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老实人 或曰乐观主义》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二周 第二天
巴西 伏尔泰 《老实人，或曰乐观主义》
托马斯·莫尔爵士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接触之始创作了《乌托邦》，到1759年伏尔泰撰写《老实人》时，南北美洲已经在欧洲的牢牢掌控之下，全球性的商业化和帝国扩张，意味着新大陆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伊甸园。踏着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足迹，伏尔泰的永远乐观的年轻人憨第德闯入巴西，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比腐败并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更美好的世界。伏尔泰的南美风光纯粹是想象出来的，里面充斥着从探险文学里刨出来的细节，比如对巴拉圭的一个鸟舍的描述：“憨第德立即被领进一个绿叶繁茂的花园之角，四周由玉色和金色大理石的精美柱廊环绕，鹦鹉、天堂鸟、蜂鸟、珍珠鸡等各种最珍稀的鸟儿在鸟笼中嬉戏。”
在巴西，他遇到了高贵的野蛮人。他们好像是从蒙田的散文《食人族》（1580年）里走出来的。蒙田在鲁昂遇见过一群巴西图皮南巴人（Tupinambá）：在他的散文里，蒙田描绘他们被所看到的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吓坏了；他因此意识到食人族对敌人的消费仪式，其实相对于欧洲军队更残酷的行径还体面一些。伏尔泰更进一步，暴露了正肆虐一时的奴隶交易所造成的破坏对欧洲理想的严峻挑战。
土著人还促使伏尔泰贬低基督教的虔诚。憨第德和加刚菩（Cacambo）穿上耶稣会士的外套，从一个邪恶的耶稣会团体那里逃脱后，逃进荒野，却又被食人族的一个小部落抓住，并要被吃掉。憨第德抗议说食人者违背了基督教伦理，但这么讲于事无补。加刚菩争辩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才使得抓他们的人心软下来：
加刚菩说：“先生们，你们今天想吃个耶稣会士是吧？好主意；没有比这样对待敌人更恰如其分的了。是啊，自然法则教导我们说，要杀死你的邻居，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干的。虽然我们欧洲人并不行使吃自己邻居的权利，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别处找好吃的更容易。”
食人族为找到这些反耶稣会的盟友而兴高采烈，于是释放了俘虏。
为寻找憨第德失散的恋人居内贡，他们继续深入内陆，来到了埃尔多拉多（译者按：El Dorado，传说中的黄金国或黄金城）。关于埃尔多拉多的传说激发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探险，最著名的有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行，他从圭亚那出发，顺奥里诺科河（Oronoco）而下，去寻找这座神奇的城市，那里的国王全身披金，那里的街道撒满珠宝。我从我的艺术家兼探险家海伦姨妈那里，继承了一幅1647年的荷兰地图。 这幅地图在其他方面还算相当准确，但为方便感兴趣的访问者，画出了埃尔多拉多或叫马努阿（Manōa，据信是它的印第安语名字）的位置，它位于辽阔的（但可悲的是，并不存在的）帕理玛湖的边缘（Lake Parime）：
憨第德和加刚菩到达埃尔多拉多时，他们看到大街上的精美珠宝，被孩子们当作玩具玩耍。跟莫尔的乌托邦里一样，这个原始又高尚的城邦不需要律师、法院或铺张的宗教场所。欧洲游人常常对这些机构的缺失而议论纷纷并大肆夸张，有时候是表示赞赏，当更多的是为了论证其征服与让人皈依入教计划的合理性，正如我们从康拉德和阿契贝的书里读到的。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引用了一位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的话。那人将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在一起，开玩笑说，巴西土著人没有法律、没有国王，也没有信仰，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l”“r”或“f”这三个音素（译者按：这三个辅音分别是法律law、王权royalty和信仰faith三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
伏尔泰的埃尔多拉多倒是有国王的，但他反对专制（他宣称“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且妙语连珠，这很让憨第德惊讶，因为他讲的确实很好笑（译者按：这是对应第一章里，男爵“讲什么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憨第德因此曾以为大人物不会有真正的幽默）。套用亚马逊战士的经典神话，国王的侍卫全部由强壮（但依然优雅）的女人组成：
在关于原始亚马逊人美德的描绘中，伏尔泰的乌托邦的最大特色在于，埃尔多拉多是一个高科技天堂。在把科学作为埃尔多拉多人生活的基本特色这一点上，他比莫尔走得更远：“最令憨第德吃惊，也最让他开心的是科学殿堂，他在里面看见一个长达两千英尺的画廊，摆满了研究数学和物理学的仪器。”
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是人文主义的天堂的话，那么伏尔泰的就是一个启蒙运动的理想。然而，在埃尔多拉多待了一个月后，憨第德决定要离开：“如果我们待在这里，就跟其他人毫无区别。”他建议带走一些驮满黄金和珠宝的绵羊，这样他和加刚菩就会拥有“比亚洲、欧洲和非洲加起来还多的财富”——这可是放眼全世界战利品的大视野。几乎是转念一想，憨第德才补充说，一旦成为世界首富，他就肯定能把居内贡赢回来了。
埃尔多拉多的高级工程师们架起一套精巧的系统，使他们能翻越把埃尔多拉多与外面世界隔绝开来的悬崖，然后他们便出发了。他们到达的下一站是苏里南（Surinam），这个情节是伏尔泰向阿尔塔·贝恩（Alta Behn）的《奥罗努科》（Oronooko）（1688）致意。《奥罗努科》讲的是当地一次流产的奴隶起义的悲剧故事。在苏里南，憨第德和加刚菩碰到一个严重伤残的黑奴。他平静地解释说：“如果我们在工作的糖厂里被磨子碾去了一根手指，他们就会砍下我们的手；如果我们想逃跑，他们就会砍下我们的腿：我两样事儿都碰上了。这就是你在欧洲吃的糖的代价。”
早期旅行记录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是，欧洲探险家在遥远的地方，惊讶地发现一个懂得他的语言的人，这个被语言联系到一起的瞬间，使得他有可能与当地人交流并得到帮助。伏尔泰为这类场景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版本。仍在欧洲时，憨第德和居内贡遇到一个平生累遭不幸的老妇人（她本是教皇和公主的女儿），她被摩洛哥海盗绑架，跟语言不通的人生活在一起，当这些海盗又被来争夺战利品和俘虏的对手袭击时，情况变得更糟。目睹母亲被强奸并被肢解后，她昏迷过去，醒来后却发现她的同胞，一个意大利俘虏正想要强奸她，他边呻吟边叹道：“啊，没有睾丸是多么的不幸啊！”（译者按：O che sciagura d”essere senza coglioni，用的是意大利语，老妇人的母语）
这位老妇人并没有被激怒，反而说她“听到自己的母语而感到惊讶和高兴”。伏尔泰故事中的女人们尤其具有适应能力，使得她们能熬过各种不幸遭遇而得以幸存。后来，当憨第德犯法而不得不逃跑时（他在仓促之中杀掉了葡萄牙的大审判官和一个犹太放债人，他们逼居内贡成为他们的共同情妇），他担心居内贡独自一人怎么办。务实的加刚菩回答说，“她会有办法的”“女人总能找到让自己有用的事做”。加刚菩建议去巴拉圭，在那里憨第德可以靠训练当地部队掌握最新的欧洲军事技术来致富（这是伏尔泰的又一个讽刺）。
伏尔泰用他的世界舞台来破坏读者对自己的社会状况的满足感，那种满足感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他不是激进的相对主义者，也不对其他文化本身感兴趣。憨第德、居内贡和同伴们发现，人性在哪里都差不多，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欣慰的发现。总而言之，加刚菩在巴西时对憨第德说：“你看见了，这一半的世界并不比那一半更好。”显然，即使在乌托邦里也没有乌托邦。
回到欧洲后，憨第德问一位老哲学家马丁，他是否认为，“人自古以来就像今天一样相互残杀？是否他们从来就是骗子、叛徒、忘恩负义的人、盗贼、懦弱之身、偷鸡摸狗之徒、懦夫、背后捅刀子的人、贪吃的人、酒鬼、吝啬鬼、往上爬的人、杀人犯、诽谤之徒、狂热分子、伪君子和傻瓜？”
马丁说：“你相信老鹰抓到鸽子后，总是会吃掉的吗？”
憨第德说：“那当然啊。”
马丁说：“好啊，如果老鹰历来如此，那你为什么认为人已经变了？
终于团聚之后，憨第德和居内贡在土耳其的周边地区定居下来，决定专心过日子。故事以“我们必须耕种我们的园地”这个名句结尾。正如但丁的《神曲》始于我们人生的中途，这是一种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耕种我们的园地。”南美之旅使憨第德和居内贡获得了一种普世人性的哲学意识，同时对欧洲先天优越的幻想也有所批评。虽然更广阔的世界并没有提供名利、财富或征服的永久机会，但它确实为冒险和重新发明自己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正如加刚菩对憨第德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找到你的权利，你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发现新事物，做做新鲜事，不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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