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30岁以后的女性会很残酷?”这种鸡汤要警惕

2021-12-11 07:29 大字

原创 KY KnowYourself

策划 / fufu

编辑 / KY主创们

最近注意到一个挺火的词:“年龄红利”。

这个词指的是女性在20-30岁的时期,因为年轻所具有的优势——不论是工作、恋爱,还是婚姻,都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很多提出这个词的人强调,这是女性最要把握住的提升自己的时机。乍一看,这套有关“年龄红利”的理论似乎还挺有道理的,毕竟在最有精力最有干劲的时期专心提升自己,没有任何不对。只是这套理论接下去的走向让我起了戒心——希望大家仅对此理论进行讨论,不对发布视频的博主进行过多评判。

点进这位博主的内容,发现大多数视频的主题都跟恋爱婚姻相关,并且传递了自己婚姻的“成功秘诀”——我突然意识到,在博主所提到的“年龄红利”理论中所谓的“在最好的年纪提升自己”,并不是真的在鼓励女性的自我成长,而是在说:“投资自己,否则30岁之后你将一文不值。”

这个观点至今依然被不少女性接受着,认为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并发自内心地感谢传递出这些观点的博主们。

这篇文章无意抨击任何一个信奉这套观念的女性,甚至对于提出这套观念的博主,我本人也并不抱有任何的恶意——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她发自内心地希望其他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可是,我也想认真地聊一聊,为什么“年龄红利”这套理论不能帮助到任何女性,甚至加重了女性的痛苦,以及为什么即便自认为成功实践了这套理论的女性,也被其所束缚,活在痛苦中。

这理论背后所暗含的女性与其自身的关系,正是许多女性焦虑的本源。美国、巴西、欧洲等国的多项研究均显示,女性社交焦虑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Sun & Wang, 2015)。美国焦虑和抑郁协会的报告(2016)也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被诊断为焦虑症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

女生似乎有比男生多得多的理由感到焦虑,其中和身体有关的就数不胜数:体重、腿形、直角肩、耳朵的形状、颈部的细纹、甚至还包括隐私部位的颜色等等。

女生的护肤品、彩妆、服装搭配,也几乎都是“学问”,有着繁复的内容,需要很多女性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这种焦虑,与广告商、娱乐文化行业,建构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审美标准”有关。

这些审美标准被包装成了是“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努力”,仿佛投入时间精力成了一种“自律”和“上进”,我们在旧文中也讨论了这种状态可能给女性带来的伤害

除此以外,我还认为,人们对于自己外形的焦虑感,首先取决于ta与自身保持了一种怎样的关系。以下是我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的一段描述,可以用来说明我的一些观点:

我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总是保持着非常女性化、且“精致”的外形。我穿的大部分服装都需要专门的洗护、熨烫——母亲教育过我穿着皱巴巴的百褶裙是一件十分“不礼貌”的事,因此我的身体在那些衣服中时,也是无法自由地活动的。

我经常审视自己,是否有哪些细节脱离了标准。而当我感到脱离标准的时刻,我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

比如当我在商场试穿内衣,导购小姐提出我的胸部和背部皮肤已经开始出现衰老痕迹,我明知道那是一种销售手法,还是依然买下了贵得离谱、以及自身理性并不认同的塑身衣。很多时候我都不是因为“期待产品有效”而消费,而是宁愿承受无效,也不要放弃一切(在经济承担范围内的)可能的干预。

从我这个女生朋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形体焦虑,与女性的“礼仪”甚至“道德”、也与消费主义,都密切捆绑在一起。

前面描述的是她过去的表现。这几年,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性别问题。直到有一天,我感到她说出了问题的核心。以下仍然是她的叙述:

这两年来,我发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自己的外形焦虑,从无时无刻,变成了在两种状态中交替。有些时候我对自身感到非常满意,仿佛所有的焦虑都不存在。有些时候我又会回到熟悉的焦虑感中。

在焦虑的时刻,我也会突然升腾起对自身的厌恶,就仿佛这样一个自身并不值得存在。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在我焦虑的那些时刻,我的身体、甚至整个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都仿佛是一个“物件”。它需要更多的雕琢,而我自己又无法完成我希望达到的雕琢。此时我就会被焦虑和自我厌恶填满。

而在另一些时刻里,当我就是我自己,我“严苛的自我审视”就消失了。因为眼光和我是一体的,我更多感受到自己的想法、情感、欲望,而不是所有用来呈现的东西。她的表述恰恰体现了“年龄红利”的学说中,很根本性的问题。她所描述的两种状态,是一种“自我物化”的状态,和一种作为“我”的主体意识感。

自我物化,就是把自己看作物品。因为是一个物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来自于它的喜怒哀乐、它所热爱的和憎恨的,不来自它的记忆和它的家乡。

这时候,我们作为人的部分被消解,而把自己的一切特质,都简单粗暴标上社会认可的“价格”。

而当我们处在“我”的主体意识感中时,我们是我们全部的经历,是有感受、有思想、有欲望、有情感的,整体的人。我们会更自然地感受到自身的体验,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价格”上。

此时,我们才是真正地活着,作为每个“我”活着。

“年龄红利”理论的一切核心,是将女性视作一种有保质期的物品,并教授女性提高自己作为物品的价值,好与其他同样高价值的物品形成匹配。

下面我们要谈,这种物化的逻辑,究竟是不是有害的,如果有,它是怎样“有害”的?支持“年龄红利”理论的女性往往会觉得,这套说法在社会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帮助很多女性做到了抵御婚嫁职场风险、提高这些女性个体的生活质量。但她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遵循这套方法论让女性付出了多少。

这套理论将女人的年龄、外貌、能力全都化为可以计算的价格和可以交易的物品,不难想象,信奉这套理论的女性将会长久地为“不要失去价格上的领先地位”、或者“自身的价格仍有提升空间”感到焦虑。

另一种经常与“年龄红利”共同出现的言论是,“女人应该发挥自己性别优势”。其中一种解读是,女性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美貌、温柔,或者扮演柔弱、无知,可以很轻易地从男性身上获得特权和“好处”。希望大家仅对此理论进行讨论,不对发布视频的博主进行过多评判。

我想,有很多用这类言论劝解女性的人,都的确怀有一种“告诉你如何利用社会现实”的“善意”。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何这套言论是有害的。

首先,这类言论中包含了一种危险。当女人把符合男性期待的女性特点,当作自己的性别优势,她们势必会选择“温柔”“乖巧”“礼貌”、甚至“无知”。我见过许多女性,在比她们更年长、更有权势的男性面前,表现得比她们实际的情况更“愚蠢”,或者说“简单”。而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她们因为“礼貌”的要求,无法做出及时、坚定的拒绝,而这种礼貌可能是以伤害她们自身的感受为代价的。

她们因为这一系列特质被责怪,认为是她们“邀请”“容忍”了那些伤害。

她们的确因为这一系列表现,更容易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为对方认为她们乐于服从、没有主见。

她们的确因为这一系列表现,没有获得自己本值得的重视与尊重,她们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让自身被他人更严肃的对待。她们掩藏了自己内心本存在的那个宏大的世界。

当女人用性作为自己的优势时,她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与火玩耍”。长期与武器相处,也有更大概率伤害到自身。

另一种更大的伤害可能在于,长期沉浸这种价值体系中是对于这些女性的一种“恐吓”。她们会逐渐相信,假设不这样生活,就真的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在一篇题为女性怎么赚钱的视频中,博主用几个原因分析女性赚大钱为什么很难

女性似乎更容易相信,自己无法赚够自己需要的钱,无法不通过“爱情”获得幸福。女性心理学家吉列根曾这样说:

“对于女性来说,最悲惨的不是在这个社会中受到什么样的歧视和不平等,而是在女性心中潜意识的承认这一切,产生对于男性的依赖并且给予他们决定权,将自己合理的处于一种低等的地位,缺少对于自身的信心和勇气。”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恐惧,女孩子们把更多的精力和尝试,投入在“成为一个可以标出高价格”的女性,而假如她们曾经尝试过向外走出世界,她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那么难。

为了享有这种“女性的性优势”,我们付出的是代价是自由——我们不再能自由地发声、自由地拒绝、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自由是多么珍贵的事,只有在自由的意志中,你才会感到你是你自己。

很多人说,女性维持关系的努力,一样是富有价值的,我非常赞同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说,女性不一定要向男性一样选择事业才是平等,女性也有权依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我也非常赞同这一点。

然而,讨论这一点,要站在真正的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假如女性因为恐惧、因为从未被鼓励,而从未有权选择所有男性可以选择的事,从未相信过自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作为梦想”的假设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只有被充分赋予过选择,才有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可言。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真的成为她们自己。我希望,女性能够深深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我希望她们知道,自己不需要成为某一个样子才值得幸福。我希望她们能够发自内心地赋予自己价值:你全部的经验、你复杂的所有情感、你的欲望、你的慈悲、你的憎恶、你的思考、你的梦和记忆、你的家乡。

我还有另外一个愿望。我希望这个社会,对于那些不该被允许的事,能更坚定地拒绝。当我们在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拒绝那些我们认为不够好的东西。而当那些事物发现自己不被接纳的时候,它们就会改变了。

Referenc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6).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Occurring Disorders in Women.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n, Y., & Wang, W. (2015). Analysis of Sex Dimorphism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dvances in Psychology, 05(01),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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