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里的“送奶工”是怎样的
□林颐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的作品，是丰富的、多层次的，能读出多重寓意、复杂滋味。荣获2018年布克奖、2018年全美国家书评人协会奖、2019年奥威尔奖等多项奖项的英国小说《送奶工》就是这样的佳作。
作品有着明确的女性意识。主人公是一个18岁的女孩，爱好边走路边读书。这个行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男人的觊觎。有一天，一个开着车的41岁的男人想要同女孩搭讪。这个男人据说是一名有家室的牛奶工。流言迅速传开：女孩很不检点，他俩“搞”上了，他俩是怎样“搞”上的？
人们议论纷纷，语言像毒箭。最厉害的攻击来自于同一性别的人类，与女孩血脉相连的母亲。母亲絮絮叨叨，规劝、指责、咒骂，母亲认定女孩做了丢脸的事，母亲依据经验判断女孩在说谎，母亲用女孩去世的父亲的名义对她道德施压，母亲还认为，18岁的女孩应该找个好人家嫁了。仿佛隔着厚墙，无法听见，无法交流。家长们为何总是自以为是？
那些搬弄是非、编造谣言、不断散播和翻新那些谣言的人，让女孩成了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当地军事组织的骨肉皮，那些反政府派，那些高调的女权人士，
却视女孩为同路人。她在她们中间，是她们的一员。她们如此认为。她们自然而然地在女孩面前谈论性生活，谈论国际妇女组织里的姐妹们的支部工作，谈论各种议题和运动。人是社会性的生物，在很多时候，社会团体结构的认同基础其实很脆弱。
送奶工跟踪女孩，介入她的生活，向女孩描述他所掌握的女孩的家庭、交友等情况。送奶工看上去绅士有礼，但是，想想看，女孩的一切，生活的方方面面，竟然都处于周密的观察和搜集之中，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怎样确定女性遭受侵犯？即使没有明显的肢体接触，口头上的威慑、心理上的暗示，算不算呢？在这个世界上，女孩们经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使没有送奶工，在那之前，在女孩12岁的时候，大姐结婚了，在那以后，大姐夫总是当着女孩的面，说些下流话。就像我们生活里，某些酒席上或交际场合，总有些人眼神暧昧、表情猥琐地讲着黄段子，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他知道你能察觉其中的性意味。
女孩读书，是自我教育，她在成长。女性的成长要求为何引起不安？人类的群体意识有着固化的惰性，很多时候，人们拒绝变化，人们讨厌“麻烦”。那个想要启发大家思维的老师说，天空的颜色不止蓝色，我们要画出斑斓的色调，可是，学生们只想快点下课，快点结束这个事情，异口同声坚持说，天空是蓝的，就是蓝色的。所有人都附和这个说法，所有人都保留一种看法，事情不就变得简单了，不是吗？作为女人，听男人的，不就可以了吗？
作品含糊提及故事发生于纳粹时代，然而，我以为，此纳粹非彼纳粹，它意指的是看待人和事的极端暴力的方式。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高度抽象的符号，没有姓名，没有身份，只在事件里被标识为送奶工、正常女人、议题女人、某某之子等，人以群分，以价值观划分阵营，贴上标签，就像置身网络世界的我们，消除了构成人之为人的具象的特征，而以一个个ID作为代称。一点眼见不实的表象，一些歧义横生的对话，立刻产生奇怪的反应，天晓得，就有了脓包，就四处溃烂。网上的ID们热衷谈论政治，可现实里总是悬于“准男友”和“准女友”的“准”距离关系。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描述互联网语言环境的一则寓言。
这部25万字的小说，容纳了非常多的隐喻、象征或直白的揭示，它表述了如此多的意义，会不会显得紊乱呢？作者安娜·伯恩斯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工人阶级家庭，她理解保守、封闭的环境里成长的平民女性，她也承袭了爱尔兰的文学传统，《送奶工》的小说语言采用了意识流形态，场景、视角、人物对象的转换都跟着主人公的思想即刻位移，从而保持了情节的自然衔接，在写作技巧上也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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