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时间跋涉之后成为“闺蜜”
□新时报记者 江丹
谈论友谊的亲密大概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这种超越了传统血缘认知的情感关系，尤其会让人们感到温暖。几乎所有人都熟悉女性的友谊，她们对彼此的最高认可是互称“闺蜜”。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但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玛丽莲·亚隆与其女性好友特雷沙·多诺万·布朗合著的《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却告诉我们，“闺蜜”的由来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历经了艰难的时间跋涉。
走出家庭获得友谊
鉴于生活环境的关系，我们今天似乎认为“女性交朋友是理所当然的”，拥有亲密无间的“闺蜜”更是一种友谊常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连真正的“交友自由”可能都尚未达到。
“……然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女孩和妇女必须得到父亲、母亲、丈夫、兄弟或姐姐的允许，才能与朋友见面——如果真的允许她们交朋友的话。……友谊常常受到父母或配偶的控制。父母当然会试图把自己的孩子引向其他他们认为‘合适’的孩子，而婚姻往往意味着新婚妻子花在单身朋友身上的时间比婚前少。”玛丽莲·亚隆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中写道。
据亚隆的研究介绍，从可以交友，到拥有“闺蜜”，女性之间的友谊历史也深受时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今天的我们乐见女性之间的亲密互助，但这种高尚的美德来之不易。
很多读者大概很难想象，女性在血缘关系之外的友谊始于修道院。修道院的设立初衷并非为了成为女性的友谊土壤，但却无意中助攻了女性友谊历史的一次突破。12世纪到17世纪，在修道院这个相对特殊的地方，女性之间找到了新的相处关系。“作为西方世界第一批在传统家庭之外经历成年期的妇女，这些早期的修女学会了结盟。对她们来说，这就像她们与丈夫、孩子和其他近亲的关系一样。在她们与原生家庭分离之后，她们在修道院中找到了一个支持系统，这个系统赋予她们组织和价值，也给予她们‘特别的朋友’。”《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中写道。遗憾的是，那些修女互助的友谊就像她们自己一样，“被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
在修道院之外，人们关于友谊的概念依然如旧。男性的友谊才是友谊，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关于友谊的论述都是基于男性之间的关系，但也有人留意到了女性之间的交往。
“16世纪80年代的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城里富裕的妻子们穿着考究地坐在门前，她们出去散步、骑马、和其他女人打牌，她们花时间‘拜访朋友，话家常。她们在孩子出生、洗礼时共度欢乐时光，一起去教堂，还一起参加葬礼。而这一切都要经过丈夫的许可，因为这是惯例’。”
无论是高墙里的修女，还是城里富裕的妻子，身为女性，她们收获友谊的前提都是走出家庭。实际上，18世纪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女性友谊的发展，大量的女性从家庭来到工厂，以工作的名义相聚，也带来女性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
聊天的女人是时代性话题
据《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中的介绍，在谈及16世纪的女性友谊时，常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是“闲话”，那个时候，这个词全然不像今天这样“带有闲言碎语或传播谣言的贬义”。
在一个教育尚未普及、女性识字率很低的年代，交谈对建立和维系女性友谊异常重要。“那些会写字的女性——可能不超过十分之一的女性——至少能通过书信与家人保持联系，但大部分女性是文盲，她们主要依靠邻居的陪伴、安慰和交流。交谈是女性友谊发展的支柱。聊天的女人是时代性话题！……简而言之，她们十分健谈，这与一般的男性，尤其是英国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英国男性的刻板印象仍然是沉默寡言和情感内敛。男性擅长公开演讲和书面表达，但女性被认为是社会性别的自然成员，她们喜欢友好的谈话和公共的八卦。”
各种各样的沙龙和俱乐部一度为女性提供了良好的聊天场地。“……城市对于那些决心在家庭之外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往大处说，伦敦的文学圈和巴黎的沙龙为女性之间的友谊提供了一个空间；从小处论，也为男女之间的友谊提供了一个空间。沙龙最初出现在巴黎，后来扩展到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城市。”
据《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在17世纪的欧洲流行一个概念——“女雅士”。17世纪中期，法国的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在其位于巴黎的家里举办沙龙，常客既包括当时的上层社会成员，也有尚未成名的作家。“她每周举办一次沙龙，这是法国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的第一次社交活动，在那里，她们为社交生活注入了独特的女性气息。……因为很多女性避免使用她们认为粗俗的词语，而是代之以委婉的表达方式，所以她们都被贴上了女雅士的标签。”
遗憾的是，对语言的这种改进遭到了时人的一些嘲笑，比如莫里哀就曾创作戏剧《可笑的女雅士》，还有人编纂了《女雅士大辞典》，称她们将“月亮”代替为“沉默的火炬”，提到“舌头”则要说“灵魂的阐释者”等。但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的作者看来，女雅士的出现应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些女性有意识开始改变人们作为朋友或爱人应该如何行事的观念。事实上，友谊这个词的范围扩大了，逐渐包含恋人和朋友之间所期望的那种温柔的情感。友谊，正如女雅士所设想的那样，是相似灵魂的非肉体结合，所以，它可以跨越性别的体验。在极少数情况下，友谊甚至可以跨越阶层，比如像朗布依埃侯爵夫人这样的超级富豪，再比如像斯居代里小姐这样没有多少资产的天才作家，不管她们在财富和地位上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新女性面临严酷选择
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沙龙之后，在18、19世纪，还兴起了一批女性俱乐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建立起她们在家庭之外的友谊关系，她们聚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倾诉的愉悦感，还意在共同获得知识，甚至参与政治、争取权益。与之同时，公园、百货商店和电影院的出现，也为她们的交游提供了新的空间，还有路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某种意义上延长了她们在外停留的时间。
相较于以前，女性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自由状态。起码，她们有更多机会走出家庭，去认识更多的人，但在建立和维系友谊方面，她们依然有诸多困难。比如，走出家庭后是否还要回归家庭。
“1880年—1900年成年的一代新女性意识到，她们年轻时的自由可能会因为婚姻而终结。受过教育的女性必须在婚姻与家庭和真正的职业之间做出一个严酷的选择，这是社会的既定事实。正如科学家艾丽斯·汉密尔顿在1890年所说的那样：‘正确的社会状态是，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究竟是过独立的单身生活，还是牺牲自我去生育和抚养下一代。’那些选择职业的人会向她们的女性朋友寻求帮助，建立一个互助的圈子和替代家庭。”《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中写道。
这一代“新女性”是指在教育机会增加的19世纪受益的一些女性，“原本只招收男生的学院和大学开始招收女大学生”，她们被高等教育、职业、城市生活和相对自由的选择所塑造。
“虽然大多数女性仍然把经营婚姻和做母亲当成她们生活中的主要职业，但不安于现状的新女性决定扩大她们的追求范围，从而改变她们的友谊模式。从前的女孩和妇女在她们的姐妹、表堂姐妹或近邻中寻求最亲密的朋友，而新女性则在同学和大学室友中，在女性俱乐部、工作场所和远离家乡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中写道。
今天的女性理所当然享受着同性之间的友谊，但是回望历史，女性和女性之间可以有如此亲密的交往机会实则来之不易，它所跋涉的时间跟其他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争取一样漫长。女性的友谊一度遭受质疑，仿佛性别带有天然的嫉妒和竞争。如今，女性的友谊正在接受越来越多的赞美，这同样值得警惕。尤其是很多影视和综艺作品，迎合市场上泛起的某种主义，夸大女性的友谊，让人们在强烈的带入感中误以为那就是现实。
真正的现实却是，今天的女性友谊看似比过往更加自由，却没有更加轻松。它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复杂投射，被考量，被审视，它只是一种同性之间的友谊，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只把它当成一种同性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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