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故事》检视叙事本身的遮蔽
图/IC photo
朱利安·巴恩斯
生于1946年，英国当代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于2011年凭《终结的感觉》赢得该奖。
《唯一的故事》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郭国良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1年10月
《唯一的故事》显示朱利安·巴恩斯对爱与痛的沉重之思，他始终在叙事与思辨的交锋中，阐释故事所能具有的不同层位，面向与可能。这是“唯一”故事与多维评价的反差，看似一个“独断论者”的叙事者，只能通往无限开放的意义回溯。故事虽然并不复杂，如果概括主题，就是爱与痛苦，控制与失控，体验与追忆的辩证交织。单从形态上看，它理应算作“经典的老套”――刚成年的小伙儿和中年已婚妇女的持久“忘年恋”，体验了刺激与背德，出走与同居，最终却徒劳潦草，相互折磨，不堪忍受。靠怜悯挽救情感，靠追忆怀恋逝去之爱。
然而，巴恩斯的意图不在讲故事，而是内省地检视叙事本身的遮蔽，歪曲与美化――它就是人生的虚饰。“一遍遍的讲述，是离事实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吃不准，有个方法也许能知道，就是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里的自己在反复讲述中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如果更糟，可能越实事求是，但同时也许会失实贬低。这是一种生存论视野，存在只有于时间中去把握，只能在故事里得到澄明。重述故事是阐释人生的功能需求。“多数人都只有一个故事可讲”，“只有一个故事至关重要，只有一个故事最终值得讲述。这便是我的故事。”
“讽刺性抒情”，小说基调的奠定
巴恩斯将一个感伤故事的开场写得轻快迅捷，配以不恭的嘲讽。“网球俱乐部——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从小到大，我都把那儿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而作家如同打网球时的精彩落点与线路，真正实现了“落笔自由”。几乎每个句子，都能看到任意所为，漫不经心的聪明。凯西极度反感网球俱乐部的庸俗社交：造作、虚伪且愚蠢，是那个时代英式中产保守主义生活的拙劣荟萃。俱乐部“测的不光是网球技术，还有言谈举止、为人处世，都以最正统的英式标准暗中考核——如果测不出岔子，以后就不会出岔子，这就是准则。”
作家开篇就嵌入了阶层分析的语境。俱乐部是标记圈层的空间场所，它规训且批量培养出同类人群。以至于，凯西用外号指代俱乐部里的两个物种：所有男士都是“雨果们”（聪明过头，自以为是），女士都是“卡罗琳们”（善解人意，有点保守的金发姑娘）。而“我”需要的就是戏仿，迎合他们。苏珊的出现，在于她独特真实，打破了“类型模式”，成为唤起凯西真情的契因。其后，是二人搭车调情，冒险升温。我们往往沉醉在纵情的节奏，忽视了苏珊的“提醒”——第一句是年轻小伙都得有点名声，第二句是我们是过气的一代。
两句话像预警，宣告故事会怎么收场。恋情开端或许即偶然，“我”也许并非爱上中年已婚女人，而是迷恋借此反抗世界的兴奋刺激。巴恩斯把握了情绪与状态，可以概括为“笼统性的勃起”与“总体性的年轻”——冲动绵延、盲目又混沌。他意欲追问“性的存在论意义”。性总停留于即时、短暂兴奋，意识的空洞断点中。我们的兴趣又大多局限在对象、时间、地点与技巧。它囊括了“多愁善感、淫秽下作、刻意歪曲的大杂烩”，缺乏沉思，“不大考虑‘为何’和‘何去何从’。”这其实是重新回望青春，是关于自我的阐释学。
巴恩斯把抒情艺术发挥到一种高度，那就是“讽刺性抒情”。抒情之感伤与讽刺之戏谑，看似对冲消解，但也奠定了小说内部复杂的对抗性。叙事者不只反抗前代人，也抵抗未来年轻人对自己的评价。“过气的一代”是小说暗含的影响焦虑。同时，人物还在反抗潜在读者的道德判断，一切隐匿、可能的他者目光。“如今，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十九岁男孩，和一位四十八岁女人的关系呢？或许用通俗小报上的字眼‘熟女’和‘小白脸’？……或许，你也会联想到那些法国小说中，上了年纪的女人给年轻男人传授‘爱的技艺’”。这种内在和外部的多元抗拒，使小说有随时应对质疑的“攻击性”。
不止叙事，更是在“评估”故事
反抗的手段，是自我评论，想象性辩护。主人公自白和内心活动，形成类似“弹幕”与正文的对话艺术。这不同于独白，或传统心理描写。因为它是内心与外部交互的欲望，又在客观上保持言不由衷。内心言说和外部话语“共时”发生，又相互背离。这种被压抑的对话，体现辩驳对小说的意义，而这是大多数作家很少考量的。巴恩斯不断“重估”故事意义，补述叙事者当时未曾意识的内容。“写到这儿，已经能心照不宣，当时的我却浑然不觉。”“关于我和苏珊的种种，无论当时还是多年后的现在，我都觉得常常找不到言辞来形容我们的关系……也许这是所有爱侣都抱有的幻觉吧――不落窠臼，妙不可言。”
他写出了“洛丽塔”的另一版本，近乎母子的禁忌感。不伦与反差，是检视常情限度与深度的最佳视角。如恋情的年龄、代际差距，母性在爱恋中又占据多少比例。巴恩斯和纳博科夫的相通在于，用唯美主义的追忆自白，使背德变得清新脱俗，使读者暂时遗忘道德判断。现实伦理让位给叙事伦理。二人对“唯一”的阐释，也说明早年痕迹对人物一生都有原型意义。亨伯特先生的记忆定格在因斑疹伤寒而死的女孩，凯西的情感被这位中年女人定型。后来的故事都成了原型焦虑，无法开启新恋情。他最终也没有稳定情感，只能用流动的性友谊度过余生。
作家有微末的细节，如“我”在内心暗示自己，假装与苏珊的同代。“琼大概比苏珊大五岁，但我觉得她们却像隔了一代人。”这话其实不是在说琼有多老，而是在间接拉平自己与苏珊的代际。我们也可以发现几种声音，一种是少年的迷恋，一种是守护恋人形象，一种是离开后追述。三段论分别属于上升期，震荡期，类似反复的下探，最后是情感的“破位”，不堪煎熬，选择离场。这种情感线大约和投资的波段差不多。而小说需要这种徒劳。如果现实态度是既然有结束又何必开始；那么艺术态度则是，爱上你，不后悔，也接受故事的结尾。一部好小说是无论怎么看，似乎都有鸡汤酝酿，却找不到煲汤的锅。巴恩斯太会抒情，以至于处处都用克制、痛苦与压抑控制抒情。这种技术，在纪德那里曾是极致，无论《背德者》还是《窄门》，都是这类会呼吸的痛。
故事的自我否定与攻击
小说书名恰好是反语，主人公笃定的唯一，只是叙事者的唯一，而故事本身却是在不同频段内，凝视下发生的。唯一即可靠吗？苏珊始终是“被述”，她只存于他者镜像里，没有发声辩白。也许她想驳斥、否认这种唯一，很不幸，她被巴恩斯判决了“精神失常”“酒精成瘾”。正如福柯所谓，疯癫是理性的沉默缺席。作家拒绝了福克纳那种不同人物叙述同一故事的杂语手段，改换成同一人物代拟不同立场，分裂不同视角，造成故事意义的激进交锋。
书中有第一人称的激情，张扬主体性，逐爱的自由意志；第二人称的质疑，模拟读者和旁人的指责审判，承诺不可实现的幻灭；第三人称的沉默、距离与间离，是事后退潮的冷眼旁观。巴恩斯用三个人称来回切换，甚至有眩晕迷惑之感，但他绝妙地用人称划分了情感分期，心态断裂，标记了故事的“情绪面”。人物始终在一股涡旋里较劲，这就是叙事之气流。他要与父母，同学，琼，诸多女友，以及“大象先生”去周旋，伪装与解释。他几乎反抗了全世界去和一个中年女人相爱，简直抱有一种救赎心。结果发现，这个女人最终只剩怨恨、失忆。
这种叙事非常有烈度，因为它就是自毁二字。蓄势压抑，后来溃烂瓦解，是意义的“自反”。作家描述了小说自身的免疫缺陷――故事会自我攻击，自我毁灭。凯西从陪伴者成为葬送者，苏珊最厌恶丈夫酗酒，自己却成了酒鬼。追逐与幻灭，记忆与失忆，第二部是对第一部的掘墓、否定与清零。第三部结局，苏珊临终时凯西的“反抒情”，是用无情去概括深情。它演绎了故事如何变为“故事废墟”，人物如何变成失神躯壳。靠情感回忆和幻象迷恋去维系恋情，经不起内在的消耗。
这个故事对叙事者有唯一性，对读者而言呢？它也如此。因为它就是人生的走势――你以为可以，最终却不行，夸大的是未来，失望的是结局。它是大写的故事集合，我们能从这种类型学写出无数其他领域的故事。人是时间性动物，故事的本质就是记“故去”，说已失。我想巴恩斯的意义是给出有始终的人生全景，用近乎神学的天启时刻，给你一个回望的机会，那是对世俗时间的一种抗拒。
撰文/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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