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治社会文化呈现根本性危机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深刻、根本性问题。一是制度危机,在面对需要以举国之力应对的内忧外患面前,反应迟钝、力不从心。二是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和受损者撕裂严重,国民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包括大到枪支,小到口罩;甚至出现发展中国家民主选举中认赌不服输的幼稚民主现象。三是移民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文明冲突内部化,无法适应人口新格局。
制度危机弱点在抗疫中凸显
在这次抗疫中,美国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对此,人们有各种解释。学者福山认为是国家能力问题,但这种能力与体制没有关系。而阿西莫格鲁将抗疫的不力归结为民主机制被破坏。尽管美国人不质疑自己的制度,但在学者孙立平教授看来,这些问题和弊端,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民意对于科学决策的钳制,党派之争对于抗疫措施的拆台,联邦体制中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掣肘等,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行动能力的损害是不容否认的。
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常规状态下的自处型结构,体现了公共的事情大家集体商量决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由于现行民主政治对自由的保障,其在常规生活状态下对创新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次疫情告诉人们,民主政治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在面对某种突如其来的、需要以举国之力应对的重大灾难面前,民主体制有点反应迟钝和力不从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种体制在面对一种势均力敌的残酷竞争的时候,这种弱点也会表现出来。
社会撕裂无法达成社会共识
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看作是骨骼的话,其有效的运作需要不可缺少的软组织,这就是相应的社会生态和基本的共识。有人相信美国的选举制度有自我矫正的能力,只要这个选举制度能得到维护并能够有效运作,目前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自我矫正来解决。其实不然。因为制度不是万能的。
比如,政治对手及其阵营之间的基本价值共识和妥协文化,无疑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软组织。在这种共识和文化中,分歧不意味着敌对,竞争不意味着对抗。由此,人们可以看到胜利者的谦卑,失败者对结果的接受。正因为这样,一些失败者的败选演讲往往比胜利者的宣言更能够打动人心。但这一次竞选的画风已经明显不同。画风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撕裂。
社会结构是分层的,也就是人们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在以往的时代,我们看到并习惯的是结构的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上中下分层。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金字塔还被一条斜线——全球化切割了,一部分是步入全球化轨道后受益的;一部分是被甩在全球化轨道外面的,相对受损的。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新分野。
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受益者主要集中在上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金融精英、资本精英、科技精英,也被称为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层。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中下层占了相当的比例,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上层。这个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图景,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撕裂的新背景。这种撕裂让社会共识很难达成。
虽然拜登在本次大选中获胜,但特朗普的得票也超过7100万张,创下美国在任总统在大选中的得票纪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个美国”之争日趋激烈。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创纪录的投票人数真正揭示的信息是,美国的分裂非常严重,双方看上去几乎势均力敌”。过去半个世纪,新科技革命给美国带来持续增长动力,但大批美国乡村白人以及靠制造业获益的中产阶级被抛在后面,收入并没有实质改变。这些人担心民主党上台后,其政策将越发向硅谷高科技企业和少数族裔倾斜,导致其利益进一步受损。而且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不承认败选,认赌却不服输,这样幼稚的民主现象竟然在老牌民主国家中上演,让世界大跌眼镜。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包括大到枪支,小到口罩。如果民主无法代替共识,其自我矫正能力就难免捉襟见肘。
文明冲突内部化无法适应人口新格局
文明冲突内部化是美国社会面对的更深刻、更深远危机。亨廷顿是把文明冲突当做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国家之间的那种对抗和协调模式就是文明的冲突。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因而文明冲突的舞台,只能是国际舞台,而不会是国内舞台。至少,国内舞台不会成为主要舞台。
但包括“黑命贵”和最近法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提示我们: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美国人口超过3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一亿,西班牙语裔人口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480万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8%。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有4000万,亚洲裔有1400万。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适应人口变化,这是个大问题。萧功秦教授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年以前,一位美国教授来我家,我说若干年以后,美国黑人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如果按照黑人的要求,修改了美国的宪法,美国将变成南非,你们怎么办?他说,那也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人数多,他们说了就应该算。
传统时代的人口流动受到诸多的限制,规模有限,对流入地的文明影响也比较小。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则不然。把历史拉长一点,发达地区(包括和平地区)能不能长久维持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优势?换句话说,对于这样的国家,是在维持主体民族人口优势的前提下维持原有的结构与体制,还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构成变化中转换成新的结构和体制?如果是后一种,这中间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是风和日丽的,还是腥风血雨的?解决这个危机的窗口期在时间的意义上已经极为有限。就美国社会而言,在文明层面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远远高于在具体制度层面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美国现在真的在面对极为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美国现在已经处在十字路口并不是危言耸听。美国未来的选择很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美国,也是对于人类而言。21世纪也许是一个黯淡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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