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的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小说《同名人》的故事围绕一个印裔美国移民家庭展开。
1960年代，年轻的印度人艾修克到美国留学，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扎根生长，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但他内心深处依然将自己划为印度人。他和他同为印度人的妻子阿西玛依然坚持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习惯，过着印度人的传统节庆，与印度人好朋友聚会。
他们的儿子果戈里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说着毫无口音的美式英语，热爱流行的美国文化，除了肤色，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与印度有关的任何痕迹。作为第二代印裔美国移民，果戈里不想与父母依恋的那种文化产生任何关联，他不明白父母与在美国的那些印度好友之间的情谊，他也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远在另一个半球的加尔各答如此依恋，他甚至一度与那个充满了印度味道的家庭割裂，重塑一个新的自我。
《同名人》的前几页上，印刷着一些美国权威媒体给予这本书的“热评”，大多聚焦于两代印裔美国移民背后的文化冲撞与融合，小说里的这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却有不同的文化归属。这些“热评”有些站台背书的意味，在正式开篇之前告诉读者，这本小说非常值得一读。可实际上，对于那些喜欢作者裘帕·拉希莉的读者而言，这几页评论大概可以直接略过。他们知道，拉希莉的作品，文化的交织只是背景，真正动人的是故事里那些细腻的情感，比如那些去国离乡，只能自己慢慢排解的孤独。
在《同名人》里，这些孤独属于跟随丈夫艾修克到美国的阿西玛。还在印度的时候，阿西玛有机会读书，在大学里主修英语，不必操心生活琐事，家庭亲和有爱，可她还是要跟很多年轻的印度女孩一样，相亲，结婚，然后跟随着丈夫离开印度，去往他正在攻读学位的国家生活。从那以后，印度和那些依然留在印度的家人，便成了一生的牵挂。
在美国，阿西玛依然像所有的传统印度女人一样，尊重丈夫，照顾家庭。她没有工作，每日所做的事情便是照料一家人的生活。她生了孩子，既无法与远在印度的家人分享喜悦，也无法向他们诉说忧愁，一个人慢慢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午夜响起的电话总是与离散有关，那些至亲的人去世，阿西玛和丈夫总是赶不及见上最后的一面。
阿西玛跟随丈夫在美国安家，抚养孩子，那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充实也最快乐的时光。尽管还是时常思念她的印度，但已经能够应付眼前的生活。日子被家务填满，周末一家人还能自驾出游，去参加印度人的聚会，或者去更远处的郊外。可是，等孩子们长大了，各自远行，她又重回孤独，直到有一天，丈夫突然去世，她发现似乎已经没有再留在美国的理由。
艾修克的去世，让一直想逃离家庭的儿子果戈里决定回归家庭。果戈里终于开始认真严肃地思考父母内心深处对印度的眷恋，他们明明生活在美国。果戈里意识到，那个对他来说有点遥远的印度，留存着父母的童年和青春时光，留存着他们最重要的精神轨迹，生活着跟他们有深深血缘关系的亲人，而这恰恰是时空所无法隔断的。
艾修克原本应该有一个传统的印度名字，阴错阳差，那封写有他名字的信迟迟未能寄到美国。艾修克喜欢果戈里，于是他为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可事实上，果戈里并不喜欢那个与他同名的作家，也一度对父亲的喜好无所关心。那个时候他还太小，无法理解父亲的爱。
果戈里14岁生日那年，父亲送他一套精装本的《尼古拉·果戈里短篇小说集》，并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评价：
“我们都是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的。”
那个时候的果戈里，对父亲的精神世界兴趣寥寥，他喜欢的是甲壳虫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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