都有些沮丧，父亲却高兴地合不拢嘴，他说，席棚子凉快。父亲问公司的领导，车间在哪里呢?公司领导反问，什么车间。父亲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渡口建设做什么都要从零开始，不然怎么叫渡口建设的创业者呢？父亲选了个稍平一点的小山包，他说，我也给他来个“弄弄平（坪）”。在他的带领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牛毛毡工棚就搭起来了，几把篾刀，几条凳子，几个人，几双手，工作就这样开始……
棚子里堆满了破烂不堪的“酒篓子”，有装酒的、装猪油的、装豆瓣的……这些东西都需要修复好了以后，尽早地发出去再把酒、油、调料运回来供应给渡口建设的建设者。父亲从仁和把猪血挑回来“搅”，然后用皮纸往“酒篓子”一张一张地糊……那段时间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想早点把“酒篓子”发出去，早点把东西运回来，建设者们吃好后才能有干劲，渡口才能早一点出铁。不知道那天些“酒篓子”是不是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总之通过父亲的艰辛劳动，堆积如山的“酒篓子”不见了，包装物品的回收利用恢复了正常，物资流通供应通畅了。副食品公司的领导后来算过一次账，他说，我们利用包装物每年能创造出上万元的价值。那时生活贫困，物价很低，能创造上万元的价值，父亲感到非常自豪。
在副食品公司，父亲是请来的师傅，只做“酒篓子”的活，但他却什么都干。火车皮到了仓库需要人下货，他就去扛包子；汽车等着装车需要搬运工，他又去装车；节假日公司组织物资到建设工地去服务需要服务员，他又去售货……总之见啥子干啥子。有次半夜三更发生暴雨洪灾，烟草仓库进水，父亲带头冲进烟库抢险，整整干了两天。有人问父亲，一个借来的临时工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难道支援三线建设还要分正式的临时的？渡口没有把父亲当外人，父亲在渡口干了五年，年年受到嘉奖，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全市先进工作者。有好几次盐边的老乡在全市张贴的先进工作者公告里见到了父亲的名字，他们对父亲说，你真的了不起。父亲脸上泛起笑容，那是他心里最得意的时刻。
父亲是极富感情的人，只是不善于表达。他渴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渡口人，但五年时间，每次调动都以失败告终。公司领导感到歉意，不知道该对父亲说什么，只能说也许盐边划归渡口，你就能调过来了。
一九七五年，在做了五年的临时攀枝花人以后，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盐边。走的时候公司为父亲开了欢送会，领导和同事对父亲在渡口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你是一个真正的渡口建设者”，可以肯定父亲心里流泪了。
回到盐边后，父亲又担任了他们工厂的转产筹建工作，一头扎进工作里，他的语言越来越少，很少提及渡口，他把做渡口人的信念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坚信终有一天盐边会划归渡口管辖，终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渡口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一九七八年十月经国务院批准，西昌专区盐边县、米易县划归渡口。一九八七年一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结束了长期的保密状态，标志着这座城市将以昂首阔步的姿态走向世界……
父亲就是这样成为了真正的攀枝花人。从那以后，他就像焕发了青春一样，快乐忘我地工作，直到六十一岁退休。是他自己要求延长工作一年，他真的不想离开工作岗位啊。他说：攀枝花是个了不起的城市，能够成为攀枝花的建设者，一辈子在攀枝花工作是我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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