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袍：印度为什么有这么多VIP？
我在乌尔都语媒体 the Siasat Daily的英文网站上看到一张表，表中列出了一些国家能够享受VIP（要员）待遇的人数：印度的数字是579092人，远高于中国的435人和美国的252人。文中所指的这种待遇大体上包括警车开道或使用带警笛专车；在机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享受优先和专人提供的服务。
不知道这家报纸是从哪里搞来的数据，但印度VIP人数之多的确是个事实，包括政客、富贾、体育明星等等，甚至于VIP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出现了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我就见到一些重要场所有VVIP的专用出入口和专用停车位的标志。
较之普罗大众，VIP们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比如安保，每253个印度人只对应1名警力，但1个VIP就有17个警察和保安来守护。旅行中，我买了本OUTLOOK杂志，封面文章写道，印度法官都有专车和专职司机，一些法院还设有庞大的礼宾部专为法官服务。法官们出去就餐、看电影或回老家探亲，即使是私人活动，也要由专人事先安排，并陪同前往。这些法官在法庭上俨然一副英国法官的模样，仪式是英式的，着装也是当年殖民者风格。文章的标题《封建体制中的殖民法袍》，形象而准确地解读了这一特权现象。
《封建体制中的殖民法袍》
等级安排已经成为印度社会运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规范，亦即所谓的“VIP文化”。在一些高等住宅区，常可见奔驰、宝马一类的名车，开车的必定是西服革履的专职司机。在各家酒店，保安、门童、侍者、清洁工等等，都是各司其职。每个等级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都有一定规范。
到孟买的第二天早上，我在网上预订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做个一日游。价格很便宜，8个小时1579卢比（约合160元人民币）。开车的小伙子瘦瘦的，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从他说的一口结结巴巴的英语看，显然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车开了一会儿，小伙子说饿了，希望我能先付点车费以便去买点吃的。正好我提包里有昨晚买的两根香蕉，就分给了他一个。他边吃边说，印度的香蕉不错，他有时的午餐也就是两根香蕉。
我先去了一家酒店见朋友，请他等我半个小时。“外面太晒，你可以在大堂内等我”，他点了一下头。站在一旁的朋友肯定地对我说，他不会到大堂等你的，在印度，一切都要按等级行事，“出租车司机怎么可能坐在宾馆大堂里等客人？”
果然如此。半个小时后，他仍然站在大门外摄氏40度的热气中等候着。
人民日报驻印度记者苑基荣告诉我，如果你到了一定的社会等级，就必须雇人来做家务，甚至做饭、带小孩和打扫卫生的活儿也要由不同等级的人来做，即便你的收入并不算太多，否则你就可能不会被相同等级的人接受。
这让我记起奈保尔在《幽暗国度》一书中描写的那位卧铺车厢的印度绅士。他宁可呆坐两个小时，等候服务生将寝具从上铺搬到下铺，也不肯自己去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不要以为这是奈保尔在50多年前年前看到的印度现实，今天的印度，等级观的变化并不大。
我在印度旅游时，印度媒体正在热议“公务舱事件”。2017年3月的一天，在从浦那去新德里的航班上，一位手持VIP专用券的乘客要求在商务舱入座。不巧的是，那架班机全是经济舱。空乘先是劝他改乘有公务舱的航班，见他不愿下机，就安排他在经济舱就坐。没想到，此公在下飞机时大闹起来，要空乘去找航空公司的领导来说理，还挥舞着拖鞋打人。整个事件持续达40多分钟，严重影响了航班的安排。
这位乘客有什么来头呢？他名叫盖克瓦德（Ravindra Gaikwad），是民族主义政党湿婆神军党的下议院议员，属于要员。媒体披露此事后，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撤消议员的要员特权，印度五家航空公司也迅疾将其列入“黑名单”。但一些议员却坐不住了，他们挺身而出，替盖克瓦德打抱不平，携手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要客身份。
印度《展望》杂志的评论将这一事件称作是“对现有体制的一个绝妙隐喻”，可以用来解读为什么一些看上去像是靠谱的事，结果总会变得那么不靠谱。
VIP出行
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感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青年一代。问起这几年印度“海归”越来越多的原因，苑基荣告诉我，其中有些人是因为难以接受什么都得自己动手的国外生活。尤其是那些家庭富有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回国就是因为无法享受到在印度可以享受到的服务，也没有了他们那个等级的社会圈子。雇几个人开车、做饭、打扫卫生和带孩子，买的不是服务，而是上等人的感觉和“身份证”。
去年年底，我去美国探亲，和美国朋友讲了印度见闻。他们和我谈到了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印度学生的选择。有很多人选择留在美国的原因既有收入较高，也有对下一代教育的考虑，不少人还担心，一旦回去，就会重新落入无法摆脱的等级社会的圈子中。在美国，他们愿意和谁交往就和谁交往，不再受种姓与宗教的限制，也用不着总是要依靠相同等级的亲朋好友编织的关系网。
为了等级安排回归和为了不受等级束缚而留在美国，两个故事看似矛盾，实则从两个方面显示了等级观对印度社会发展的影响。
印度人的等级观的渊源是种姓制。根据完成于3000多年前《吠陀经》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身份、职业世袭，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旃陀罗。种姓制的最大特点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配偶、职业和居住区等等，一生下来就被铆定。它不像佛教，这辈子做点好事，下辈子还有可能就成为人上人。种姓制是变不了的，永世不变。
最“悲催”的是，世代生存于种姓制下，人的世俗欲望会被磨损到极度麻木的状态。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曾用“安然”这个词形容印度人的处变不惊、甘于贫穷的精神状态。他说，印度式的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尼赫鲁也曾警告过，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
烈日下的孟买千人洗衣厂
1947年印度独立，种姓制被正式废除，印度宪法写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种姓制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并迅速适应了现代民主的进程。它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形成利益集团，在民主制提供的平台上活跃着。
美国学者曼瑟尔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分利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他认为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而这种分利联盟又借助于民主制不断地加固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印度的不同种姓也同样如此，每一个种姓都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极端分裂的社会中，民主体制很可能制造的不是共识，而是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治理的僵持。
2016年2月，哈里亚纳邦发生高种姓人群引发的暴乱。原因是印度政府在公共部门给予底层种姓族群一定配额的工作，引发了其他种姓的强烈不满。类似的事件此前也曾多次发生。2007年，印度政府准备给低种姓的年轻人以更多的升学和就业机会，结果引发高种姓学生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抗议活动，延续20多天。
奥尔森最引人的观点不只是利益集团的形成必然引发阶层纷争。他还认为，民主体制不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冲击。
奈保尔说，“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慧和知识途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保留着人类文明最落后的东西，这个矛盾的画面，凸显出印度民主体制的软弱。
民主或许是伟大的，但在印度，强悍的始终是等级。就像一位印度博主切齿痛恨的那样，“与亚伯拉罕 林肯定义的民主政府（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恰好相反，印度政府是of VIPs, by VIPs and for V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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