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背后的法理思考：为了救人而杀人 法官该如何判决？
洞穴探险者案是美国法理学家富勒于1949年发表的假想公案：五名探险者受困洞穴，为生存“不得不”分食其中一人，被抽签选中的是最初提出该建议、却在实施前反悔的威特莫尔。最终获救的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他们是否犯有谋杀罪？富勒虚构了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的意见，将当时各个法哲学流派的观点纳入其中。1998年，萨伯续写了有关此案的九个新观点，又将20世纪法哲学的新发展引入讨论。本文摘自彼得·萨伯著《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富勒虚构的案例是以一些令人揪心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无疑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U. S. v. Holmes）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Regina v. Dudley & Stephens）。这两个案件都与救生艇有关，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霍尔姆斯案
在霍尔姆斯案中，一艘从利物浦驶往费城的移民船“布朗号”在纽芬兰岛海岸因撞到冰山开始下沉。船上只装备有两艘救生艇，可供八十名乘客和船员使用。最终共有四十一名乘客和水手挤到一艘二十二英尺长的大艇上，另有船长和船员共九人占据了一艘只能容纳六七人的小艇，剩下的三十个人则被弃在船上，与船一起沉没。这些沉没者之中没有一个是船员，大部分是儿童。后来，船长命令一个助手带着航海图和罗盘加入大艇。这样一来，有四十二人在大艇上，八个人在小艇上。大艇有桨无帆，小艇则两者都有。
小艇驶向纽芬兰海岸，最终被一艘渔船救起。大艇则因严重超载几乎无法航行，在海上漂浮了一整天后，船舷上缘已紧贴水面。随着天气的恶化，海水开始溢入船里。本有缝隙的大艇裂开了一个大洞，不得不大量向外排水。几个大浪袭来，大艇在沉没的边缘飘摇。船长助手嚷着叫水手想办法减轻负载，水手霍尔姆斯事后回应，在另外两名水手的帮助下把六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抛出船外。第二天他又把另外两个男人扔下船。
他们向东边漂移，以仅有的一点儿食物充饥，几周之后，船在法国海岸获救。他们的经历震惊了世界，有些幸存者返回美国后，给费城地区的检察官施加压力，要求指控大艇的水手犯谋杀罪。不幸的是，霍尔姆斯是当时唯一住在费城的大艇上的水手，于是被逮捕了。大陪审团不愿意指控他谋杀，迫使检察官将起诉减轻为非预谋故意杀人。
霍尔姆斯提出紧急避难的抗辩。他辩护说，如果杀人对于船上的人的存活是必要的，那在法律上就是正当的。这个案子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鲍尔温法官审理，当时他临时担任费城承审法官。他告知陪审团，一定数量的水手是大艇航行所必需的，但超过这一数量的其他水手与乘客相比并没有任何特权，这些水手必须与乘客一起经受命运的考验。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陪审团认定霍尔姆斯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成立，鲍尔温法官对他处以六个月的监禁和二十美元的罚金。霍尔姆斯服了监禁之刑，罚金则被泰勒总统（John Taylor）赦免掉了。
杜德利案
在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中，澳大利亚游船“木犀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芜菁罐头。四人中，杜德利是船长，斯蒂芬是助手，布鲁克斯是一个能干的船员，帕克是见习船员。帕克只有十七岁，很快就成为四个人中状况最差、最虚弱的人。四个船员以一个芜菁罐头维持了两天，在随后的两天只能靠雨水度日，直到他们抓住一只海龟。那天他们吃了第二个罐头，也许想着他们还可以再抓一只海龟。
一周后，他们吃光了海龟身上所有能吃的东西，但仍然看不到获救的希望，也没能找到其他食物。船员们的嘴唇和舌头因为一边脱水而发黑，腿脚肿胀，浑身布满溃烂的伤口，并且开始喝自己的尿。帕克喝了海水，这在水手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第十九天，杜德利提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谁该被杀掉作为其他人的食物。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在犹豫，计划暂时被搁在一边。后来，杜德利自信地对斯蒂芬说，无论如何帕克会先死，因为他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而且没有家人。那还等什么呢？斯蒂芬被说服了。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三个人靠帕克的尸体度日。一艘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在从智利的篷图阿雷纳斯去德国汉堡途中把他们救起时，他们已经连续四天以尸体为食并吃掉了大半。在返航途中，“蒙堤祖麻号”驶进英国法尔茅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谋杀罪被逮捕收监。
英国的内政大臣哈考特爵士咨询了总检察长、副检察长和王室官员之后，批准起诉三名船员谋杀，但是法尔茅斯的公众全部支持被告。因为担心出现宣告无罪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这意味着陪审团只是认定事实，不用对该事实是否构成谋杀罪做最后的裁决（这一安排使法庭即使在陪审团同情被告的情况下也可能判被告有罪）。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谋杀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提出赦免建议的正是支持起诉的哈考特爵士。若想更详细地了解上述案例，请参阅辛普森（A. W. Brian Simpson）在《同类相食与普通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一书中引人入胜而又细致入微的描述。而对该故事更加简练，也更戏剧化的复述则可以查阅卡玆（Leo Katz）关于刑法的一本很好的著作—《不良行为与犯罪心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司法意见的摘要经常可以从英美法学院使用的案例书中找到。
真实案例基础上的虚构案
人们可以轻易看出富勒从这些案例中借用了大量事实：陷入绝境、抽签、人吃人、公众的同情、夹杂着复杂政治因素的追诉、紧急避难的抗辩、陪审团的有罪宣告、赦免的可能。甚至在细节上，比如杜德利、斯蒂芬案中陪审团的特殊判决，都在富勒的案例中再次出现。
然而，这些可资借鉴的因素，最多只是减轻了富勒的创造成分，他把事故从大海中移到纽卡斯国的山洞里，这既使管辖权问题尖锐化，又使非常重要的无线电通信这一因素成为可能。他增加了无线电通信所传递的医生、工程专家的意见。这让洞穴探险者通过可信赖的资讯确切知道获救之前将会饿死，而不仅仅是惊恐地猜测。他增加探险者富有先见之明的安排，即要求洞穴探险组织在他们未能于特定时间返回时予以救援。他增加了威特莫尔意见的复杂反复：一开始同意加入死亡协定，接着撤回允诺，后来又认可其他人代他投掷骰子的公平性。他增加了纽卡斯国内战与社会契约的历史，谋杀罪的法定死刑，创造了自我防卫例外的古代司法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细节，包括每个法官针对其地位和意义做出不同判断的少量司法判例。
法律思想的多样性
如果认为富勒调整了事实以致判决无罪和判决有罪的理由旗鼓相当，那就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他的独具匠心了。若真如此，那么尽职的法官将无法做出判断，或只能通过向另一方意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做出自己极不确定的裁决。相反，富勒通过精巧地裁剪事实，既给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决无罪，又给另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决有罪。这两种类型的大部分法官都确信事实是不平衡的，并且不平衡之处应该依他们的方式来解读。如果最终判决有罪和判决无罪的票数一样多，那主要是由于高级法院中的法哲学平衡而不是事实平衡所导致的。优秀的法官们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富勒巧妙地裁剪事实以便引起人们对法律思想多样性的关注。如果几个不同观点在论证上同样有力，并且都忠实于法律，这个案子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是平衡的。但是如果认为不同的法哲学表现出相当的论证力，仅仅是因为富勒把它们融入了案例或者是它们能提供论证，或它们确实来源于重要的道德、法律、政治哲学传统，那就枉费了富勒的精明和一番辛苦。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应该通过案例思考什么，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从中得到什么。这个案例不是富勒的结论，而是他提出的问题。
富勒的案例事实是以特别的方式达到平衡的，它给不同倾向的法官很好的理由从不同方向认定事实，然而该案例并没有特别到无法教给我们有关真实案例的知识。相反，大部分引起公众争议的案例都同样棘手。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近案例中提出的禁止鸡奸、燃烧国旗或帮助自杀的法令是否合宪的问题。公众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好像事实是平衡的；但各自主张的观点都充分有力，似乎又表明事实并不平衡。当然，实际上，存在于法律原则和美国公众观点之中的平衡，多于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的平衡。这正是富勒通过巧妙地构造事实和睿智地解读司法判例，在他的案例中所传达的复杂而微妙的平衡。这也是他的案例能真正教会我们处理疑难案件的原因之一。
富勒是何许人？
富勒（Lon Fuller，1903—1978）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人，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撰写了八部法律专著和大量论文，是20世纪极优秀的法理学家。他反对实证分析法学，曾在法律刊物上就实证分析法学的价值与哈特（H. L. A. Hart）争论。值得赞扬的是，如果一个人事先不知道富勒不满法律实证主义，那么忠实地阅读《洞穴奇案》后仍不会感觉到这一点。在《法律的道德性》这本重要的法哲学著作中，他把反对实证主义的案例集中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为自然法的有限形式进行论证。在该书附录中，他收入了他的第二个著名的虚构案例—怨毒告密者案。
听说富勒是一位出色的合同法教授，但他在我进入法学院的前一年去世了，我没有读过他的合同法案例书。在我看来，富勒的伟大在于他用毕生的学术成就证明：严密的法律思想既不排斥创造性，也不要求专业的术语表达，更不会让道德成为与法律无关的独立变数或事后思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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