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公共卫生拉入社会聚光灯下
评估生物医学领域过去160多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人们熟知的抗生素、疫苗、麻醉、DNA等都榜上有名，但名列第一位的却是卫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真正依靠的也是像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这些常识性的卫生措施，而不是最新科技。新科技很重要，但只是辅佐，时至今天，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还在路上
公共卫生是传染病的头号克星
公共卫生一直是传染病的头号克星，为人类征服传染病立下过汗马功劳。
医学自诞生起到20世纪中叶，传染病一直是医学应对的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曾是比政治、经济、军事都要重要的事件：14世纪开始的欧洲鼠疫，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动摇了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根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约5000万人死亡，致使一战停歇告终。传染病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1915年，跟结核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爱德华·特鲁多与世长辞，墓志铭中有今天每个医生都熟知的一句话：偶尔可以治愈，经常只是缓解，永远应该安慰。不仅表达了医学的温度，也道出了医学的无奈。几千年来，人类应对传染病，在治疗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人们就把希望转向了预防。
19世纪，产褥热在欧洲流行，原本正常的孕妇产后很快发热死亡，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20%，成了女性死亡的重要原因。当时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医学界普遍认为瘴气（即潮湿污浊的空气）是产褥热的病因。1846年，奥地利总医院年轻的塞麦尔维斯医生通过比较产房的产褥热死亡情况，认为很可能是医生把一种看不见的“致死因子”从尸体解剖室带到了产房，传给产妇导致她们发热死亡。因此，他建议医生接生前洗手，这项措施被医学界接纳后很快把产褥热的死亡率降低了80%。塞麦尔维斯的发现，是人类正确认识和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开端——疾病是可传染的，通过洗手可以阻断传播。当时虽然医学还没有确立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却已经有了通过洗手和净化饮用水来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卫生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发端。
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做过一个调查，评估生物医学领域过去160多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是什么。人们熟知的抗生素、疫苗、麻醉、DNA等都榜上有名，但名列第一位的却是卫生。
“巨人”变“矮子”
现代医学核心是临床治疗的昌盛，这得益于人类认识和征服传染病的第二条线路——微观认识和个体治疗的进步。
医学在微观层面认识的深入，首先得益于显微镜的发明，1876年德国人科赫首次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因。其次是医学仪器的发展。最早的医学仪器算是温度计了。现在的仪器很庞大，不能背着仪器到病人家里，我们就把病人带到了医院，从此医院就成了医疗实践活动的中心。然而伴随着医院崛起的，是人们对公共卫生的轻视，从“巨人”变成了“矮子”。
现代医学体系可谓“三足鼎立”：基础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原理，为未来铺路；临床医学，主要是诊断和治疗；公共卫生，注重预防和人群科研。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这一“足”太短了，致使医学这个“鼎”站立不稳。
科技使人类进入了物质文明最傲娇的时代。科技的巨大成功使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使我们更相信新奇的东西，轻视古老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新奇的”就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而传统的可能是迷信的、落后的，甚至无用的。卫生是100多年前最先进的科技，用在控制今天的新冠肺炎一点都没有过时，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相信它。
疫情中再立新功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在疫情之初的担忧表达了多数人的想法：“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同样的错误，带着很多人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由此控制疫情的思路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传染病，我们应尽快地分离出病原体，研制出诊断试剂，进而快速研发出疫苗和药物，希望以此最终能控制住疫情。我们的基础研究不负众望，在还没说清楚是否人传人之前，就已经分离出了病毒并研制出了病毒核酸诊断试剂。
然而，控制这场疫情真正依靠的是像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这些常识性的卫生措施，而不是最新科技。新科技很重要，但只是辅佐。时至今天，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还在路上。
下一次疫情大概率还将如此，控制一个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不能坐等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科学自然会不断进步，但传统智慧远未过时，这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既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那么战胜它的就必然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巨大胜利。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采取以隔离为主的卫生措施，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这一切都是对公共卫生使命、理论和方法最好的注解，对公共卫生实践的一次最好的演示。
公共卫生的悖论
既然公共卫生很重要，为什么很难在社会上看到公共卫生显赫的身影？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视而不见。其实，供水、排污、环保、垃圾处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检疫、疫苗接种、医保、卫生法、红十字、爱国卫生运动，等等，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而构建的社会机制和体系。当一件事情太重要时，社会就会组织专门资源和机构来应对，因此它们就慢慢脱离了医疗卫生体系。由此可见，公共卫生绝不仅限于医学，它涉及经济、文化、伦理、法律、科技等很多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但是公共卫生也有几个悖论，制约着它的发展，限制着它的作用的发挥。
第一，公共卫生做得越好，功劳就越小。把所有疾病都预防了，就什么功劳都看不见了。孙子说“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可是我们今天并不太奖励为大将者。第二，公共卫生做得越好，未来的医疗花费就越高。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寿命越高所患的疾病就越多，未来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越高。第三，公共卫生实践范围大，理论建制小。上述那些领域，都是保护健康的社会建制，都与公共卫生有关，但真正关心并守护公共卫生理论的人没几个，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学院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就那几个人，就那几条枪”。
面对疫情大考，我们必须反思公共卫生的各种欠缺。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关注、重视公共卫生。 （摘编于瞭望智库作者唐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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