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家的印记
◎[意]普里莫·莱维
听说共济会会员会通过握手的时候挠对方的手心来辨认出彼此的身份。于是我要提议，我们这代的化学家（包括我这样的前化学家）在互相介绍的时候，也应该都举起右手的手掌。在掌心正中央，连接着中指的那条弯曲起来的肌腱，被看手相的人称为生命线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会有一块小小的、职业性的、具有高度辨识度的疤，接下来我就要详细地描述它的由来。
如今，在化学实验室里，就算是最复杂的设备都能在几分钟内用标准化的磨砂玻璃器皿设置好。这个系统高效而干净，接合处甚至能够在真空下保持良好的接驳，部件还能够互换，品种非常齐全，操作简直就如同玩乐高和组装玩具那样容易。不过直到1940年左右，标准化锥形瓶在意大利仍不为人所知，要不就是特别昂贵，无论如何都不是学生能够负担的。
软木或是橡胶制的塞子是被用来保存药剂的，要是你想把一支玻璃试管倾斜到能够把接管插进去的程度，你就要握着管子，边旋转边把它拔出来。玻璃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裂开，这样的话尖锐的底部就插到你的手里了。去提醒初学者注意此类微小且很容易避免的危险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基本算是一种责任。不过在我们的天性中某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都保留了这样一种本能，它敦促着我们去证实，所有的第一次都是痛苦而难忘，会留下印记的。所以，在操作着实验的手掌上的疤，就是我们的印记：它是化学家的印记，也算得上是炼金术士的印记，仍旧属于某种神秘教派成员的标志。
在任何有关密闭保存的课题上，老教授们都会带着异样的怀旧，谈论起化学的开拓者们在还没有接管的时候所使用的“封泥”，是一种黏土与亚麻籽油的混合物，也可能是密陀僧与甘油，石棉与硅酸盐或者其他化合物的混合物，当时被用来连接还很粗糙的实验器皿。因含有铅丹而发红的窗腻子是它的后代，不过好几十年都没有人再用它了。
第一次进实验室的时候真的是有启动仪式的。我们胸部的口袋里放着一把量勺，那就是一枚导引的徽章。传递玻璃容器的时候也好像一场仪式，它如此易碎，且正因易碎而变得神圣。一种奇异的生意应运而生。通常玻璃要是不小心被放置在明火上，就会发出一声不祥的“咔嚓”，然后崩裂。那个巨大的水池及其四周是熟手们聚集的地方。那儿是抽烟、聊天以及追求女孩儿的地方。不过实验室里的工作，尤其是分析工作是特别严肃，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就算是在搭讪女孩子的时候，与之相关的焦虑也是很难摆脱的。基本上大家都在那里互通信息，交换建议，或是发发牢骚。
谁要是在定性分析的时候“丢”了一种元素，就没什么值得吹嘘的了。要是谁还“发明”了一种元素，意思是说，在那几克神秘的粉末中发现了本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那就更不堪了。前者可能是因为分了神或是近视，而后者只可能是因为愚蠢了：看不到存在的东西和看到不存在的东西绝对是两码事。
从各种角度来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与我们之前所见过的或是做过的都完全不一样。个人的长处于此扭转过来了，不过这和高中时候的体育课堂一样，并非是出于偶然。那些“班里的尖子生”，虽然记忆力一流，在口试中斩获头名，对理论化学错综复杂的细节掌握得巨细靡遗，还能在课堂上清晰地阐述他们的观点，甚至能把他们不懂的地方讲得好像已经懂了似的，有些更是天赋英才，但他们不一定能在实验室里同样大放异彩。在这里需要的是其他的品质：谦逊、耐性、手法、动手能力，以及——为什么不呢——良好的视力、敏锐的嗅觉、长久的耐力和面对失败的韧性。
总体来说，定量分析，也被我们叫作称重实验，是非常累人的。导师、教授或是助教会给每个学生一个装着一定重量的某种元素的小瓶。我们需要让它“沉淀”，换言之，就是照一种死板的方式用特定的方法使它变得无法溶解，接着用过滤器把它们收集起来（这通常要花上几个小时），再清洗、干燥、煅烧它，待它冷却后再用精密秤称量。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原创性发挥的余地，有的只是对空白时间令人不安的延展，需要一种疯狂的注意力。这个实验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就和派发给机器的任务差不多。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要坦白，我在1940年的那场定量分析的测验中拿到的好成绩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或者说，只是对我模棱两可的小聪明的回报。我想到，可以根据我同学在模拟测验中测量出药剂的结果来编造我自己的，因为我发现，即便是之间有着很小的误差，其结果也一样是“被量化的”：其实正确答案只不过是同一个数字的重复而已。这之中不含任何的隐喻，意思昭然若揭：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教授没有用秤给每一个考生称出属于他的那一份，而是大致地随机分配药剂的。他一定用了滴定管，那是一根有着标尺和刻度的垂直长管，每一个刻度都装载了几毫升溶液。终于有一天我确认了这一点，我找了个借口进入了那间给学生们准备考题的秘密房间。确实，滴定管就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里面还装满了浅蓝色的溶液。自从毕业以来，这个伤心实验中的溶液被替换成了蔬菜、动物或矿物，甚至是商品的原物。自然没有捷径可走，或者至少是没有宏观意义上的捷径可走。
在实验室里，女生要比男生更加轻松。在那个时候，女学生们通常能够在家务和实验室工作中找到一种鼓舞人心的连贯性，后者只不过在处方上更为精细一些罢了。以此类推，由此带来的不适也就相应更少。我们之中还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让人愉快的习惯：每到五点，大家就把实验玻璃器材当茶具用来喝茶，有时候甚至还有分子实验饼干吃——那是草率匆忙地用淀粉和淀粉酶配置，在用来干燥沉淀的小烤炉里烤的。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弊病，我相信所有学化学的人都对大学的实验室保有一种美好的怀念。不仅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与日常工作息息相关的高强度的锻炼，更是因为每个人在傍晚离开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每堂课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学会了做什么”的感觉，这和生活教导我们的“学到了什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摘自《他人的行当》，[意]普里莫·莱维/著，徐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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