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做的事是独一无二的
《情人》剧照
□本报记者 江丹
在很多中国读者眼里，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是那位写了《情人》和《广岛之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实际上，这并非她的全部。《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整理收录了杜拉斯近30年里在媒体发表的文章和访谈，这里面的她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是一个新鲜的杜拉斯。
写作是一场陌生的旅行
1963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担任剧本创作的戏剧《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在剧院上演，为此，她接受了“文学快讯”“巴黎-戏剧”等媒体的采访。
在这之前，杜拉斯的另外一个剧本《广岛之恋》，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这让她在戏剧界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因此，当新作《塞纳·瓦兹的高架桥》被搬上舞台时，杜拉斯一时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这个时候的杜拉斯，领略了文学的魅力，也经历了人生的不幸，对于写作这件事，反而流露出一些虚无的距离感。
杜拉斯介绍，新的剧本故事讲的是高架桥附近的一对退休夫妇，杀死了一位年老的聋哑女仆，而这对夫妇并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在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他们试图解释自己。杜拉斯称，创作灵感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人们在观看这部戏剧时，就像在阅读那则社会新闻一样。
“我想很多人都会对这两个罪犯感到难以抑制的厌恶。我所期待的最好情况，便是这部戏剧能够驱散这种厌恶。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理性之中，其出口只能是空虚和终极的荒诞。”杜拉斯如是向“文学快讯”表达她的创作目的，但是她讨厌下结论，也讨厌标签，她认为最后如何理解这部戏剧，应该主要是观众的任务。
杜拉斯或许不是一个喜欢列写作提纲的作家，写作缘由和主题都无足轻重。她说，当开始创作《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时，她不知道自己要写一幕，还是两幕。“写作是一场陌生的旅行。我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杜拉斯说。
杜拉斯在接受采访时，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这一年，“巴黎-戏剧”对她如是提问时，杜拉斯回答：
“每个人都会有写作的欲望，不是吗？作家与其他人的唯一区别便是前者写作，发表，而后者只会空想。从辩证的角度看，对作家唯一准确的定义就是：一个发表作品的人。但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都想创作小说，却总是止步不前。”
在杜拉斯看来，“没有时间”是人们惯于空想的坏理由，“人们不能以工作繁重为借口，把写书的计划无限期搁置。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写。”男人创造的文学千篇一律
1975年至1977年，杜拉斯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法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她的《音乐》《是的，也许》《水和森林》《萨迦王国》《印度之歌》《英国情人》《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等戏剧、电影作品叫好又叫座，书作也销量大增。杜拉斯被称为是某种“丰碑”，这个时候的她，或许已经方向明确，目光坚定。
在《法国文化台的午后》这个栏目中，作为嘉宾的杜拉斯被要求做一个自画像式的介绍。
“我的画像，那是要让别人来画的。我认识多少人，就会有多少幅画像，它们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我自己，我没什么可说的。”杜拉斯表示。但她还是做了一些描述。
“如果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也是我在做什么，而不是我是谁。至于我是谁，这毫无意义。”杜拉斯说。在她看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且去做什么，本应该成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别，可很多人却随波逐流，因为广告告诉他们该去度假，他们就按照广告推荐的路线去度假，因为经过日光浴的黝黑肤色风靡，他们便认为自己也应该去晒日光浴。
在一个工业化时代，人们被同质化看待，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整齐划一，却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工作是因为人们要求他们工作，他们度假是因为人们要求他们度假。”杜拉斯说。她认为这很可怕，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但杜拉斯是独一无二的，她一生都在忙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写作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的杜拉斯也有自己的认识。她认为，女性群体过去恪守沉默，可她们正在被社会所了解，但也仅限于了解。
“男人创造的文学千篇一律。唯一的不同是女性文学。……男人说的话都一样。无论政府的、部门的，所有你想得到的、理论的、权威的、大学的——到处是男性的亦步亦趋。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就好像运动机能失调。……而我们女人呢，我们不在那条路上。”杜拉斯说。
杜拉斯强调，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不相信女权主义。我认为唯一有意义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是激进的，而是让女性做自己，获得自由。”
重新写一版属于自己的《情人》
1991年，杜拉斯年事已高，她接受了《解放报》《世界报》和一些电视节目的采访。很多采访的问题已经与回忆有关，杜拉斯也似乎在借此总结一生。
在《情人》之后，晚年的杜拉斯又创作出版了《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坦言，当时授权《情人》改编为电影是为了赚钱，而且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故事也已经与她的初衷有违，而且那只是演绎。于是，她又重新写了一个版本，这一次，完全是为自己而写，这才更像是传记。杜拉斯说，在《中国北方的情人》里，车里的那只手是真实的，儿童手推车是真实的，堤岸是真实的，一切与金钱有关的内容也是真实的。杜拉斯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些，因为那的确在她的生命中发生过，存在过。“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写这个故事。但有时，我也不清楚。”杜拉斯说。
那些由别人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杜拉斯最满意的是《广岛之恋》，大概是因为导演阿兰·雷乃尊重她的剧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但更重要的是，导演还
原了她彼时的情绪：
“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战俘接待站，和我丈夫在一起，他从集中营归来，走路需要拄双
拐。我没带一分钱。那天，我翻开报纸，无法再读下去。我开始哭泣。这是个人事件。再没有比
这件事更残暴、更恐怖的了。一种激烈到极点的情绪迅速被所有人感知。”
杜拉斯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但杜拉斯表示自己无意做英雄，她的写作始于一种最自然的方式，想写就写。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她的读者或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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