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力的家庭支持能提供孩子最佳的成长环境？
【编者按】
约翰·鲍尔比（1907.2.26—1990.9.2），英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因对儿童发展的兴趣和就依恋理论作出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是其就个体之间，特别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如何建立、维系、破裂、重建所写的一部小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回答了如何理解以及进入孩子的情感世界，是什么引发了孩子的分离焦虑，丧失事件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我们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中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
本文摘编自该书的《自我依赖及其促进条件》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发布。
对依恋对象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
多方证据表明，人类，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时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就是最幸福快乐且能够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的人。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
对依恋对象——一个安全的个人基地——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青少年和已经成熟的成人也有此需求。的确，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需求越往后就越不明显，可能只是在不同性别和生命阶段之间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原因和西方的价值观，成人对安全基地的需求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否认。
浮现在这幅人格功能图像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组。第一组是愿意并能够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个体所需的安全基地的依恋对象的存在或缺席。这构成了外部或环境影响因素。第二组是个体是否有能力识别某个对象何时是值得信赖的和乐意提供安全基地，并采用互惠的方式与这个对象合作。这构成了内部或机体影响因素。
纵观整个人生，这两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在一个方向上，个体拥有的这些经历，尤其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经历，会影响到他是否需要在后期寻找一个自己的安全基地，以及在得到安全基地后个体采用并维持互惠关系的能力。而在相反的方向，个体拥有的期望的特性以及他的能力，将决定他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这些人怎样对待他。正是基于这些互动，无论个体最初建立的是何种类型的依恋，这种依恋都会持续。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在儿童期的家庭关系对其人格发展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
每个年龄阶段的健康人格功能（personality functioning）首先反映了个体识别那些乐意并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合适对象的能力，其次反映了他与这个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相反，许多不正常的人格功能反映了个体识别合适的对象以及与这样的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的不足。这样的不足有多重水平和多种形式，包括焦虑性的依附、超出年龄和条件的过分要求和过分紧张、漠视以及挑衅性的独立。
矛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健康人格时，它并没有文化定势认为的那样独立。个体最重要的能力，是当需求出现时，知道去找值得信赖的人依靠，同时知道值得依赖的人是谁。
为了提供持续的潜在支持（是安全基地的精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必须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铭记于心，许多人类最强烈的情感都是在关系的形成、维持、破裂和重生中显现的。在这些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他们轮流扮演这种角色。这种关系的保持被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而与失去这种关系相关的威胁经常会让个体产生焦虑和愤怒，迷失在悲伤的混乱情感中。
有力的家庭支持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许多临床学家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拥有健康功能和健康人格的个体。那些个体，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不仅不会表现出人格障碍常见的征兆，而且都十分自我依赖，在人际和工作关系中很成功。尽管迄今发表的所有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但这些发现依旧是有价值的。首先，适应良好的个体能够顺利地在主动性和自我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当需要出现时，他们有寻求帮助和使用帮助的能力。其次，对他们的测验表明，他们在成长中与父母联系密切。这些父母似乎一直都会给他们支持和鼓励。最后，尽管考证并不充分，但是家庭本身，一直都是稳定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在家庭中，正在成长的儿童欢迎并能够容纳其他成人和同伴。
到现在为止，所有研究都描绘了同样的画面，即稳定的家庭基础。个体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围绕着这个安全基地做一系列探索活动。家庭鼓励个体的自主性，而非强迫个体去做某事。个体每一步都走得井井有条。也许家庭的纽带会被调整，但决不会断裂。
格林克（Grinker，1962）报告了一项针对年轻大学生的研究。在老师眼中，这些大学生心理十分健康，并且像年轻的领导者和社区工作者那样给人以希望。
在格林克采访的65名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表现出神经症人格。大多数人都是正直的年轻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诚实而准确，拥有“和家庭成员、朋友、老师及访谈者建立紧密、深层人际关系的能力”。他们会在适合的时候体验到焦虑和痛苦，但并不严重，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关于家庭生活经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健在的。快乐祥和是他们的家庭的典型氛围。在他们的家庭中，父母分担责任、共享爱好，他们将此定性为爱与给予。他们认为，在儿童时期，母亲超越了所有其他能带来安全感的事物。同时，他们对父亲有着强烈的认同。为支持这些结论，格林克还给出了更多的证据。
一项针对34名（从10岁到17岁）不同性格的青少年的发展性研究（Peck & Havighurst，1960）以及一项针对成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生的研究（Murphey et al.，1963），都得到了类似格林克得到的结果。研究表明，自我依赖以及依赖他人的能力都是能为孩子提供有力支持的家庭产物。在这些家庭中，孩子的个人抱负、责任感以及应对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尊重。有力的家庭支持似乎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最近一项针对73名青少年男孩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Offer，1969）。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
环境的熟悉—陌生参数在动物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才得到了充分认同，远远滞后于教学临床理论的构建。在许多物种中，个体熟悉的环境会被个体认为是安全的。个体对陌生性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害怕，想要回避；另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好奇，想要探索。哪种反应会成为主导反应，取决于多重因素：环境是否陌生，同伴是否在场，个体的反应是否成熟，个体是否精力充沛，个体是否健康。
为何个体对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的行为有如此大的影响，稍后我会对此进行讨论。
假如我们无法理解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无法理解促使孩子依恋母亲的条件。母亲喂养是最重要的变量，这一观点是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以及理论学习家提出的最合理的观点。尽管这个理论——第二驱力理论——从来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证，但它立刻被广泛地接受了，并且还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另外两种支持者甚多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早年经历对后期发展的特殊重要性。第二种观点是一旦孩子可以自己进食，他就没有更多理由去寻求母亲的帮助，他应该从这种“依赖”中成长起来。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依恋行为在生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表现得最为强烈，依恋行为具有保护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出，发生在婴儿期、儿童期以及青春期的非自愿性分离与丧失具有潜在的创伤性。同时，强度适当的依恋行为倾向是一种健康而非幼稚的特质。
孩子之所以会对母亲产生依恋，是因为对母亲的依恋是他心理满足的来源。从这一传统假设中，我们分离出了“依赖”和“独立”的概念。根据第二驱力理论，一旦孩子可以自力更生，他就应该变得独立。因此，从今以后，依赖的表现就会被视为退行性的表现。因此，任何对依恋对象的强烈欲望都会再次被认为是在表达“幼稚的需求”，是“婴儿”的一部分，应该被丢弃。
由于使用“依赖”和“独立”等术语来说明某种理论遭到了严重反对，因此它们被“信任”“依恋”和“自我依赖”所取代。首先，依赖和独立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然而，正如之前所强调的，对他人的依赖和自我依赖不仅是和谐的，而且是彼此互补的。其次，把某人描述为“具有依赖性的”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蔑的意味，而把某人描述为“依靠他人”则没有。最后，依恋的概念总是带有依恋于一个（或多个）特别喜爱的人的意味，依赖则不然，它带有更多的匿名倾向。
在过去的25年中，大量家庭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模型的选择主要是由个体儿童期的真实经历决定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领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个特殊的临床研究问题是：心理失常的个体似乎维持着不止一个关于世界和自我的工作模型。这些模型常常是互不相容的。
分离焦虑问题
罗伯逊等人在过去的20年中，对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环境，并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时的表现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临床理论。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经历对孩子来说是悲伤的？为什么在那之后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忧虑，唯恐它再次发生？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有成人陪伴时，孩子的恐惧会比独处时少很多。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孩子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想让它们和大多理论的起始假设保持一致，却并非易事。弗洛伊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承认自己也很困惑。为此，他曾尝试对真实的危险和未知的危险进行区分。他在《压抑，症状和焦虑》一书中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真实的恐惧来自外在客体的威胁”，因此无论已知的危险发生在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现实焦虑；无论未知的危险发生于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神经症性焦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孤单、黑暗或者陌生人的恐惧都属于未知的恐惧，因此它们都是神经症性的。另外，因为所有的儿童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惧，所以所有的儿童都曾经遭受过神经症性的痛苦。
人类绝不是唯一一个在不存在痛苦和危险的情境中表现出恐惧的物种。很多动物在应对噪声、突然发生变化的刺激物、黑暗、陌生人和陌生的事件时，都会表现出恐惧。视觉悬崖和突然扩大的刺激物通常也会引发许多动物的恐惧。
当提及为什么这些情境能如此轻易地引发这些动物的恐惧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这些情境中实际的危险并不存在，却不无潜在的危险。换句话说，这些情境可能不具备高度的危险性，却会增加危险发生的概率（可能只是从1%到5%）。
这样看来，那些引发恐惧的情境可以被视为寻找危险风险的天然线索。因此，我们用带着恐惧的方式去应对这些情境，就降低了发生实际危险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因为这样的行为有助于生存这个价值，所以基因在配备和构建上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以使物种能以这样的典型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行为。人类当然也不例外。
这就引出了一个因果关系和生物功能之间的差异，即引起行为的条件和有利于物种生存的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在生态学家眼中是常识，但是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或临床心理学家来说，却是困惑和混乱的来源。就此而论，陌生性和其他的自然线索是因，恐惧行为是果。恐惧行为的功能是保护物种生存。
非人类物种可能对行为的功能缺乏洞察力。大多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不必对人类在特定情境下会习惯性地产生恐惧反应感到惊讶，尽管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在这样的情境中，威胁生命的风险并不大。人类最初只是简单针对情境——噪声或光线的突然变化、陌生的面孔或陌生的事件、突然的移动——而不是风险做出反应。在此之后，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行冷静的风险评估。
儿童不愿与父母分离，成人不愿离开信任的同伴，这些可以被视为相似的情境。即使是在文明的社区中，也有很多危险因素存在，个体遭遇危险的概率在孤身一人时比同伴在旁时大很多。这在我们的童年尤其明显。例如，孩子独自在家时发生事故的风险明显要比母亲或父亲在场时更高。在街上发生事故的风险亦是如此。对于老人或生病的人来说，独自一人会大大增加生命危险。甚至对一个完全健康的成年男性来说，独自一人徒步或爬山，也会极大地增加生命危险。在人类所处的环境中，独自一人遭遇危险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就此而论，因为独自一人会增加遭遇危险的风险，所以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去进化出让他能避免风险的行为系统。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因失去同伴而产生恐惧反应不比针对任何有潜在危险的自然线索做出恐惧反应更难理解。无论针对何种情境做出恐惧反应，都具有生存价值。
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恐惧反应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度会随着情境中危险因素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在一个情境中，陌生人突然接近，大狗突然狂叫，噪声突然响起，这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反应。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 Holmes，1935）对引起恐惧的情境进行了长达21天的观察。他们发现，如下因素经常一同出现：噪声、陌生人、陌生情境、黑暗、突然或意料之外的移动以及独自一人。只存在一种因素的情境可能只会唤起或多或少的警觉。当几个因素一起出现时，恐惧才有可能被唤起。
对多种因素的反应通常要比对一种因素的反应更加强烈。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多种因素并存的情境视为“合成情境”（Bowlby，1973）。
针对人类儿童和恒河猴的研究（Rowell & Hinde，1963）均表明，二者在同伴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境下所表现出的恐惧反应非常不同。例如，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Holmes，1935）发现，尽管有实验者的鼓励，当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被要求独自一人到黑暗的通道中去寻找一个球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还是会拒绝。但是，在有实验者陪伴的情况下，大部分孩子还是愿意的。类似的差异可以在许多其他引发轻度恐惧的情境中看到，例如一个孩子被要求在引导之下去接近和轻拍一只大狗。
这样的发现与我们的日常经历太过相似，以致对其进行详细分析的行为显得很荒谬。但是，很显然，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构建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理论时，这些现象的重要性遭到了严重低估。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身处不熟悉的情境，一个信任的伙伴足以让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大大降低。这些发现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的可接近程度和回应意愿能给婴儿、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使其可以安心地去探索周围的世界。此外，这些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自青春期起，人们所信任的其他对象也可以为他们提供类似的“服务”。
这为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强烈且持续的支持以及对其自主性的鼓励和尊重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最佳的成长环境。它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分离或丧失的经历或威胁——尤其当父母用它来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时——会降低孩子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任，使其偏离健康发展的方向，缺乏自信，罹患慢性焦虑或抑郁，变得冷酷无情或狂妄自大。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建立在良好基础之上的自我依赖通常是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缓慢成长过程的产物。在这个成长过程之中，我们通过与值得信任和给予自己鼓励的人进行互动，学会了如何既相信自己，又相信他人。
《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英]约翰·鲍尔比著，余萍、曾铮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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