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来了碧空、爱情和鲜花 阿占
男人不如女人入画。动物世界，雄性甩了雌性几条街，比如孔雀，比如狮子。即便在家禽界，公鸡也要比母鸡漂亮得多。换算到人类，这条铁律戛然而止。男人除了体格比女人强壮，论起精致和优美，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在画中，女人构成了一条更加生动的道路，凌厉有时，伤感有时，纤细有时，肥美有时。她们眼风上扬，混合着不可替代曲线、红晕、轻佻。有结构的地方就能安放诗行，我不会忽视她们的锁骨、蝴蝶骨、脚踝。至于脖颈和腰，那是用来张望的，也可以决绝地转身。她们的乳房小而芬芳，臀部盛大如丰收的景象。总是表面上有多冷艳，骨子里就有多热烈，有时候，我也会用画笔赋予她们激越的演技。
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她们面面相觑，每一幅画总是被一个并不清晰的动机推进着，更多的来自于梦碎、无可兑现，而这一切动机之上的动机，就是我自身存在的悬置与安放吧——如佛家修行中的“证”，既是物证，也是心证，是他证，亦是自证。所以，她们是万千之众的善果，她们也是来去无影的妖精，我喜欢她们。
女人的身形，作为一种用来画的形象，如菩萨，也如基督，如鱼如鸟如雨滴，她们巡游了我想要去往的地方，天上或人间。用女人来引导未竟之梦，历来是艺术史上的惯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胜利女神，再一个就是但丁《神曲》里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她们掠过芸芸众生，成为另一本“圣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让画中女人生出一副猫耳朵。爱上一只猫，会感到禅意的靠近。她永远都是闲适的，淡雅的，甚至高深莫测的。在苍茫的时光隧道里，狗被人类驯化，猫是主动进化而得。猫竖起天才的耳朵，从洪荒之声一路穿越到后工业革命的轰鸣，自我警醒，沧桑出尘，死里逃生——我想，这种功能被安置在女人身上，女人是幸运的。
弗里达的画里也只有女人，那是她自己。画中的弗里达，流血、哭泣、破碎。6岁患小儿麻痹症，左脚弯曲成为跛子；18岁遇重大车祸，脊梁折段骨盆破裂；这之后的29年中，她从来无法逃脱病痛。“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这样说。她渴望生育却只能不停地流产。于是，她画自己的现实，自恋以及自弃。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这刚好与绘画主题的自我性相适合。“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喜如微笑，残忍如人生的苦楚”。著名的壁画家丈夫里维拉这样评价她的画，其实，也是在评价弗里达本身。
在大多数墨西哥女人为如何做好一碗豆汤而烦恼的年代，佛里达几乎参与了墨西哥乃至世界上所有最先锋的艺术形式以及最危险的政治活动。1977年秋天，墨西哥政府在美术宫举办了弗里达回顾展，赞美这种奇异人生。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生活照片，尺寸巨大，小幅绘画被衬得越加微小，却发散出钻石的光芒——那些画来自她生命中的各个特殊时期，每一幅都如同一声令人窒息的尖叫。
陈逸飞的画中都是女人，褶裙精巧，底色绛红，密密细细地轻愁，写实主义中渗透着传统美感。雷诺阿的画中都是女人，与阳光、草坪、舞会在一起，面容姣好而纯真。毕加索的画中都是女人，她们被他征服、迷恋、解构，然后扔到画布上。夏加尔的画中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爱妻贝拉，他们一起飞翔，在星星的旁边接吻，还有牛和羊，倾斜的房屋，像永远不醒的梦。夏加尔说，“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和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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