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没有电音的柏林：德国夜店产业如何熬过疫情严冬

【编者按】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已逾九个月，死亡人数跨越百万的同时，也有许多产业正在濒死挣扎。从柏林的夜店产业到巴黎的奢侈品业、再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经济——这些特殊的产业，由于其在特定国家与城市的旗舰身份，早已嵌入了当地社会的肌理之中，成为一种商业和文化符号。界面天下推出的“新冠下的全球城市与产业互动”系列报道，将从旗舰产业的兴衰来审视和观察各国的政府治理、城市韧性和民众心态，以及可能的新思路与新生机。

记者 | 王磬 发自德国柏林编辑 | 崔宇

2020年的夏天，柏林弥漫着不同寻常的安静。阳光照晒着施普雷河畔，在柏林东区经营一间夜店的杰弗睿（Geoffrey Vasseur）却感到丝丝寒意。他带着界面新闻记者穿过昔日熙攘、如今空荡的舞池大厅，忍不住停下来抽了一支烟。

“过去，这里每晚都有七八百人。”杰弗睿唇齿间吞吐的烟雾更衬出了大厅无所适从的空旷，“挺忧伤。没人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熬过这场严冬。”

三十年前，在柏林墙倒下的废墟之上，象征着反抗和新生的电音俱乐部拔地而起，逐渐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柏林夜店。“去柏林蹦迪”成为全球嬉皮青年的朝圣之旅，夜店不仅被视为自由叛逆的柏林文化的象征，也早已长成柏林经济的重要支柱——200余间散落在市区的夜店每年为柏林带来300万游客、创收14.8亿欧元（约120亿人民币）。

然而，自今年3月群体性新冠感染在夜店集中爆发以来，整个柏林的夜生活就陷入了沉寂。见证了两德统一、社会重建和柏林崛起的夜店舞池，三十年来第一次停下了每晚的笙歌。

鼓动人们在灯光和酒精下“零距离互动”的夜店文化，与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疫情防护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跨域的鸿沟。半年过去，第二波疫情正在来袭，不只是柏林，全球的夜生活产业都在新冠之下艰难探寻着自救之路。

沉寂：没有电音的柏林夏天

门票有限——不是为了保证少数人的专享，而是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身型壮硕的保安站在门口——不是维持治安，而是检查来访者是否已经给手消了毒。人们需要登记名字、电话和健康情况，才能被允许进入院子——进舞厅仍然不可能，室内的大型活动早已被禁止。没有了人挤人的热闹，院子里三三两两坐着的人们都默契地保持着1.5米。YIQN

这是界面新闻记者8月在夜店YAAM看到的景象——这里以黑人、拉美音乐蜚声柏林电音圈，杰弗睿就在这里担任经理。6月以来疫情缓解，政府开始允许有院子的夜店开放室外部分，但室内舞池的启动——也是夜店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仍然遥遥无期。

杰弗睿清楚地记得半年前停业时的场景：那是3月中旬，柏林市政府刚下令关闭剧院和音乐厅、又禁了超过千人的公共集会。当时已经有至少两个夜店发生了超过十人的集聚性感染，包括杰弗睿在内的二十间俱乐部的负责人开了个会，决定在3月17日集体关门。

夜店有极高的新冠病毒传播风险。德国导游哈里（Harr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每去一场夜店派对，他要拥抱和亲吻至少40个人——有老朋友、也有新认识的人——这正是夜店文化的一部分。健康专家珍妮弗·罗恩（Jennifer Rohn）指出，封闭、拥挤的舞池是病毒传播的绝佳温床，参与者们常常流汗，也使病毒更易于在设施表面残留。

即使是夜店产业的游说团体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柏林俱乐部委员会（Berlin Club Commision）——一间颇具影响力的夜店行业组织——的发言人莱克森瑞（Lutz Leichsenring）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年轻人是夜店访客的主体，即使染上新冠病毒也大多不会严重至入院。但他承认，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播给夜店之外的脆弱群体。

在全球疫情的早期，首尔一间俱乐部就出现过集聚性感染事件。此后，从日本北海道的卡拉OK包房，到瑞士苏黎世的夜店，再到佛罗里达的海滩酒吧，夜生活产业几乎总是跟群体感染事件一同登上媒体头条。

柏林的情况让人尤其担心：这里有着可能是全世界最疯狂的夜生活文化。这座从冷战废墟里重生的城市，常被视为“及时行乐主义”（hedonism）的全球天堂。

柏林人喜欢自嘲“贫穷但性感”（poor but sexy）。伴随着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社会重建，东柏林相对低廉的房价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和年轻人，以电音俱乐部为代表的夜店便在大量废弃的东德建筑物上兴起，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反叛色彩。

著名DJ莫特博士（Dr Motte）曾这样回忆到，“墙倒了后，我们突然在三不管的边缘地带找到新空间，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莫特博士曾发起吸引了150万人参与的“爱的游行”（Love Parade），它让卡车载著扬声器，引领人们在街上彻夜狂舞。

不一定所有的夜店都主打电子音乐，但几乎都保留了叛逆和自由的精神底色。如今的柏林夜店更加多样化，从冷峻的电音到性感的热舞，从LGBT到异装癖……持续几天几夜的派对，在烈酒和致幻剂的混合作用下，将“及时行乐主义”演绎到极致。

“柏林没有禁忌。”在知名夜店贝格海恩（Berghain）的门外，导游哈里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如果你在这里跳过舞，就不会再想去别的地方了。正是这种绝对的自由让柏林的夜生活如此特别。”

贝格海恩就是一间始建于废墟之上的夜店，原址是东德的一间发电厂。多年以来，它一直是全球电音乐迷的圣殿，一票难求。但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它大门紧闭，鸦雀无声，身后是没有电音的柏林夏天。

挣扎：被疫情击碎的商业模式

导游哈里是五年前才搬到柏林的。他厌倦了南部乡村的教师生活，向往柏林的灯红酒绿。很快，热爱夜生活的他就发现了一项既能发挥特长、又营收颇丰的生意：给慕名而来的游客专门做关于柏林夜店文化的导览。

《华尔街日报》曾写到，对全球的游客来说，“巴黎有卢浮宫，伦敦有白金汉宫，柏林有夜店”。夜店产业在柏林是如此发达，以至于不仅它本身创造了营收，就连它衍生出的观光行业也能让人赚饱。

除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夜店产业早已成长为柏林经济的重要一环。柏林俱乐部委员会的莱克森瑞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柏林现有140间俱乐部（clubs）和140间节庆组织（promoters of festival），前者有固定场地，后者则是根据季节性活动来租赁场地。两者都属于夜店经济的范畴，它们为柏林创造了9000个工作岗位。据柏林俱乐部委员会的估算，柏林夜店产业每年的营收额约为2.6亿欧元（约20亿人民币），其中1.5亿欧元来自俱乐部（约10亿人民币）。

但这还不是它全部的经济贡献。柏林俱乐部委员会和柏林政府的数据显示，每年1300万到访柏林的游客中，有300万都是“夜店游客”（club tourists）。这些“夜店游客”在柏林平均停留2.4天，平均每天消费205欧元，为柏林经济共计创收14.8亿欧元（约120亿人民币）。

“全球夜店之都”的标签让柏林受益，还体现在吸引非旅游类的商业投资上。城市规划师科瑟（David Koser）对《德国之声》表示，特斯拉在柏林设厂的决定可能就部分得益于柏林的“及时行乐主义”形象。“毕竟，柏林并不是典型的汽车城市”。

但在过去半年的疫情重击之下，夜店曾带来的这些经济红利都像泡沫一样碎了：门关了，游客没了，场子空着，收入是零，未来悬而未定。

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疫情带来的挑战，或多或少；但摆在夜店产业面前的挑战可能是一个更加极端的版本。

“我们行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聚在一起、消除距离；但新冠防疫的核心要求就是让人们保持距离。”夜店经理杰弗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夜店可能会是最后一个恢复正常的行业。”

杰弗睿说，在正常年份，YAAM俱乐部每月的花销大约为10万欧元，包括场地租赁费用、员工薪水、活动的推广和维护费用等。其中，盈利主要就靠举办派对活动时的门票和酒水收入。派对活动因疫情而停摆之后，俱乐部仍需支付场地费和员工费。德国政府的新冠救助计划可以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支付员工60%的薪水，但仍然杯水车薪。YAAM在高峰时期有80个员工，现在裁掉只剩一半。

杰弗睿也想过在疫情之中重启派对活动的可能，但困难重重。他算了一笔账：原来能容纳700人的场地，要满足社交距离的需求，现在只能容纳50人。人少了，但派对的举办成本没有减少，DJ出场费、电费、清洁费、推广费… …周末派对的门票通常是每场10-20欧元，如果只有50人到场，不仅财务上无法回本，氛围上也会因为人太少而大不一样。

夜店虽然营收不少、但净利润其实不高——因为花销太大，柏林夜店的净利润大多只有1%-2%，杰弗睿称。根据柏林俱乐部委员会的一项数据，56%的柏林俱乐部是年收入在25万欧元以下的小型俱乐部，51%的俱乐部在收支平衡的边缘挣扎。

“只有在场地满员的时候，我们的商业模式才能有效，”杰佛睿说，“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向大多数人开放，而保持低价门票是关键。”

旅游业在疫情中遭受的重击也使那些依赖游客的夜店雪上加霜。世界旅游理事会称，疫情可能让德国今年的旅游业损失大约380亿欧元。6月以来短暂放松的欧盟境内旅游限制带来了一丝曙光，但第二波疫情的渐涨又把这份希望浇灭了。

杰弗睿观察到，七八月时，大约有往年数量20%的游客又开始到访柏林。但他不敢乐观：夏天可以使用的这些室外场地到了10月份也将因为天气原因关闭，如果那时疫情仍然持续，政府支持又将停止，可能只会是又一个严冬的开始。

自救：线上线下逼出来的创新

“从关门的那一刻开始，同行们都在想方设法自救。”柏林俱乐部委员会的莱克森瑞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转战线上、改造线下活动、游说政府……莱克森瑞度过了异常繁忙的半年。

4月初——在欧洲国家相继封城的几周之后——一个名为“United We Stream”的影音串流平台在柏林上线了。每晚七点开始，各大夜店的知名DJ接力播放音乐，直到午夜方休。人们可以通过Zoom接入，不用排队；就在家中对着屏幕与音乐共舞。启动之后它迅速走红，十天之内就吸引了500万观看者。

莱克森瑞是这场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初衷是为陷入困境的柏林夜店捐款。两周之后，它们就收到了50万欧元的全球捐款。一个参加了线上活动的柏林观众对NPR表示，封城之后感到非常孤单，在柏林的年轻人50%都没有家庭、需要陪伴。

这场活动也蔓延到了全球其他城市。从斯德哥尔摩到胡志明市，越来越多的夜店DJ自发加入。类似的项目也在兴起。8月，一个名为“Club Quarantine”的平台，用360度视频创造出虚拟的舞池，为了力求仿真，还设计了程序模仿夜店外的保安，向等待接入视频的观众们询问问题。

但在夜店经理杰佛睿看来，这些线上活动虽然帮助DJ们找回了一点士气、也收获了一点捐款，但在新鲜感过去之后，无法真正解决夜店的生存问题。“很多行业可以完全转到线上。但夜店不行。”杰佛睿说。

也有一些线下的创新尝试。减少人数、提高票价是最常见的一种。柏林一间俱乐部办了一场100人的聚会、每人收费70欧元，人们保持1.5米，围着圈跳舞。甚至还有政客提出，可以在舞池里放入玻璃板，让人们只在自己的格间里活动。在德国小城Schüttorf，夜店组织了一场“免下车”（drive-in）音乐会，人们开车来到场地、坐在车里鸣笛，与DJ一起狂欢。在德国小城Offenbach，夜店组织一定数量的参与者在早晨核酸测试，通过了测试的人们可以晚上一起零距离派对。

但这些创新或多或少都有局限性。例如，Offenbach的夜店实验成本很高，也有专家将之批评为“不负责任”，因为德国核酸检测的结果不一定完全准确。

一些俱乐部开始为空置的场地寻找别的用途。深受柏林年轻人喜爱的西西弗夜店（Sisyphos nightclub）就把室外空间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餐厅——餐饮业的限制比夜店要松一点，但并不是所有夜店都能够提供美食和良好的就餐体验，转换角色需要功夫。另一些俱乐部则开始琢磨将室内空间转租给一些需要办活动和展览的商业公司，以求一点微薄的进账。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大多数的电音俱乐部都是不会愿意去跟商业公司这样合作的。”导游哈里表示，电音群体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反商业传统。疫情期间去世的德国电音教父（Florian Schneider）、发电机乐队（Kraftwerk）的主创，就以他的反主流、反商业立场闻名。

向政府求助变成了许多俱乐部的救命稻草。德国知名的纾困计划“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发挥了作用：员工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是不工作，雇主只需按照实际的工作量支付工资，不足原薪资的部分由德国政府来补偿60%，适用于所有行业。俱乐部还可以向公众筹款、或是向银行贷款：德国最大的酷儿俱乐部Schwuz就从公众中收到了7.5万欧元的捐款、又从德国国家开发银行那里获得了30万欧元的贷款。

杰佛睿的夜店就申请了“短时工作制”的补助。但在尝试寻求更多政府援助时，他很快遭遇了尴尬：尽管德国政府以慷慨资助文化项目闻名，但在柏林，夜店并不被视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而被划入“娱乐”、“休闲”的范畴。这意味着，夜店没有资格申请大量针对文化项目的公共补贴。

莱克森瑞所在的柏林俱乐部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积极游说。论据之一是：电子音乐应被视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2016年，传奇电音俱乐部贝格海恩就曾赢下了一场对峙政府的官司，从此它被判定为“文化机构”、也获得了税务减免。但这种“特权”并未直接延伸到整个夜店行业。

疫情以来的游说努力没有白费。“现在法律还没有修改，但德国文化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将把俱乐部认为是跟音乐厅、剧场一样的文化机构，而不是跟赌场一样的娱乐机构。”莱克森瑞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这也意味着，俱乐部将可以申请柏林市政府提供的一项3000万欧元文化援助、联邦政府提供的一项10亿欧元的文化计划，以及联邦政府出台的一项25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

探索：未来如何与周围良性共存

事实上，夜店产业的危机并不是从新冠疫情才开始的。

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不少新闻指柏林夜店惨遭“士绅化”（gentrification）冲击——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一个原本低价的穷社区、翻修后租金上升，引致高收入者迁入、并取代原来的低收入者。

夜店扎堆柏林最早就是因为东柏林房价低廉。与伦敦、巴黎等欧洲首都城市相比，柏林房价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低位。跟杰佛睿一样，许多柏林夜店主都认为自己是“文化机构”——还不光是因为申请补贴上的便利，也是因为普遍存在的“氛围高于盈利”的心态。低价门票，也因此成为了柏林夜店文化的一部分。

但当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科技初创企业和小资咖啡厅在近年涌入柏林之后，许多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夜店无法再支付日益高涨的房租，不得不搬离市区甚至是彻底关门。2019年底，著名的恋物癖夜店KitKatClub就宣布关闭它在柏林市中心的门店。

钱甚至也不是夜店遭遇的唯一挑战。夜店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夜店希望越热闹越好，但周围的居民只想安静过日子。

立陶宛曾尝试过一个名为“解放路边咖啡厅”（pavement cafe liberalization）的项目，把首都维尔纽斯的老城区变成一个24小时开放的饮酒地点。招致了居民不满之后，政府不得不收回计划。在巴黎著名的酒吧街Rue Jean-Pierre Timbaud，居民不得不雇请律师来让酒吧早点关门。疫情之前，不少政府就已有专项资金用来补偿居住在夜店区的居民。

新冠疫情的降临几乎彻底关停了夜店产业。但问题在于，城市的夜生活并不是那种说关就可以彻底关掉的，不管风险多大。常规的地点关掉之后，还会有不常规的形式冒出来。咨询机构VibeLab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那些没有合法选项的城市，往往会有更危险的非法替代选项。

在德国，从5月份开始，每到周末就会有要求解封夜店的示威。6月初，一场“挽救电音文化”的游行在柏林的夜店圣地Kreuzberg区展开，400多艘橡皮艇在附近的河面上助阵。在英国，6月部分解封之后，人们几乎是报复性地举办“锐舞派对”，警方甚至都表示无力控制。

“如何与周围共存，夜间经济需要更多解法。”莱克森瑞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或许不该只将新冠疫情看成一场危机，它也能为夜店产业创造一个革新的契机。

他所在的柏林俱乐部委员会致力于在政府、业界与民众之间搭建桥梁。他们曾推动了“夜间市长”（Night Mayor）的倡议：一个介于政府和业界之间的独立角色，帮助调和社区成员的互动，磨合各方诉求。这项倡议现在已经广布于伦敦、纽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夜生活发达的城市。

“夜间市长”多主张非暴力的沟通方式。例如，警察出现在夜店区巡逻，不只会破坏氛围、甚至还会激化矛盾，因此在夜店区应采取“非常规的执法形式”。在阿姆斯特丹，治安人员会穿上马甲、但不持枪，以避免给人造成威胁感。在巴黎，巡街的志愿者会扮成面部悲伤的小丑，通过无声的形式来提醒夜店狂欢的人们降低音量。

莱克森瑞目前正在奔忙的一个计划，是为柏林的夜店们寻找新的地址。新冠传播在室外比室内要难，而柏林已经开放了室外活动。他与同事做了一项调研：在柏林的近郊和远郊找出了65个潜在的室外活动场地，它们都有1000平方米的面积，位于非居住区，公共交通可到，有水电设施，离自然保护区也很远。它们正在跟柏林各区政府协商在这些场地举办室外舞会的可能，目前已经有三个区政府表示了兴趣。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了解中国的夜店是怎么做的。毕竟中国可能是现在全球唯一一个夜店已经能正常开门的地方。”莱克森瑞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他们正在与哈佛大学合作一份调研报告《全球夜生活重振计划》（global nighttime recover plan），希望能有来自中国的伙伴一起参与。

对杰弗睿来说，这个冬天仍将漫长。YAAM的下一场音乐会排在了明年2月，但他并无信心那时大流行会结束。他有些沮丧：只要关于疫情的风险还在，人们就会感到不安全，夜店复业就仍然遥遥无期。

“现在的感觉就像2015年巴黎剧院恐袭之后，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去剧院了。”杰弗睿说，“只有先解除社交距离，人们才能解除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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