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厨房看社会变迁
□王芳
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从厨房看70年的社会变迁,难免有“一斑窥豹”之嫌。但是,毛主席不是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吗?既然“半边天”一日三餐都在厨房,在这里也许真的能看出点什么来。
据爷爷说,我太爷爷是最反对分家的,所以奶奶她们妯娌三个的厨房就像个大食堂。三个爷爷一般是不进厨房的,他们从外面干活回来,咳嗽一声,三个奶奶立马停止闲谈,拉着风箱烧火,捂着麦草锅盖煮饭,竹筷、咸菜、辣椒油整齐地摆放在木盘里。三个爷爷洗完手抽一锅旱烟,饭菜得立马端到桌子上去。三个女人伺候着一家老小二十几口人,大蒸笼,头号锅。十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大人的饭端走了,才按年龄挨个儿端上自己的饭,冬天围着大炕桌吃,夏天排成一排坐在台阶上吃。
二奶奶是“三寸金莲”,奶奶和六奶奶是“解放脚”,她们都是尊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十四五岁嫁过来,擀面、烙馍,烧着麦秸柴,“豆蔻枝头烟火绕”,在氤氲的蒸汽中,厨艺和稚嫩的身体一起成长起来。她们无条件尊重公婆,顺从丈夫,爷爷们说一她们哪敢说二。
裹脚布缠住了脚也束缚住了心,放开也是白放,奶奶们心灵的“裹脚”再也没打开过。她们的一生就在丈夫绝对的权威下,伴着麦秸、风箱、擀面杖度过了。
太爷爷1972年去世,当年就分了家,爷爷主事按人头分了粮食,因为我家人少,粮食极度紧缺,家里生活陷入困窘状态。妈妈怀我那年总共吃了八缸苜蓿酸菜,1974年我出生,一家人留着碗底一点面糊糊喂养我。
我记事时,温饱已经解决,但白面馒头、白面饭只有过年过节才有。烧的柴不够,冬天妈妈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天蒙蒙亮就去后山砍沙棘枝。沙棘枝长满了刺,烧火时不小心就划破手。风箱发出“啪挞啪挞”的声音,灶膛里的火跟着一亮一亮,锅里不是酸棒棒,就是酸懒疙瘩。烙的馍馍都是糜谷面的,那时盼白面馒头盼到绝望。
我和弟弟们最怕吃苦荞面棒棒了,下到锅里,绿水翻滚着,我们小小的胃也像浸泡在里面,“苦棒棒,苦棒棒”,我们仨爬在锅台上,眼泪流下来。
爷爷一年进两次厨房,小年那天送灶君“上天言好事”,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把一年的希望寄托在灶君身上。除夕晚上我们啃了猪骨头,嘴巴油乎乎地看着爷爷跪在锅台旁请灶君回家。除了这两次,很少见爷爷进厨房,即使小水壶里的喝茶水没了,也稳稳地端坐在茶炉后喊奶奶来提。
冬天厨房不生火,妈妈做早餐时,互换着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上面取暖。我们姐弟三个抖抖索索进去,站着吃完两碗杂面饭就去上学了,妈妈又一只脚暖着另一只脚洗锅。
80年代有了鼓风机,绳子一拉,炭火就“轰隆隆”地烧起来了。妈妈有了鼓风机作帮手,我这个烧火手也被解放了。
到了新世纪,我的厨房成了我们夫妻谈天说地、增进感情的场所。打开手机放一段京剧,他炒菜我擀面,两个人说说笑话,侃侃八卦,一顿饭就做好了。我也有闲暇时间写写文字,唱唱秦腔,比不识字的奶奶和妈妈,文艺多了。
我认为妇女解放并不是让妇女翘着二郎腿等丈夫做饭,而是夫妻相互尊重体贴,在厅堂厨房共同商量着打理生活。
今年过年,儿子网购来一个烤箱和各样食材,兴兴头头烤蛋糕、披萨、蛋挞,还试着烤牛排,煮意大利面。我们的小厨房引进了新食材和新调味品,日常炝浆水的地椒儿,以百里香的名字被网购回来,成了烤牛排的调味品。
最喜欢新式的电饭煲,晚上预定好时间,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它就像个勤快的小媳妇,把绿豆或小米的清香送进卧室来。我再多睡半个小时,从从容容起床,把面包放烤箱里定时,边梳洗边喊孩子,就差有人喊一声“夫人请来用膳”,然后给我端到饭桌上了。
回头看奶奶,妈妈,举目盼未来的儿媳,希望在我当奶奶的时候,所有的家务活都由机器人干,我只陪着孙子孙女唱歌谣,给他们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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