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沙特：海湾双雄对抗的历史悲剧与沉痛教训
4月27日，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该国的对手伊朗采取缓和调门，称他寻求“良好的”关系。此前，消息人士称两国在巴格达举行秘密会谈。
在当前的中东政治尤其是海湾政治中，集民族、教派和争夺地区领导权矛盾于一体的沙特与伊朗矛盾，构成了中东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了海湾形势持续紧张的根源。双方不仅彼此对抗，而且围绕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林等地区国家展开了复杂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沙伊双方关系能否和解构成了关系到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是，伊朗与沙特的关系并非一直是目前这种水火不容的状态，在双方独立之初，两国关系尽管有分歧和隔阂，但基本能够相安无事；二战后两国成为美国的盟友，作为美国在海湾战略的“双柱”曾经进行合作。伊朗与沙特关系走向对抗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以来“阿拉伯之春”导致的地区格局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对抗。
客观而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采取的反对沙特君主制、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的做法，是导致沙特与伊朗关系恶化的初始原因。双方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缓和与改善，这与伊朗降低“输出革命”调门、改善周边环境有关，但缓和势头进入新世纪后又随着伊朗内贾德政府的激进外交和伊核危机的出现而中止。
4月27日，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离开奥地利维也纳的伊核谈判会场。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2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核谈判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但前方仍有重要挑战需要应对。新华社 图
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等事态，使伊朗崛起的势头日趋突出，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影响的增强使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导致沙特对伊朗的政策日趋激进，双方都运用教派主义进行对抗，导致双方的对抗陷入敌意不断加深的恶性循环。伊朗与沙特的关系从朋友到敌人的经历不仅对双方产生了严重的伤害，而且对地区安全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其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值得总结和反思。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基于其与沙特和伊朗的敌友关系，对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最为突出。因此，沙特、伊朗和美国三方关系走向理性和解，对于未来的海湾安全至关重要。
1979年之前：虽有不睦，尚能相安无事
现代伊朗始于1925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1979年伊斯兰革命构成了伊朗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伊朗推行激进的“白色革命”，并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而深受美国控制；伊斯兰革命后则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彻底破裂，伊朗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已达40多年之久。
当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室沙特家族曾先后建立过第一沙特王国（1745～1818）和第二沙特王国（1824～1891），但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镇压下相继亡国。在第二沙特王国失败后，伊本·沙特（Ibn Saud，1880～1953）历经近三十年的努力，建立了第三沙特王国即沙特阿拉伯王国，并于1932年正式独立，是沙特家族通过与瓦哈比教派结盟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国家。
沙特与伊朗建国之初就存在矛盾分歧，其中既有现实利益的矛盾，也渗透了教派斗争的因素。1929年伊朗与沙特曾进行旨在实现相互承认的外交谈判，但由于沙特的伊赫万（Ikhwan）组织毁坏了与波斯什叶派关系密切的圣墓，引发了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对抗，伊朗因此拒绝承认沙特。“伊赫万”的原意为“尊主独一兄弟会”，是伊本·沙特为通过定居实现对游牧民的改造，仿效穆罕默德时期的穆斯林公社制建立的兼具宗教、军事和经济功能的组织。
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伊朗一直对尚未独立的巴林提出主权要求，沙特对此予以强烈反对。
伊朗与沙特的关系从开始就受到美国的影响。沙特与美国尽管在二战结束之际就已经因石油供给而合作，但最初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密切。沙特一方面接受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进行军事与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又在美英倡导的建立“中东司令部”、筹划巴格达条约组织等问题上抵制和反对美国建立中东军事集团和集体防务体系。而伊朗则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在20世纪40—50年代，伊朗与沙特的关系多有不睦，但基本上相安无事，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
沙特与伊朗当时另一潜在的矛盾是因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产生的分歧，即当时伊朗推行激进的世俗化，而沙特是保守的传统伊斯兰国家。从沙特立国起，伊本·沙特就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圣地护主”称号的伊斯兰国家，只有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体的伊斯兰特色，才能始终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国民和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从而巩固他的政权和国家”。因此，伊朗国王竭力推行的世俗化，自然招致沙特的反感，但并未对双方的关系产生直接矛盾。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美国取代英国在海湾地区的领导地位，伊朗和沙特成为控制海湾地区的“双柱”（Twin Pillar）。美国力图将保守而亲美的沙特和伊朗巴列维王朝作为合作伙伴，遏制当时中东地区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抵御苏联在该地区不断拓展的影响。因此，在1979 年前，沙特和伊朗在美国的领导下有过短暂的合作关系，同时扮演着美国在海湾地区代理人的角色。
1979—1989：严重对抗的十年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由于伊朗将“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作为首要输出对象，进而导致沙特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层面均受到严重的冲击。
第一，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沙特的君主制遭到了霍梅尼的猛烈抨击，导致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不断尖锐。
尽管沙特和伊朗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是议会选举制的共和国，而沙特是实行家族世袭制的君主国。根据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理论，“伊斯兰政府不应是君主制，君主制是反伊斯兰的”。 霍梅尼甚至对沙特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谴责，他指出：“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衣，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奢华、轻佻和无耻的生活方式，从人民手中抢夺金钱来挥霍，沉湎于赌博、酒会和狂欢。假如人民追随革命道路，诉诸暴力去继续斗争来恢复权力和资源，这没什么值得惊奇的。”
因此，无论沙特王室政府的伊斯兰色彩如何浓厚，其家族世袭的君主政体本身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对象。霍梅尼把沙特王室的伊斯兰教称为“渎神”的宗教，不承认沙特具有圣地保护者的资格。同样，沙特也认为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是“异端”，伊朗政府的所作所为违反伊斯兰精神。
第二，伊朗通过支持沙特、巴林、科威特等国家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
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示范效应以及伊朗“输出革命”的双重影响，海湾各国什叶派的抗议活动日趋活跃，并得到伊朗的支持。1979年，沙特什叶派抗议沙特王室的示威活动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和骚乱（也称“东方省起义”）。科威特、巴林的什叶派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十分活跃。
第三，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下，沙特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日益崛起，并对沙特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威胁。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沙特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反对派组织，并被沙特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这些新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差不多都以宗教为旗帜，并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从事各种反政府活动。伊朗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报刊宣传伊斯兰革命，对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对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沙特出现的东方省什叶派叛乱和几次麦加朝觐事件，都与伊朗的影响密切相关。
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主要包括“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新伊赫万运动”，它们都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据报道，“伊斯兰革命组织”得到伊朗的财力援助，其成员主要是沙特东方省的什叶派穆斯林。该组织深受霍梅尼宗教政治思想的影响，主张在沙特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以取代沙特王室的统治。
第四，伊朗向伊拉克“输出革命”是两伊战争爆发的重要的原因，沙特在两伊战争中选择支持伊拉克，并通过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等手段，抵制伊朗输出革命。
尽管沙特与伊拉克萨达姆复兴党政权也存在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但伊拉克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的政策在总体上有利于沙特和海湾国家。因此，沙特在两伊战争中总体上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政策。据统计，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向伊拉克提供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并与科威特一起为伊拉克代卖石油。沙特对伊拉克的支持和援助，牵制了伊朗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有利于维护沙特自身的安全。由于海湾君主制国家均面临伊朗输出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威胁，在沙特的领导下，海湾六国（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该组织成立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于抵制伊朗对海湾国家的什叶派进行政治渗透。
第五，沙特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反苏战争（1979～1989）以及后来成立的塔利班政权，构筑防范伊朗输出革命的“防护墙”。
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沙特之所以全力支援阿富汗伊斯兰“圣战”力量的反苏战争，其根本出发点正是为了在中亚地缘政治中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其一，在伊朗不断向外扩张势力的情况下，在其周边地区构筑一道逊尼派的“防护墙”；其二，通过与巴基斯坦合作，支持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武装中的某些派别、尤其是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寻找地缘政治的代理人。沙特与巴基斯坦和阿联酋是国际社会仅有的在外交上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三个国家，其原因即在于此。
第六，1979年伊斯兰革命导致伊朗与沙特的教派日趋凸显。
出于增强伊朗革命合法性以及“输出革命”等方面的需要，伊朗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淡化教派矛盾的举措，但教派矛盾依然无可避免地日趋突出，并成为沙特与伊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伊朗强烈谴责沙特的世袭君主制、攻击沙特为美国走狗、向海湾君主制国家输出革命；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全力支持伊拉克；1987 年伊朗朝觐者在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伊朗人死伤；1988 年沙特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什叶派国家与逊尼派国家的矛盾”。
从本质上来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教派矛盾，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输出革命”的激进外交对沙特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和国家安全均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使双方的教派矛盾成为权力斗争的重要载体和形式。
1990-2003：双方关系缓和的迹象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期间，受国内经济困难和两伊战争的灾难性影响，伊朗的对外政策有所缓和。
在对海湾国家的政策上，伊朗开始改变霍梅尼时期以伊斯兰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并缓和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继1990年伊朗与伊拉克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后，伊朗于1991年与沙特实现了和解，恢复了两国曾因1987年麦加流血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伊朗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伊朗也坚持中立立场。
1997年和2001年，开明宗教人士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两次当选为伊朗总统，在哈塔米执政的八年间，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对外通过推进“文明对话”缓和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伊朗内外政策的核心。
在此背景下，改善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以摆脱地区孤立的处境，成为伊朗的现实选择。因此，改善与沙特的关系进而带动伊朗改善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构成了哈塔米地区外交的重点。1997年6月，哈塔米在总统选举获胜后不久便致函沙特国王法赫德，表示德黑兰愿意承办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11月，哈塔米政府派外长哈拉齐（Kamal Kharazi）遍访海合会六国，表达了伊朗新政府与其改善和发展关系的诚意，同时呼吁阿拉伯国家积极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
1997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在德黑兰成功召开，该组织50多个成员国的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数千名高级官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阿盟秘书长马吉德等国际组织领导人参会。这对伊朗改善国际形象，打破外交孤立和重返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97年12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代表法赫德国王率领代表团出席德黑兰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开始，伊朗和沙特的高层往来不断增多。1998年2月，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沙特；1999年5月，沙特第二王储苏尔坦（Sultan bin Abdel Aziz）亲王访问伊朗；1999年5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特，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总统首次访问沙特；1999年10月，伊朗议长访问沙特，都极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迅速发展。
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直接带动了两国关系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例如，1998年，沙特将伊朗的朝觐名额从6万人增加到8.5万人，中断15年之久的德黑兰至吉达航班得以恢复；1998年5月，双方签订了在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青年等领域的合作协定。伊朗与沙特关系的改善还直接带动了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发展。
2003年以来：双方对抗的螺旋式上升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但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形势变化尤其是教派矛盾更加突出、2005~2013年内贾德任总统期间伊朗对外政策的激进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矛盾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伊朗与沙特的关系重回对抗，且双方的对抗更趋结构化、阵营化和代理人化。以“阿拉伯之春”为分水岭，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双方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战后重建、伊朗核问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崛起势头强劲，伊朗拥核成为沙特最大的战略焦虑。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和冷战结束，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绝对主导地位。随后克林顿政府采取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战略，使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得到了抑制，这种相对平衡维持了十余年之久。但“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导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再度上升，并日益走向战略对抗。
首先，从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使伊朗东西两线的地缘政治敌人消失，伊朗战略环境的改善和崛起势头引起了沙特的极度忧虑。
其次，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深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府的主导力量，并刺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进行政治抗争，令沙特深感忧虑。
最后，2003年伊朗核危机产生以来伊朗核技术开发不断推进、2005~2013年内贾德主政期间伊朗的强硬外交、2008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伊朗政策缓和，都极大地刺激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和加深其战略焦虑。
（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沙特与伊朗双方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地区热点问题如巴林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阵营化、教派化。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第一，中东国家的阵营化。围绕沙特与伊朗断交、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反恐等问题，有多个阿拉伯国家选择追随沙特，与伊朗、卡塔尔断交，并参加沙特领导的反恐同盟，使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导致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都进一步加剧。此外也有部分国家在两派矛盾的夹缝中态度暧昧、左右逢源（如阿曼、伊拉克），唯恐引火烧身。而另有一些地区大国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企图渔利，其突出表现是土耳其、埃及与沙特、伊朗的关系十分微妙，它们与沙特、伊朗双方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沙特通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伊朗也把教派作为其政策工具，以此介入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
第三，地区热点问题的代理人化。在沙特、伊朗两个阵营的对抗中，沙特、伊朗本身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双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博弈，而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拉克的紧张局势都有因沙特与伊朗博弈进一步恶化和升级的危险。
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教派矛盾、地缘政治博弈、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国家间的安全不信任，教派攻讦、民族仇视、以邻为壑等社会心理的普遍存在，都严重毒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
伊朗与沙特对抗的沉痛教训
第一，伊朗“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是导致伊朗和沙特对抗的重要根源，严重破坏了双方关系和地区秩序。
霍梅尼所确立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指导思想，以及“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它在现实的实施中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实现伊斯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存的世俗化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输出革命的干涉外交与主权原则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给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二，伊朗和沙特以教派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对抗，使教派主义成为冷战思维在中东的独特表现。
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当前中东许多国家统治者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伴随教派主义的发展，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家教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更突出表现为以沙特为中心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的分化和对抗，导致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之争。教派主义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冷战思维，助长了地区国家间的憎恨、恐惧、冲突等负面情绪，也塑造了地区国家的消极行为偏好。
第三，伊朗和沙特作为海湾和中东地区大国，双方的对抗为域外大国的干预和渗透创造了条件。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长期视伊朗为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并挑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同时把中东地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的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以此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和控制。例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挑拨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操纵中东事务，成为其中东政策的典型特征。特朗普还通过锁定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地区最大威胁，向沙特兜售军火。由此可见，激化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整合盟友体系并从中谋取实利，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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