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她把女性权利案件带进美国最高法院
【编者按】
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因胰脏癌并发症逝世，终年87岁。金斯伯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女性，也是一位倡导妇女权利的先驱。
《纽约时报》评论称，身高只有1.5米左右，体重不足45公斤的金斯伯格外表娇小，体内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本文节选自译林出版社版《誓言：白宫与最高法院》，该书作者杰弗里·图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长期观察者和研究者。
《誓言：白宫与最高法院》书封
2006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联邦最高法院进入了新的开庭期，这也是罗伯茨法院第二年的开端。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此时心事重重，无暇思考待审的案件。她的家人得了癌症。又来了。癌症这种疾病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她的生活中。
鲁思·巴德生于1933年。她的父亲做皮草生意，母亲西莉亚则待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家里照料鲁思和她的姐姐玛丽莲。在大萧条最严峻的日子，谁会买皮草呢，这个家庭陷入了困顿。鲁思还在蹒跚学步时，玛丽莲得了脑膜炎，随后夭折。鲁思成了父母唯一的孩子，备受宠爱，无论是学大提琴，还是去当地的公立图书馆，都有妈妈陪伴。鲁思十三岁时，妈妈被诊断出宫颈癌。鲁思上了高中，成为詹姆斯·麦迪逊高中的啦啦队长、校报编辑，在夏令营中被指 定担任“拉比”的角色。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癌症治疗十分痛苦，西莉亚唯有苦挨。就在鲁思毕业的前一天，西莉亚宣告不治。葬礼结束后，巴德家来了许多吊唁者，但只有男人才能参加有人数规定的正式祈祷者组成的祈祷班。少女鲁思把这种情形记录了下来。
鲁思上了康奈尔大学，在一次相亲活动中与马蒂·金斯伯格相识，马蒂比鲁思大一岁，也是布鲁克林人，他在长岛长大，家庭环境较为优裕从容。撇开民族差异不谈，他们也是极不般配的。鲁思羞涩，书卷气十足，而且保守。马蒂热情，外向，幽默。在共同度过五十余年令人称羡的婚姻生活后，两人依旧保持了当初的个性。他们性格迥异，但深爱彼此，相敬如宾，这对伴侣为身边所有人树立起了幸福的榜样。
1954 年，鲁思一毕业，就和马蒂结婚了。鲁思追随马蒂来到俄克拉荷马州，他在那里服兵役。俄克拉荷马州这个军事角落此时已迎来战后的平静，马蒂发现自己手里有大把时间。他趁此机会读了埃科菲的书，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很厉害的大厨，而妻子显然没学这些东西。1955 年，他们有了女儿简，一家人搬到了坎布里奇，在那里，马蒂先于鲁思一年就读哈佛法学院。鲁思那一届有五百多人，但女生仅有九名。（鲁思再次注意到限制女性自由的规则，这种限制 通常毫无规律和理由可言。比如说，康奈尔大学要求女生住宿舍，但哈佛大学禁止女生住宿舍。）
在法学院求学期间，马蒂患了睾丸癌，这在当时和今日都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在两次外科手术及综合治疗期间，鲁思照顾马蒂，帮他做课堂笔记（还要做自己的笔记），帮他录入论文，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还要照料年幼的女儿。据说，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岁月，金斯伯格大法官比较不能容忍助理们对工作繁重的抱怨。马蒂战胜了疾病，数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金斯伯格一家搬到纽约，马蒂在一间大型律师事务所做税法律师，鲁思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法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业。她开始了法学教育事业，最初是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 。在初为教授的那几年，她的专长是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这也是她在漫长的教学生涯 中始终感兴趣的主题。（伦奎斯特和她一样有此不寻常的偏好，这也促成了他们之间温馨的友谊。）然而，到了1970年秋，鲁思所考虑的是，自己能为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性运动做些什么。一天晚上，夫妇俩在相邻的书房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马蒂递给鲁思几页纸，它们出自税务法院最近所作的一份判决。“看看这个。”他说。
“我又不看税法案例。”鲁思告诉他。“你看看这个吧。”他说。
用不到五分钟时间，鲁思·金斯伯格就看完了这份简单的判决书，她意识到，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就要开启了。
金斯伯格 人民视觉 资料图
查尔斯·E. 莫里茨住在丹佛市，是一名图书编辑。1958年，一直未成婚的莫里茨把年迈的母亲接到身边同住，并在几年后雇了一名兼职保姆。根据当时的税法，单身女性为照顾被赡养人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享受减税，有此支出的单身男性则不能。莫里茨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诉至税务法院，他在篇幅仅为一页纸的法律理由书中写道:“如果我是尽责的女儿而非尽责的儿子，我就能得到这种减税。这是没道理的。”（后来，马蒂和鲁思都说，称莫里茨自己写的理由书是他们阅读范围内最好的一份。）
读了这个案例后，鲁思对马蒂说:“咱们接手吧。”夫妻俩无偿代理了莫里茨的案子，并在丹佛第十巡回法院赢得了上诉。法院判决，莫里茨有权获得相同处境下的女性所能得到的减税（约六百美元）。不出所料，在案件宣判之际，国会已预先修改法律，删除了那一基于性别的差别对待，此时，系争法律问题看起来已毫无意义。 但是，约翰逊与尼克松总统班子中的首席政府律师（兼哈佛法学院前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认为，莫里茨案的判决极其重要也极其错误，因此他请求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第十巡回法院的判决。格里斯沃尔德对最高法院说，在法律上捍卫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首席政府律师说，比如说本案，第十巡回法院的判决“对附录E中的许多联邦法规投下了不合宪的阴影”。
何为附录E？
格里斯沃尔德说服了国防部，借用它最早的一批计算机搜索了联邦法律法规，寻找“包含基于性别相关标准的差别对待”的所有规则。此类规则数以百计，在简单易用的计算机数据库尚未面世前，仅靠一位法学教授的力量，不可能把它们全都找出来。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这起上诉，但对金斯伯格来说，附录E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起到了地图的作用。她希望尽可能地废除那一长列目录中的法律。日后，她把附录E称为“不为人知的宝库”。莫里茨案是马蒂与鲁思唯一一次联袂写作法律理由书的案件。马蒂回归税法领域，而鲁思成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性权利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她还是哥伦比亚大学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
在金斯伯格最初筹划将女性权利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时，看起来胜算不大。在支持对女性的歧视方面，最高法院是有历史传统的。1873年，最高法院判决，各州有权禁止女性法律人执业。一位大法官这样解释:“对女性来说，最重要的命运和目标就是肩负起为人妻、为人母此等高贵、纯良的职责。这正是造物主定下的律法。”1961年，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支持了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其中规定陪审员义务对男性来说是强制性的，而对女性来说则视其 自愿与否。尽管近些年来已发生一些变化，但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评论道，“女性依旧被视为家庭生活的核心”。金斯伯格所致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最高法院中，怎样改变这一思维定式。
但是，关于如何说服法官推翻那些因性别而差别对待的法律，莫里茨案已给了金斯伯格有益的启示。她代理男性原告的案件，而不仅限于女性。当然，法律面前男女平等是她设定的宏大目标，但她也认识到，男法官可能更乐意作出有利于男性而非女性的判决。关于家庭和社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有许多过时的刻板印象，许多表面上有利于女性的法律正是以此为依据的。她寻找着体现此类思维定式的案例。
关于金斯伯格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辩论的案件，案情如下:莎朗·弗朗蒂罗是一名空军中尉，她申请其丈夫的住房和医疗福利，并声称丈夫是其被赡养人。根据法律规定，男性职员可以自动地主张妻子是他们的被赡养人，但是女性就不得不证明丈夫靠她们赡养。1973年，最高法院在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案中以 8∶1的投票结果支持了金斯伯格一方。正如布伦南在主要意见中所述:“毫无疑问，在性别歧视方面，我国有漫长而不幸的历史。传统上，这一歧视凭借“浪漫的父爱主义”态度得以合理化，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种父爱主义不是把她们视为值得尊敬的人，而是将她们当作笼中鸟。” 两年后，在温伯格诉维森费尔德案（Weinberger v. Wiesenfeld） 中，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获胜，她主张，《社会保障法案》中的某一条款拒绝给予鳏居的父亲福利，而守寡的母亲却可以获得，这是不合宪的。“显而易见，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承担照顾配偶和孩子的主要责任，这种观念并不是没有经验支持的，”布伦南在全院一致的法律意见中写道，“但这一基于性别的结论并不足以证成对女性的偏见，她们出去工作，并以自己的收入对自己的家庭做出重要贡献。”
在最高法院，金斯伯格赢得了六个案例中的五个，从而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金斯伯格做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顺理成章，吉米·卡特于1980年提名她就职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克林顿于1993年提名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金斯伯格是在伦奎斯特出任首席大法官后来到最高法院的。尽管伦奎斯特从未实现他最宏大的司法目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终结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但他赢远多于输。另一方面，和马歇尔一样，金斯伯格发现自己时常处于持异议的一方。她偶尔会赢，没有哪次胜利比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案更完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资金是靠纳税人支持的，仅招收男生。在1996年投票结果为7:1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单一性别的招生政策，认为其违反平等保护条款。金斯伯格主笔判决书，她得以愉快地检视最高法院反性别歧视法的历史，并援引了她本人出庭辩论的几个案件。“我们已认识到，男女之间的“内在差异”依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但不构成贬低其中任一性别成员的理由，也不能拿这个做借口去人为地约束个人机会，”她写道，“此种分类从前被用来制造或固化女性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中的从属性，现在就不能再这样做了。”（伦奎斯特深知这个问题对于金斯伯格的意义，便指派她撰写判决书。斯卡利亚持异议。托马斯回避了本案，因为他儿子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上学。）
类似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那样的胜利少之又少。和马歇尔一样，严重的健康问题让金斯伯格深受困扰。多年以来，人们被金斯伯格弱不禁风的外表给迷惑了。别看她身高不足五英尺，体重不足一百磅，但其实她身体好着呢，好得就像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后卫队员。（在这个以及其他问题上，马蒂一刻不曾放松地维护妻子的名誉。）马蒂曾问一个记者:“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对方猝不及防，张口结舌，马蒂·金斯伯格说:“我太太能做二十五个，而你却在报道中说她“娇弱”!”
1999年，金斯伯格大法官被诊断出结肠癌。接下来的几个月，她经历了放疗和化疗，却一天也没耽误工作。在这段时期，她得到了奥康纳的全力支持，奥康纳曾于1988年接受乳腺癌的治疗。从表面上看，羞涩的金斯伯格与魅力四射的奥康纳全然不同，其司法理念也天南地北，实情是，最高法院史上第一位与第二位女大法官之间情谊深厚。2005年，奥康纳告别最高法院，金斯伯格颇受打击，更有甚者，取代奥康纳的竟是阿利托。金斯伯格常说，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最高法院的唯一一位女大法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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