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评“加速主义宣言”：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
大约四年前，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该宣言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一度解放了技术生产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左翼应及时地发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识平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型、改革媒体、重建阶级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建模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未来的解放。宣言在当代信息技术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并对传统左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满足于过程性的民主，而忘记了民主是只有通过现实地重建生产关系才能实现的结果。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经萌生了：未来主义者们把现代技术看做是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他们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如战争）当做美来赞颂。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德勒兹哲学的启发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将生产力重新规制了，我们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威廉姆斯等人的宣言发表后不久，奈格里在同一平台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对宣言做了评述。文中他强调了重新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性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并批判了威廉姆斯等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同时，他也通过强调劳动者的“合作”的重要性，解释了如今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MAP）在开篇处谈到了当前危机的深重——这是一场“大灾难（cataclysm）”，“临近的末日”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但不必惊慌：这一论断中没有什么政治-神学性要素，想找这一类内容的人就不必读下去了。这里同样也没有那种常见的、关于全球气候系统崩溃的说法；它谈到了这一崩溃的重要性，但将其完全归于工业政治（industrial politics）之下，因此只有通过工业政治批判才能涉及这一问题。
奈格里
“宣言”中的关键问题是“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其中包括“智识劳动（intellectual labour）”的自动化，它将这一现象视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证据。这是“灾变说”吗？或者是对“利润率降低的趋势”的错误使用？在我看来不是。相反，这一说法成功地指认出了在新自由主义对整个阶级关系结构（它是在19、20世纪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组织起来的）的敌意背后的，危机的实际情况；并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停滞——这是资本主义对新形式的活劳动的新管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
接着，“宣言”对左、右翼阵营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左派（即使在它发挥得最好的时候）常常止步于不大可能会成功的凯恩斯式抵抗策略，而无法设想任何激进的新方法。这种策略抹消了未来：政治想象力已经彻底瘫痪。危机不会自己结束；只有通过一种系统的、阶级性的思路，以建立劳动的新经济、政治组织形式为目标，才能使新的领导权成为可能，并将可能的未来交还于无产者手中。
颠覆性知识还是有它的位置的！
这一视角与当今的共产主义任务一致。如果我们想开启革命性思考的新领地，这种坚决、果断的跃进就是必然的；首先，它为共产主义运动赋予了新的形式。这里的“形式”指对事物的建构性安排，它以打破国家的压抑性、等级性视角（这正是如今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为目的，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废除国家形式，而是要激发起对抗权力（potere）的潜力（potenza），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对抗生命权力（biopower）。这一激进的对立暗含着颠覆性实践唯一合理的前提，即一种与当前资本主义统治相反的、解放性未来的可能性。
那么“宣言”的理论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假设是，解放只能发生在资本内部的演化中；生产力必须与资本主义造成的阻塞反向运动，只有通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技术革命的追求（尽管这将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才能彻底颠覆阶级关系。
因此“宣言”显然是继承了工人主义（operaist）“从内部反对（within-and-against）”的口号。解放的进程只能通过加速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来实现，但不能（这一点很重要）把加速与速度相混淆：加速就像一台引擎，它是发现与创造的实验性过程，在由资本主义自身发散出来的可能性空间中展开。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趋势（tendency）”概念也被整合进了对发展的参数（paramenters）的空间性分析中，类似于德勒兹和瓜塔里反复强调的“辖域”（辖域化与/或去辖域化）。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的潜力，资本主义产生了脑力劳力，却又压抑它，建构了它却又在日益数据化的统治自动化中削弱它；资本主义在本体论上看重脑力劳动，却又从货币和规训的角度将其贬值（不仅是在危机时，在它正常的发展循环中也是这样，尤其是通过国家形式的管理）。脑力劳动的潜力并未将革命的可能性赋予复兴的20世纪式的工人阶级，而是将其赋予了一个更有潜力的新阶级：脑力劳动者。这一阶级必须被解放，它必须解放自己。
至此我们又重新建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趋势”的概念。一切“未来主义”的幻想都被排除了，因为阶级斗争不仅决定着社会运动的性质，还决定了它将高度的抽象转化为服务于斗争的坚实机器的能力。
整个“宣言”的基础在于这一解放脑力劳动者的生产力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抛弃那些企图回归福特式“工作”概念的幻想，一次性地认识到如今支配性的劳动形式已不再是物质性劳动，而是非物质性劳动。因此考虑到资本主义对技术的控制，批判的对象将是“资本对于技术的日益倒退的态度”。资本主义限制了生产力；因此关键的目标是解放这一潜在的生产力——这向来是革命的唯物主义的目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种生产力。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宣言”进而将注意力转向了组织（organizatin）的问题。它严厉地批判了社会运动中发展出的“水平（horizontal）”或“自发”的组织概念，并反对任何形式的“作为过程的民主”。“宣言”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制度性形式面前，这些拜物形式的民主不具有任何废黜或建构性的实际效果。这最后一个论断或许太绝对了，因为那些社会运动确实有力地对抗着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结构，尽管它们很少能提出另一种出路，也缺乏充分的工具。不过就革命性变革而言，确实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性变革，任何民主水平主义（horizontalism）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一次革命性跃进的前后，我们需要规划才能将关于“趋势”的抽象知识转化为未来的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t）、共产主义制度的建构性力量。“宣言”认为，这一规划不应是国家垂直地施加给工人社群的，相反，生产性和指导性力量必须能在网络（Network）中汇聚；它的目标是要先规划斗争再规划生产，但需要更多地规划生产。
现在，第一步是要解放脑力劳动者的潜力，必须将它从默默无闻的境地中拽出来；我们想必还不知道一个现代的技术-社会体（technosocial body）能做什么呢！
还需要强调两点：首先是人们所说的“对固定资本的挪用（appropriation）”，它伴随着工人主体的人类学变革；另一点是社会-政治性要素，也就是说这种技术-社会体的潜能的实现在本质上是集体性和政治性的。换句话说，“剩余（surplus）”——即生产以及固定资本的挪用所产生的潜能的展开中增添的价值——本质上是由生产性的社会合作产生的。这或许是“宣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并不侧重人道主义的哲学批判，而是坚持对固定资本的挪用的物质性和技术性，这一挪用是实实在在的，它包括生产性的量化、经济模型的构建、大数据分析和抽象的认知模型等；通过教育和对其科学的重新阐释，工人主体可以挪用它们。数学模型和算法并非必然服务于资本主义，因此问题不在于数学，而在于权力。
“宣言”无疑是乐观主义的，对于一种高度复杂的人-机器关系批判而言，这种乐观没有什么帮助，但它或许能激发起对组织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一旦讨论落在了权力的问题上，它就直接引向组织的问题。“宣言”提出，左翼必须掌握社会-技术性支配权：“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都能够、且即将被重新设置和编排，以服务于后资本主义的目的”。在这里，“宣言”将计划托付给了客观性、物质性，以及发展的“此在（Dasein）”，因而它也相对低估了社会性、政治性和合作这些因素。这一低估不应使我们忽略这样一种重要性：必须获取资本主义统治以及劳动的抽象化的那些最复杂的技术，以将其交还给由“事物自身”主导的共产主义管理。在我看来，要想提出一种新的领导权，就必须构建起脑力劳动力的一整套生产性可能性；在这里组织的问题又重新浮现了。“宣言”提出我们应当转移重点：它反对极端的水平主义，并提出了一种规划和网络的新关系模式；反对“作为过程的民主”这一和平的构想，而提出应从手段（投票、代表、法律规则等）转向目的（集体的解放与自我管理）。
这显然不是集权主义幻想的复兴，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空洞的重新解读。“宣言”意识到了需要澄清这一点：它提出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并认为我们需要设想一种能够彼此呼应、并作出集体性决策的复数（plurality）力量，同时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可疑，我们确实能预料到比这一看似乐观的前景麻烦得多的种种困难；但这条路是我们必须要走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2011年以来的一系列斗争运动：它们生机勃勃，也具有新颖且货真价实的革命性内容，然而当它们在其组织模式下与权力作斗争时，还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限制。
“宣言”提出了三个紧要的目标，它们确实是恰当且现实的。首先，要构建起一种智识性的下层结构（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它的任务是勾勒出新的理想方案、研究新的经济模型。其次，要在主流媒体和传播领域大量投资/投入大量精力：网络和社交媒体确实将传播民主化了，它们对革命斗争也大有帮助，但强有力的传统媒体仍然主导着传播领域；因此第二个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取充足的传播渠道。第三，要重新激发起构建权力与阶级的各种制度形式的能力，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形式、政治的或工团主义（syndicalist）的，全球或地区性的。只有将到目前为止的各种经验以及有待发明的新经验杂交、组合起来，才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
未来必须被构建起来：整个“宣言”充满了这种启蒙的愿望与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政治。这种人道主义希望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它也向“后人类”和科学乌托邦敞开了大门。“宣言”确实重新唤起了20世纪的外太空梦，它还希望能更有效地抵御死亡以及生活中的一切不幸。理性的想象必然伴随着关于新世界的集体幻想，这样才能促使劳动和社会强有力地“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近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都内在于全球化，已经没有“外部”了；但如今在考虑未来的建构问题时，我们必须通过把外部引入内部以加固内部——这无疑是我们能做到的。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这一宣言呢？有些人把它看做是后工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补充，因此比起重新阐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或许更倾向于提出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加速主义”这一名称显然不太恰当，因为它暗含着一种它事实上没有的未来主义倾向。这一宣言对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2011年以来的社会运动的批判无疑是及时的。它有力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一主题、以及重新挪用并打断这一趋势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建构。这些是“宣言”中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长处。
然而为了推进讨论和理解，一些批判也是有帮助的。首先，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这一纲领似乎都过于决定论了；在历史性的问题上（或者只是就其与历史、当下和实践的关系而言），我们不得说它是目的论的。在我看来，它低估了个别性（singularities）的作用，即，应当将趋势看做虚拟的（它关系到个别性），并将促进了该趋势的物质决定性看做是主体化（subjectivisation）的力量：趋势是一种由阶级主体推动的开放的、建构性关系。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坚持这种开放性将导致某些过分的后果，比如会使情况复杂多样到混乱的程度、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或导致一种没有出路的极端多样性。后工人主义和《千高原》有时会给我们这种印象；这个是重要且困难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我们应当注意到，“宣言”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它从工人联合体的变革性人类学（transformative anthropology）角度考察主客体关系的问题（换成更常见的术语，我会说这是无产者的技术性与政治性成分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多元性可能面临的倒退。不过如果我们想继续深入这一重要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必须中止“宣言”中说的那种无止境的生产力发展过程。我们必须找出这一发展进程的“开端（thresholds）”，德勒兹和瓜塔里或许会称之为加固（consolidations）；集体性的装配（assemblage）在其对固定资本的重新配置，以及劳动力、人类学、语言和活动的变革中，暗含了这类开端。这种开端从无产者的技术与政治性成分的关系中产生，被历史性地固定下来；离开了它们，任何计划（那怕是临时的）都不可能。我们时常感到方法论上的无力与政治上的无能，也是由于目前未能找出这种关系。相反，正是历史性开端的明确性，以及对技术与政治性的特定关系的认识，使我们能设计出一套有组织的过程，并制定一个充分的计划。
这个问题还暗含着另一个问题：该如何更好地描述“单一”与“共同（common）”的关系的形成与加固的过程，且不忘记生产性趋势的进步特征？我们必须通过有目的地深化生产的人类学，具体说明一切技术性联系背后暗含的共同性（commonality）。
这就回到了“重新挪用固定资本”的问题上。我在前面说到过“宣言”低估了生产的合作性维度的重要性（也更低估了主体性的生产），它倾向于认为技术和物质性因素不仅决定了生产力，也是劳动力的一切人类学变革的推动力。但正是由于建构起今天的无产者的是一整套语言、算法、技术性功能和窍门（know-how），合作性的维度才变得如此关键，或许展现出了支配性的可能。提出这一论断，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结构已经改变了。资本的确还在继续剥削，但它的剥削方式与它从整个社会抽取（extraction）剩余价值的力量相比，反而更有限。察觉到这一转变，意味着认识到固定资本——即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部分资本——涉及到的实际上是在合作产生的剩余；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不可测量的维度不是内在于几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中，而从他们在一起劳动这一事实中产生的：剩余超出了他们每人的算数总和。
如果我们假定抽取性资本相对于剥削性资本的优先性（前者也将后者涵盖进自身之中），可以得出几条很有意思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是这样的：通常人们把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描述为，工厂中的自动化与受控的计算机化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受控的计算机化极大地促使了社会被彻底纳入资本的控制之下——该趋势是信息技术引起的，信息技术比自动化为关键，因为后者只能部分和暂时地影响到生产过程，不能真正反映当今的新社会形式的特征。
“宣言”和我们的经验都证实了，我们今天早已超出了这一阶段。如今生产性社会的信息化和技术化是全球性的，而自动化又按照（劳动力市场管理中的）新分工标准和社会管理的新等级制度，重新组织了这一数字化的社会。
当生产通过脑力劳动和社会性知识渗透在整个社会当中，信息-技术化就始终是资本主义最有价值的一种固定资本；自动化（即直接控制生产的技术结构，它的运作不再局限于工厂内部，而是扩展到生产者的社会活动中）则成为资本主义组织的粘合剂，它企图将作为工具的信息技术和整个数字化的社会都征收为它的机械假体。
于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属于自动化；资本主义算法施加的控制，标志着生产控制的转变，并加深了这种从属关系。因此一旦关键的物流（logistics）被自动化，它便会开始配置起资本主义控制的整个辖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内部边界与等级。同样地，物流也组织并界定了各种算法机器，它们通过不同程度的抽象化，在整个知识领域内汇集、控制着那被称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复杂的知识集合。
如果说抽取性资本将其剥削广泛（extensively）扩展到了社会基础结构的方方面面，并集中（intensively）施加于生产性机器的不同程度的抽象中（即施加于生产的全球性金融模式的各个层面），我们便必须将关于固定资本的挪用的讨论与这一整个理论和实践空间重新结合起来。我们规划斗争的方式必须与这一空间相匹配。无产者确实可以重新挪用固定资本。这一潜能必须被解放。
我还想再讨论一下“共同的通货（the currency of the commons）”的问题，“宣言”没有直接谈到它，但这一问题与“宣言”的理论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宣言”的作者无疑也意识到了如今货币扮演的角色：它是一台抽象机器，它是一切从社会中抽取出（由于社会从属于资本）的价值的度量（measure）。使得货币如此普遍的模式，也导致社会劳动被抽取和剥削：货币是度量，也是等级制度和程序。然而这种货币性抽象，作为金融资本的支配性动力的结果，也间接地指向了（同一层次上的）反抗与颠覆的潜在的新方式。朝向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须在这一领域内展开；这不仅要通过无产者对财富的重新挪用，也要通过构建起一种支配性力量——因此需要处理“共同性”（它贯穿着劳动价值的抽取-抽象的最高形式，及其向通货的普遍转化）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讨论“共同的通货”；这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一个典型的、规划性的提议：该如何回击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度量、回击统治着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关系的等级制度（这是由所有者直接施加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下的）收入的一般社会性分配？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让我们总结一下（尽管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追随资本主义的趋势直到它的终点、并在这过程中打倒资本意味着什么？其中一方面是：它意味着要继续使用“拒绝工作”的说法。对自动化算法的反抗必须把握住它所增加的生产力，并要求大量减少每个工人在机器之中受其管辖、控制的时间。这也必将使工资显著提升。
一方面，为自动机服务的时间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应当是这样，但我们必须现在就将它提出，作为斗争的目标）。另一方面，必须引入足够的基本收入，这是对从事不同劳动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为公共福祉作出了贡献的承认。每个人都将能够自由地投身于她热爱的事业（马克思对傅里叶的评价）——这也必须作为斗争的优先事项被立即提出。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新主题浮现了出来：即有关主体性的生产、激情的对抗性用途、以及这一用途所敞开的反主权、反资本主义控制的历史辩证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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