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
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生养功能，改变了子女的养育行为；而业已形成的过度育儿之风，也让大城市青年人更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子女数的大幅度减少理应降低养育责任，但伴随生育数量的减少，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几何式升高——每个孩子都十分珍贵，不能有所闪失与懈怠，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育儿焦虑心态。家庭责任的无限扩大，又是在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而男性并未真正回归家庭、且社会劳动的要求日增的情境下发生的。一方面是传统的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内部的支持降低但育儿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职场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但社会并未给女性提供应有的支持。因此，加快建立和尽快完善家庭支持体系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养压力，是迫在眉睫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必须致力营造良好的育儿环境，培育理性的育儿观念，就像当年提倡“优生优育”一样，下大力气在保证孩子健康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消减当下的过度育儿这一浮躁之风和攀比之气，进而维持合理的工作—家庭边界，降低各自领域过度的角色要求，减轻彼此的张力，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于平衡。 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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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政策日渐宽松的环境下，社会对政策回应的不热烈引起了国内学界对工作与家庭关系问题的关注。作为人生生养之基和发展之所的两个最重要场域，互不耽误、彼此增益是人们的基本诉求。但是，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似是“鱼和熊掌”，或只能二取其一，难以兼得。对此，西方学者从1960年代开始，就对工作与家庭冲突、增益或平衡的理论、机制及后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迄今为止，对二者关系的理论认知和方法辨识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其一，尽管一些研究分析了二者关系的健康和工作或家庭表现等方面的后果，但对关系本身的机理探讨不多，难免有“暗箱”操作之嫌。其二，工作—家庭关系具有对偶运行特征，学者更多关注工作对家庭或家庭对工作的单向渗溢，而对反向渗溢给予的关注较少。其三，多数研究把二者的关系抽象化和对立化，且将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低生育率现象归因于此。但问题是，工作与家庭是不是真的水火难容？怎样有效化解二者之间的失衡关系？如何通过对抽象问题的本质性考察，把主观因素与客观现实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对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问题，本土学者的关注刚刚起步。这一方面对我们了解工作—家庭关系的关联机制、如何促进工作与家庭关系趋向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本土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机遇。本文以工作与家庭的边界与跨界为出发点来探究二者的关系，阐释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与失衡、冲突与增益的机理与途径。首先，简要描述工作—家庭关系的理论背景；其次，基于对边界模糊、负担超荷、角色冲突或增益的思考，解析二者的关联机制与呈现模式；最后，基于理论思考和经验事实，回应工作与家庭能否和如何平衡的问题。
本文将家庭限定在常规性的家庭责任，尤其是子女养育范畴，将工作界定为有偿的社会劳动。因社会生态的复杂性、家庭形态和生命周期的不一致性、职场追求和心理满足感的个体差异性，很难找到适用于所有人群的工作—家庭关系模式。尽管如此，在各种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工作—家庭关系依旧存在普适性的内核，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而从理论上建构工作—家庭关系的分析框架，阐释二者的关联路径，或可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总结和凝练出规律性的模式，从而填补学理认知的不足，为今后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同时，对工作与家庭平衡或失衡原因和机理的探讨，有助于发掘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方法，推动政府对工作—家庭平衡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出台并完善家庭友好政策，解除育龄妇女生育的后顾之忧，推进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激发“性别平等红利”。
工作—家庭关系的边界理论
工作—家庭关系问题的提出或对该问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人们试图找到工作与休闲的平衡点。197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开始使用“工作-生活平衡”概念，描述个人工作与私人生活间的平衡状况。此后，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冲突（conflict）、增益或促进（facilitation）到平衡（balance）三个阶段的演变。最初，基于现实生活和角色冲突论，学者一般从冲突视角来观察二者关系，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就是角色冲突，即某一角色的要求给另一角色带来困难，具有工作对家庭和家庭对工作的双向性。此后，学者逐渐关注到二者的增益效应，认为一个角色的经验可能提升另一个角色的质量，除冲突外，可能也会相互促进。在女性普遍进入社会场域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更成为西方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学术和政策议题；女权主义公共政策的理论倡导，更强调彼此嵌入、相互作用和角色冲突最小化。
（一）源起：角色与角色冲突
所谓边界，是指在一定的场域中建立的限度和界限，并以此界限来定义行为的必须性、应允性、合理性、安全性。有边界必然就会有跨界。跨界是指从某一场域或属性进入到另一场域或属性；尽管主体未变，但领域属性和行为已经发生变化。边界的形成、责任的承担等，均与各自的角色定位和要求密切相关。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在同时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一种角色可被界定为一个社会位置，与该社会位置相匹配的行为举止或某种特定的行为和意念。从本质上看，角色是他人和自己对相互作用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个体在特定情景下与其身份相称的期望系统，而社会角色是关于人们在特定类型的关系中应如何行动的一套规则。角色之间和角色之内总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张力（tension）或冲突（conflict），新旧角色转换过程中也会带来不适应。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男性和女性各司其职，男主外、女主内，但工作和家庭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在男耕女织分工模式下，男性的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是明晰的，但女性的却不然——她们在养儿育女的同时，也在提供家庭生计，故工作和家庭边界对她们而言时常是模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物质生产功能逐渐为社会性劳动所取代，于是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逐渐明晰，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性别角色观念和角色行为的双重变化，加上家庭内外结构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演进，逐渐模糊了二者之间的角色边界，进而使得边界的界分问题成为工作—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社会规制、角色之间的不兼容性和生理禀赋等，可能使得身兼数角的个体难以同时满足不同角色的要求，形成工作—家庭之间的张力；而个体的差异性又会引发扮演同一角色之人的内心矛盾和混乱，角色间冲突可转化为角色内冲突，反之亦然。角色张力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表现程度有别。比如，事业发展初期也正是生儿育女的黄金阶段，但出于职位升迁、收入提升等职场发展的目的，个体往往面临职场要求过高、工作载荷过重等问题；反过来，附着在结婚生子之上的养儿育女等角色身份，也要求当事人对家庭有大量的投入。换言之，不同的角色附着了不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驱动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以相匹配的方式与人互动；偏离了社会角色的规训，就会受到相应的排斥和惩戒。因此，当工作与家庭彼此涉入过深时，可能使得工作—家庭关系失去平衡，而边界的模糊性、责任的渗透性、界定的主客观性等都会带来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复杂性。
（二）核心观点：边界理论的基本特征
工作与家庭显然属于两个拥有各自空间、边界清晰的独立场域，但在实际生活中，时常出现二者边界的跨越与渗透、侵入或融合。
1990年代中期，Nippert提出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理论；Clark对该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她认为，工作和家庭是两个各自存在的相对独立的领域和系统，人们每天都在这两个空间中进行转换，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而可能形成角色间的矛盾与冲突。根据Clark的观点，当某一场域的角色要求扩展时，二者的边界会出现位移，矛盾冲突即会出现。因此，无论是工作干预家庭还是反之，当一个领域的角色要求不断提高，而且与另一领域的角色要求相抵触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现象。概而言之，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内涵和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作与家庭之间存在三类边界：物理边界，时间边界和心理边界。物理边界界定行为或思虑发生的地点：在单位工作、在家庭过活。时间边界界定事件行为发生的时间：在规定的时间上班、承担社会责任，在下班后回归家庭、履行私人职责。从理论上看，这两类边界具有客观性、外部性、结构性和稳定性，故是具象和清晰的。相反，心理边界是个体自我设定的，用以判断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故边界相对模糊（因个体完全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具有主观性、内在性、情感性和易变性。但在现实生活中，物理和时间边界也可能变得模糊，如在工作时处理家庭事务，或在家中处理工作问题。
二是不同角色范围的边界具有三种属性：渗透性（permeability，指某种角色领域的元素进入其他角色领域的程度——下班后将工作带回家处理或思考工作，是工作对家庭的渗透，上班时处理家庭事务则是家庭对工作的渗入）；灵活性（flexibility）或延展性（指为适应工作或家庭的要求，对各自的边界进行调整）；混合性。这三种属性共同决定工作与家庭领域的边界强度，即其中一个领域边界阻碍另一个领域的角色向其渗透或挤压的能力，进而决定边界是否可以混合。若这“三性”都很高，则表明边界的强度较弱；而若边界不具有渗透性和灵活性，且不允许二者的混合，则属于强边界。换言之，强边界是指边界的渗透性和灵活度较低，工作或家庭场域内的行为均不易受到对方领域行为角色的渗透，也不易为适应其他领域角色的要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弱边界则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和灵活性或柔韧性，易因其他领域的要求而进行调整，也易被其他领域的行为所渗透，具有较大的退让空间。
三是工作与家庭边界强弱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形成不同的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基础。渗透性和灵活性共同决定了工作—家庭关系的三种组合模式。1.工作与家庭某一边界强、另一边界弱，形成强边界和弱边界组合格局。工作对家庭的干涉意味着，工作领域的边界较强，其角色要求的增加会对家庭领域的边界产生挤压；而家庭领域的边界较弱，在受到工作领域角色的挤压时易发生退让。反之，若家庭角色对工作角色带来挤压，则表明家庭的边界较强，工作的边界较弱，前者对后者有较大渗入。2.家庭和工作的边界都弱，均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灵活性，彼此都易让步和妥协，各自的角色更易相互侵入对方的场域，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形成重叠、模糊地带。3.双方的边界都强，都缺乏渗透性和灵活性，彼此难以让步与妥协。工作边界强，家庭角色无法对此形成挤压；反之，家庭领域边界牢固，工作也无法侵入。个体只能在各自领域外寻求更多的资源而满足各自的角色要求，而一旦这种额外资源不可及、不可得，个体就会产生超负荷感，带来心理认知和体力资源的巨大消耗。
四是工作—家庭的张力是在边界跨越者与维护者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跨界行为是产生工作与家庭不同关系模式的前提。所谓边界跨越，是指因同时扮演家人和员工两种角色，而必须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频繁转换的行为，既可以是心理边界，也可以是物理空间和时间维度的跨越与渗透。在业者同时兼具双重身份，需反复穿梭于工作与家庭边界，是边界的跨越者和角色的转换者。当工作与家庭的角色要求均被满足时，二者处于平衡状态；而当家庭领域和工作领域的角色要求无法被满足时，就可能出现二者间的矛盾冲突。在跨越边界的过程中，边界跨越者还可能与边界中的其他成员，例如与工作领域的上司、同事，家庭领域的父母、子女、配偶等产生互动。当与其他边界维护者存在良性互动时，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平衡；反之，当边界跨越者与其他边界维护者产生摩擦时，则可能引发工作—家庭冲突。
（三）拓展：边界效应
由此可见，工作—家庭关系具有双重属性（正向与负向）和对偶或共变特性。所谓“双重属性”，指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平衡、相互促进，甚至彼此增益的；也可能是失衡、相互矛盾，甚至彼此冲突的，进而带来一方的退认甚至“鱼和熊掌”的“双失”。无论这两种属性中的哪一种，都既是主观感受，揭示个体所看重的不同角色身份的平衡或失衡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满意或不满意的体验，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即个体必须履行与所承担的多种社会角色与相对应的各种角色期望和责任的平衡或失衡状况，进而带来家庭功能和社会责任的协调或不协调发展。从方向性来看，工作与家庭关系并非单向性，而是具有互动性，可从工作到家庭，也可从家庭到工作。故此，工作与家庭之间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需要同时考虑二者之间的影响或渗透。
工作—家庭关系涉及空间的不共域性，时间的不共时性和心理的不共情性，即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人们不能同时踏进两个领域。无论是行为还是意念，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维度中。维度边界必然带来边界意识，产生边界行为。边界意识是以领域分化原则为基础的差别意识，强调工作与家庭场域的相对分离性和断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自主性和自律性。现实世界并非完整的理性整体，而是由相互独立却又彼此交错或交叠的多面向、多场域交织而成的一幅拼贴画，有公共领域也有私人领域，需要处理工作、家庭、休闲等多种事务，在工作场域不谈家庭，在家庭空间不问工作。个体遵从各自领域的“游戏规则”和角色设定，不跨过边界对其他领域形成干涉，以免带来秩序的错位和混乱。实际上，边界意识起到一种自觉阻止领域之间相互僭越的作用。
边界行为则是基于边界意识和角色要求作出的维持或跨越边界的具体行动。不论处于家庭领域还是工作领域，只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必然会被不同的角色要求或角色期望所约束。当不同的角色要求之间发生冲突时，就必须权衡不同角色并作出选择，由此引发边界行为。例如，作为员工，职业角色要求必须加班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而作为父母，又必须早点回家陪伴孩子。若工作边界意识胜过家庭的角色要求时，个体可能继续加班而履行工作责任；反之，则可能回归家庭而忽略工作任务。
边界行为引发边界效应。无论是边界的维持还是边界的僭越，都会带来边界效应。边界、边界意识的存在和边界行为的发生，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形成屏蔽效应，防止工作和家庭角色（过多地）相互流动和彼此渗溢。一方面，若人们完全按常规来扮演角色，不越界，不渗透，则可能带来两方面的效应：当彼此无需渗溢时，可推动工作—家庭平衡；当彼此需要渗溢但边界的屏蔽性过强时，则可能引发二者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当一方的要素跨界进入另一方的场域时，就会导致场域边界的位移，进而引发边界的模糊、边界的跨越乃至边界的重构，由此也会形成双重后果：当彼此实现良性渗入时，就不会对二者关系带来明显的负向影响，而当这种互动具有压迫感和侵入感时，就会带来明显的负向效应。
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的六种模式
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好似一个2×2的矩阵，不同的组合构成了工作—家庭趋向平衡和趋向不平衡的多重关系。这里是从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来考虑二者关系：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家庭-工作冲突、家庭-工作增益。进而，该矩阵可演化为工作—家庭关系的六种模式（当然，还可做进一步的细分）：各自安好型、彼此增益型、相互对抗型、双向模糊或单向退行型、舍家从业型和弃业从家型。前两种模式为工作—家庭平衡，是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理想状态，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至于哪种是熊掌哪种是鱼，或因个体而异），需要较高的个体禀赋、良好的工作制度安排、正式和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对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合理定位等；后四种模式表示工作—家庭失衡，更可能是多数人（在一段时期内）难以规避的现实。
模式一：各自安好型。工作—家庭的平衡可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各自安好型（见图1），指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比较）明晰（即边界跨越不明显），各自的责任比肩而立，互不相扰，亦不渗透和重叠。在该模式中，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相互尊重对方领域的角色和职责要求，维持良好的边界关系，履行各自领域的责任，并在意念和行为上不轻易涉入对方领域或涉入不深，故不会导致个体在对方领域常规性的失责，也没有引发其他不良后果。
模式二：彼此增益型。各自安好型是基本没有边界跨越的情况，而彼此增益型则是在家庭和工作相互渗透和交互的情况下发生的（见图2）。移动技术的普及，导致就业者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呈现出流动性、连续性、互通性、可识别性和个性化等特性，而前三个特性使得人们有时难以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即边界的跨越或身份的模糊性是移动技术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点。这就可能带来两种后果，或双方角色模糊或彼此良性互动（即“增益”）。
所谓彼此增益型，是指工作与家庭职责的边界都较弱，各自的责任渗透到对方场域，在有限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对各自的职责不形成挤压效应，彼此也均无强烈的被侵入感。当工作需占用更多时间时，家庭责任可做适度让步；而当家庭职责要求更高时，工作能提供适度的灵活性，形成增益性的互动关系。但前提条件是，彼此领域的角色在模糊地带所占比重相当时，形成一个具有弹性的中间地带，带来中介效应，从而为边界两侧的职责提供缓冲机会，使得工作和家庭边界融而不乱，主次有序，功能清晰。
图3是工作—家庭平衡的另一种呈现形式。由于工作与家庭的不共时性、不共域性和不共情性，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但随着各种有利条件的提供，其距离从d1缩短为d2，最后归至于零。当然，实际情况远比该图表示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二者的关系演化轨迹难以呈现线性模式，而可能出现拉锯式的反复；也不会是各自都作出一半的让步，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一方让步更大，另一方让步较小，但无论是哪一方的让步，都不足以影响到对方领域的职责和当事人的心理。
模式三：相互对抗型（或边界屏蔽）。强—强边界因缺乏灵活性和渗透性难以混融，故最易导致工作—家庭关系的失衡。个体既要维护好家庭和工作的边界，谨慎避免彼此的侵入与跨越，还要致力于鱼和熊掌的双重追求，试图扮演好家庭和职场双重角色却深感力不从心。若边界具有“双向屏蔽效应”，工作与家庭就会相互对抗（见图4）。
在现代社会，职场人士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承担家庭责任，处于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职场竞争愈演愈烈，工作角色的要求不断增强且标准越来越高，人们承担更重的工作指令和更多的责任，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大；同时，个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也增强人们对未来职场发展的追求，为在职场站得住脚、得到职位升迁和收入增加，进而达成向上流动的目的，人们难以在职场上作出让步，必须竭力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家庭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个体必须担起与角色相匹配的家庭责任，扮演好“好家长”角色，特别是履行好一个“好母亲”的职责。但是，因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这几种情形相叠加，造成角色超荷或载荷过重，致使个体在工作与家庭两个场域中“两班倒”，疲于奔命，形成强大的张力。若个体平衡能力较差、而外部支持资源又严重不足，就可能出现最不尽人意的结果，造成鱼和熊掌“双失”——丢了家也失了业。
模式四：双向模糊或单向退行型。这种类型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双向模糊型。若两个场域的元素彼此渗入过深，个体可能无法看清或忽视另一场域的角色要求，分不清角色和责任的主次，失去对各自角色类型、责任、期望的准确把握与履行，进而使得模式二的良性渗溢演变为因角色不清带来的彼此侵占，加剧角色冲突。而角色的模糊性和混淆性也会形成工作与家庭的张力。人们在不同角色间互换时，常因紧急的工作要求而放弃预定的家庭安排，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精力，或因紧迫的家庭事务而工作松懈甚至放弃工作追求，工作态度消极、行为敷衍。由此，双弱边界未必带来良性增益，也可能带来如图5a所示的负面结果。可见，模式四的问题是，工作和家庭之间相互渗溢过多、涉入程度过深，吞噬了对方大部分的边界，分不清或忘记了自我的主角身份，使本应有的空间距离、时间分割、心理界分等边界意识都变得模糊不清乃至丧失，严重地干扰了对方的责任履行。如果说模式二的边界跨越只是一种物理效应的话，模式四的跨越就从量变上升为质变，形成化学反应，混淆了不同场域的规制要求。模糊程度越高，负面后果越严重，既可能表现在工作绩效、离职行为、心理紧张感、心理满意度等方面，也可能表现在家庭养育责任的履行方面。
若工作的边界强、家庭的边界弱，就会造成因工作而压迫家庭责任的状况，或身在家庭心在职。如图5b所示，在工作—家庭冲突较量中，家庭角色逐渐退行，家庭的空间领域、时间领域、意念领域等被工作所侵占，角色扮演草草，进而给人带来挫败和焦虑等负面情感，难以履行好家庭责任。反之，若家庭边界强、工作边界弱，家庭也会对工作带来负向渗溢。特别是在婚育后，养育子女等家庭责任会对工作带来干扰，从而影响职场发展，产生工作退行性行为；在心理层面，上班时间经常无法集中精力工作（非故意的打发时间或消极怠工），身在职场心在家；在行为层面，可能出现经常性迟到、普遍性缺勤，难以达到工作角色期待，进而外溢或延展到个体的工作业绩以及组织绩效（见图5c）。
模式五：舍家从业型。图5b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更为不如人意的结果。如今，人们或先立业后成家，或先成家后立业。以工作为起点来考量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关注的是工作对家庭的渗溢，反之亦然。无论是从哪一个立场出发，当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的侵入远远大于另一个角色对自身的侵占，且挤压程度过重、角色模糊程度过深时，就会给另一领域带来难以承受之重，模糊地带就会发生倾斜，使得个体容易忽视另一领域的角色需要，造成彼此的失衡由此可能驱动受迫者舍家从业的结局——当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时，受迫者即会放弃既有的适应技能和适应模式，退而求其次，以舍弃（部分）家庭角色责任的简单方法来应付当下的情景，降低眼前的焦虑。（见图6）
模式六：弃业从家型。工作和家庭是两个空间分割、时间相连的场域。若把冲突和平衡视为两个端点，一端是分离，而另一端可能依旧是分离，也可能是整合， 即工作与家庭关系在“连续统”上进行移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不会完全处于两个端点上，即不会出现工作与家庭完全对立，亦不太可能发生工作与家庭完全融合的情形，而多是介于二者之间。但是，图5c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弃业从家的结局。如果长期难以达到工作—家庭关系的理想状态，行为和心理上无法有效调适，会带来负向的边界行为效应，导致家庭对工作的极端负向溢出，即为家庭而放弃工作（见图7）。
工作—家庭的边界跨越当然不会像前面图形展示得那样整齐划一；在现实社会中，单向性的舍弃是双方反复较量的结果，在家庭角色的抗争最终无能为力的情景下，才会大幅度甚至完全为工作舍弃家庭（如不生二孩，对父母难以尽孝）或反之。而且，一方角色因为受到挤压而产生的负面情感效应也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利影响，二者间或多或少地彼此抗争，故不能僵化机械地看待边界行为和边界效应。
工作—家庭关系能否平衡
通过以上对工作—家庭关系状态的“连续统”的讨论以及对不同模式的分析，让我们对于二者关系的基本形态有了一个初步但整体性的认识。工作与家庭之间能否达到平衡？为什么女性更难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从工作—家庭边界视角出发，如何推动二者之间的关系趋向平衡甚至彼此增益？下文将对这几个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问题一：工作—家庭关系究竟能不能平衡？
工作—家庭平衡是指各自角色责任间一种相对（而非完全绝对）协整状态，人们总是致力于协调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关系，试图达到平衡状态。那么，工作—家庭究竟能不能像模式一和模式二一样，达成理想的平衡呢？在实际生活中，第一和第二、第五和第六种情形都相对少见，多数人处于第三和第四种状态中。更有人认为，追求工作—家庭的平衡是不切实际的想象。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业竞争十分激烈，而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可能远超出朝九晚五的时间界限。另一方面，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家庭责任非但未减轻，反而更繁重。
因此，所有有家有口的成年人都会面临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的困境。不过，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来说，失衡程度可能各有不同。实证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关系存在人群、城乡和阶层差异。比如，据美国 2010年全国职业健康补充调查数据，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面临工作—家庭的平衡困境，但这种困境因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行业等而有所区别：30—44岁者、离异者、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雇员等更可能面临该困境。特别是有年幼子女之人，完全平衡二者关系更难。所谓的平衡，很可能是以牺牲某一边的需求或利益来实现的。因此，处于育儿期之人必须认清工作—家庭关系的本质特征，更理性地安排工作和家庭事务，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和职场预期，从而增加工作与家庭关系平衡的可能性。
中国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均不如预期，就很好地诠释了二者之间的平衡难度。二孩的降临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家庭的角色责任，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从而强化家庭对工作的挤压效应。加之当前托育服务体系几近崩溃，社会化托育服务严重不足，该责任完全落于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进一步加深家庭责任对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的冲击和时间挤压，致使女性工作—家庭更难平衡。为此，社会各界将焦点聚集于女性工作—家庭之间的关系上，而这一聚焦透视出的正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问题二：女性为何更难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
对于该问题，更深层次的归因依旧在于角色观念。角色行为受到包括决定社会情境的社会惯习、与社会角色相匹配的内外社会预期、与行为有关的社会约束与惩罚的约束，既会影响个体自身行为，也会影响自己对他人、他人对自己行为的价值判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女性承担了诸多新的角色，但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仍十分稳定且疏于变化。女性若不遵循既有的行为准则并按此行动，就可能招致惩罚。的确，其社会劳动参与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显著且稳定地降低了生育水平。而生育功能也使她们失去了时间和精力优势，提高了就业的门阀值和离职概率，面临晋升的挑战和歧视，降低收入水平并带来母职惩罚，造成“性别式的市场分割”，对其市场参与造成负面影响。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数据也显示，在过去十余年间，两性在劳动就业方面的差异原地踏步甚至持续加大。
因此，虽然今天的女性既是子女的养育者又是面包的提供者，但深厚和强大的文化规制削弱了其协商能力；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深，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角色间和角色内的冲突加剧。今天的男性虽也承担工作—家庭双重角色，但女性面临的是惩戒性的“必须性期待”（必须扮演“好母亲”），而男性面临的是具有奖赏性的“应该性期待”（应该扮演“好父亲”），二者界限俨然不同。而且，男性一旦在公共领域外还涉足家庭，可能给他们带来父职收益；但若女性在家庭领域之外涉足公共领域，则可能面临母职惩罚。尽管有些角色与特定的情境相关，但针对社会角色的普遍性期望仍旧起支配作用，即职场女性必须同时演好工作和家庭双重角色，这就使得她们更难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协和让步。
问题三：如何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向平衡？
前面的六种模式告诉我们，当工作—家庭基本不存在跨界行为或各自边界较弱，且二者在必要时可彼此渗入而又不对另一方产生挤压效应时，便可能实现二者关系的平衡。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更大，随着非共地的工作成为可能，时间和空间的渗透成为常态，渗透行为更具有多样化，从而给工作—家庭关系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可能。但是，“能做到”和“做到了”是两种有本质差别的形态，二者关系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多重要素。经验表明，公共制度的介入是决定工作与家庭这两个场域关系走向的要因。家庭友好政策可在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向平衡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许多低生育国家都推行了家庭友好政策，在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带薪和无薪家庭照顾休假、家庭福利津贴与税收减免政策、家庭友好型工作安排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保证员工能协调家庭责任和社会工作。这些政策增加了婴幼儿养育的社会支持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消减了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束缚，缓解了工作对家庭的制约，提升了女性的就业率和生育率，带来了“性别平等红利”。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女性普遍的社会劳动参与，家庭功能的极大削弱，家庭意识及其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度的育儿之风。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生养功能，改变了子女的养育行为；而业已形成的过度育儿之风，也让大城市青年人更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子女数的大幅度减少理应降低养育责任，但伴随生育数量的减少，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几何式升高——每个孩子都十分珍贵，不能有所闪失与懈怠，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育儿焦虑心态。家庭责任的无限扩大，又是在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而男性并未真正回归家庭、且社会劳动的要求日增的情境下发生的。一方面是传统的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内部的支持降低但育儿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是职场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但社会并未给女性提供应有的支持。因此，加快建立和尽快完善家庭支持体系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养压力，是迫在眉睫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必须致力营造良好的育儿环境，培育理性的育儿观念，就像当年提倡“优生优育”一样，下大力气在保证孩子健康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消减当下的过度育儿这一浮躁之风和攀比之气，进而维持合理的工作—家庭边界，降低各自领域过度的角色要求，减轻彼此的张力，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于平衡。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未收录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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