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框架下构建师生关系
张灿灿
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某自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其家人爆料称他被导师王某逼迫喊“爸爸”，为其买饭打扫卫生，奖学金被要求捐赠研究所等等。王某于3月31日晚间发布声明，称其做法借鉴了“我国古代的入室弟子模式和英国剑桥的本科生导师制”，并暗示陶某有抑郁症。
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不论谁是谁非，都令人无限痛惜。如何避免或减少这样的悲剧？时至今日，尊师重道的精神仍在代代传承，但调整师生关系的手段已由私人契约转变为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为支撑的法律规范。从法律维度出发，导师执教的权利得到法律认可，学生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的权利同样得到法律明确。就职业道德而言，导师不能违背师德，公私不分，与学生进行超越正常师生关系的交往。由此，理性师生关系的构建已经开启。
然而，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依然有很大部分处于不明确状态：导师针对学生，哪些要求可以提，哪些要求不能提，界限在哪里？学生在读期间，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哪些是必须完成的，毕业标准是什么？应尽量明确。
师生相比，对学生，显然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学生心理素质大多逊于导师，学生给导师的压力通常没有导师给学生的压力大。不排除有的学生寻短见的压力确实来自导师，也不排除有的学生的心理素质确实逊于常人。但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对导师的权利给予法律上的规制，对导师的权利在法律上进行明确规定，在法律框架下构建良性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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