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大自然在说话
宋金波专栏作家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多年
病毒有变异，可也不是日新月异，这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很多时候，是人类的行为使新病原体的出现或“侵入”人类社会成为可能。这些行为，往往是“不走寻常路”，“不讲规矩”的。
将人与病菌或病毒的关系，修辞为“人与自然”的战争，或是“大自然的惩罚”，可能会导致某些意外的后果。比如对某些恶性疾病的泛道德化评价，乃至对病人的歧视。
重大流行病暴发对人类而言，是全方位的大考。不仅考验个体的免疫系统，也考验和测试着人类群体的文化、组织能力乃至制度健康。
直至今天，人们也惯于将一些流行病，视为“大自然对人类的规训与惩罚”。还有人将其视为一场正式战争，人类和大自然，在战壕两岸。这至多是一种修辞。人类甚至根本不足以和大自然成为对手。
事实上，很多流行病案例，往往始于“人类自己不讲规矩”，终于，“病原体不讲规矩”。“不讲规矩”，就得承担可能的后果。此处所谓的“规矩”，可以理解为自然常态，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
“不讲规矩”，如何引发一场流行病
2月7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柳叶刀》刊登了来自中国学者的评论：《野味消费与2019-nCoV》。评论认为，中国民间对于食药同源哲学的痴迷，以及对野生动物具有医疗作用的想象，可能导致自然界中的病毒感染人类。▼
从有人类至今，流行病数量不计其数。但能让人类以“战争”视之的流行病，未必都是致死率最高的。不确定性本身更能带来恐慌，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因为其“新”，人类免疫系统几无抵抗之力，也缺乏特效药克制。相比之下死亡率更高但人类较了解的传染病，如艾滋病，反而不会引发恐慌。
病毒有变异，可也不是日新月异，这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很多时候，是人类的行为使新病原体的出现或“侵入”人类社会成为可能。这些行为，往往是“不走寻常路”，“不讲规矩”的。
与野生动物世界缺乏距离感是最常见的一种。笔者在网上不止一次看到视频，到一些省份的旅游者，特别是孩子，在草地上追逐野兔、鼠兔甚至旱獭。听说还有人将其当作“生态旅游”、“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噱头。
这种行为可能是致命的。人类生存在大自然中，人类与野生动物不能完全分开，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也不能太近，要像人类社会的社交礼仪或规矩一样，保持距离感、分寸感。
无论是野外接触、捉来当“宠物”，还是捕猎、食用，都可能会导致致命的流行病暴发。1910年代中国东北的鼠疫暴发，就是因为有人用受鼠疫感染的土拨鼠皮代替貂皮。不仅野生动物，连家猫也会将淋巴腺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带给人类，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5种传染性疾病被发现是经过家猫传播的。
比近距离接触更过分的是不当介入。生态平衡的破坏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染病的流行过程。一种被称为“怖露厉”的传染病，原是安居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种病菌，与人类相安无事，因人类过度开发热带雨林，改变了它的习性，导致它向人类反扑。
到目前，仍有人不认为SARS和新冠病毒是因为人类食用野味的习惯造成的。但现有研究大都同意，在由食用野味需求造就的野生动物贸易链条中，捕猎、运输到市场等一系列环节，不同种类、原本生活环境不相关的野生动物，被圈养在狭小脏乱的空间里，会增加病毒在种间传播的风险，甚至成为超级病毒培育的温床。
另一种人类“不守规矩”导致的流行病是疯牛病。疯牛病的具体感染过程，通常是人们用那些被疯牛病病原体感染的肉和骨髓制成的饲料来饲养牛，导致牛得了疯牛病，人类食用感染了疯牛病的牛肉及其制品，或是食用来源于动物原料、含有疯牛病病毒的化妆品，就会被传染。
最初科学家推断人类的艾滋病毒可能是从猿、猩猩、猴子身上的艾滋病毒转变而来，起因于1930年前后人们屠杀猩猩。但也有一名英国记者认为，艾滋病毒来源于一个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实验。如果说疯牛病、艾滋病还是意外，有些流行病案例，则属于赤裸裸的玩火行为导致的人为灾难。
在SARS刚刚被遏制不久的2003年9月，由于不当的实验程序导致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里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人类自从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以后，就有意无意将其作为“生化武器”应用于战争。“细菌战”、“生化战”的阴影一直存在，人类在实验室中对细菌病毒的所作所为，更成为众多恐怖电影的选题来源。
人类自身行为失范，也可能为病菌病毒提供便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早就形成了特定的免疫屏障，这些屏障通常适应人类长期形成的“常态习惯”，比如性行为频率与方式，一旦这种常态被打破，就给病菌或病毒可乘之机。艾滋病对性滥交、吸毒者的威胁更大。
人类真正认识到病毒是什么，其实非常晚
19世纪中叶，人类才开始明白，病毒是一种生命，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一书中提到，在此之前，人们对传染病的病因，有很多创造性的解释，“有人认为祸根是毒气或臭气，是发霉变质的东西，是贫穷的生活，是上帝的怒火，是恶魔的诅咒，是寒冷的空气。”
大约20年前，笔者在某省区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陪当地领导到某地区专题调研，针对的是当地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两个问题，一是山上野兽下山伤害家畜，一是野驴、黄羊与家畜争草场。群众代表高声大嗓，说野驴、岩羊繁殖太快，“随便一群上万只”“草场都踩烂了”。说法当然夸张，目的是为了争取合法“淘汰”一些野生动物。
当时暗暗想，难道不是你们把羊群牛群赶到野生动物世代生存的家园吗？怎么野生动物反倒成了“入侵者”？
这只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在利益、观念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类面对野生动物时，可以多么不讲道理，多么以自我为中心。
对病菌病毒也一样。人们在以敌对的口气谈到病毒时，常会忘记病毒才是在地球上生存更早得多的生命形态。它从来没有对人类另眼相看，从细菌到真菌，从植物到动物，它都一视同仁地叨扰。
考虑到病毒漫长的存在史，人类真正认识到病毒是什么，其实非常晚。19世纪中叶，人类才开始明白，病毒是一种生命，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将人与病菌或病毒的关系，修辞为“人与自然”的战争，或是“大自然的惩罚”，可能会导致某些意外的后果。比如对某些恶性疾病的泛道德化评价，乃至对病人的歧视。也可能导致人们把怒气撒到某些传播者身上，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有人提出要扑杀野生蝙蝠。
这对病毒也是不公平的。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是“裹在蛋白质外壳中的坏消息”。有时候这个“消息”只是不好不坏。让被感染者生病、死亡，病毒从中不能获得任何好处。有些病毒会对人类个体甚至群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也有很多病毒，就像走亲戚一样在人体内来来去去，“添丁加口”，传来传去，整个过程，宿主不会有任何症状。
还有些病毒则时温和时暴虐。比如一种普遍存在于猕猴身上的疱疹B病毒，曾经在一些地区造成相当严重的流行病传播，研究人员发现在另外一些地区，同样的病毒却对与猕猴种群密切接触的人群没有任何损害，尽管其中“1/3的人被猕猴咬过，40%的人被抓伤过，有些人还不止一次被咬伤或抓伤。”
大自然并没有那么公正清明，也不会奖善惩恶。有些流行病的产生完全称得上“罪有应得”，也有些流行病的偶然性更大。只要人类还与大自然打交道，就不可避免地面对这样的风险。而且，人类面对自然固然不能随心所欲，却也不可能裹足不前。
相当多的传染病可以不治而愈，生命在与疾病的对抗中进化。很多一开始凶恶的病原体，也会在长期的相处中变得温和友好。如大卫·奎曼所言，这是“由进化的刻刀从茫茫宇宙般无限的可能当中雕琢出来的生活史策略，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延续下来是因为它们行之有效。”
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疾病传播是生态系统再平衡的方式，甚至可以视为自然界一种通过淘汰保持生物种群健康的手段。重大流行病暴发对人类而言，是全方位的大考。不仅考验个体的免疫系统，也考验和测试着人类群体的文化、组织能力乃至制度健康。
任何人类个体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人类不能接受蛮荒状态下的丛林法则，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随意放弃一个被疾病俘获的人类个体。
如果一定要说疾病带来的痛苦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那么它一定是在训诫人类，要遵从那些“进化刻刀雕琢出来的策略”，那些不能轻率对待的“规矩”。人类的行为需要更克制，更有弹性，对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
你听见大自然在说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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