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Ο年代 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赵德发

按照“动静结合”的复式班教学方法，我让五年级预先温习将要讲的语文新课，给三年级讲起了算术。讲完布置作业，我念那道关于阿尔巴尼亚的算题时，神经高度紧张，用眼睛余光观察学生，注意有没有人偷笑，有没有人说“俺儿把你压”，结果，学生听罢安安静静，埋头做题。我想，可能是胡家石河闭塞，那个笑话没有流传到这里。

那个年代，人们整天在本村干活，很少出去，信息交换慢，头脑保守，追随时代的步伐很不整齐。有这么一个例子：宋家沟小学的王玉翠老师，在裤腚上补了个又大又圆的补丁，结果在村里引起议论。那时大家以贫穷为光荣，穿得再破再烂也没人耻笑，多数人的衣服上都有补丁。裤子的屁股部分最容易破，一旦破了，就找两块方形布片补到裤腚上。再破再补，层层叠叠，像我后来见到的北京地坛。衣服上打补丁，怎么简便、怎么实用就怎么来，然而王玉翠竟然补成圆的，有人就说她贪图好看，思想出了问题，有变“修”的苗头。王玉翠很委屈，说人家县城里，公社里，好多人都这样补裤腚，我这样补就犯了错误？她坚持不改，村里一些妇女识字班向她学习，也让裤腚上的补丁变成了圆的。其实，这样补还有一个问题：与传统补法相比，补圆腚是费布料的。所以，屁股上带圆补丁的人，在宋家沟一直不多。

我初来乍到，没注意胡家石河人的裤腚补丁是方是圆，但我上课时发现，这里多数男孩的发型是不土不洋的“西瓜皮式”，十分难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男人割掉了脑后的“猪尾巴”，或留光头，或留“拿破仑式”“华盛顿式”，后两种便被人民大众称为“洋头”。理这种“洋头”，要用西方传进来的理发推剪，俗称“推子”。如果没有推子，又要赶时髦，一些人就求助于会剃头的人，让他们用刀子把脑袋下部的毛发削光，只留下头顶的一块，上黑下白，对比强烈，被人说成“头顶 一 块 西 瓜皮”。

我从六岁开始，也留这种“洋头”，执刀者是我父亲。起初我没觉得不好，等我长了几岁，见识了纯正的“洋头”，便对自己的“西瓜皮”产生了不满。当我的脑袋再次需要修理时，我拒绝了父亲的刀子，理由是我已经成为三年级学生。父亲说：甭说三年级，就是五年级六年级也有用刀子削的。你到相沟剃，剃一回就得一毛五呀！我说，反正我不再叫你剃。父亲拗不过我，骂了我几句，艰难地找出一毛五分钱给了我。

现在想来，我最早经历的愉快行程之一，就是捏着这一毛五分钱去相沟。相沟公社下辖52个大队，只有这里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师傅姓杨，三十岁左右，虽然脸皮有点儿黄，却眉清目秀。听人说，他是外地人，是将老婆孩子撇在家里到相沟开店的。我捏着一毛五分钱推门进去，见小杨正在给人理发，就坐在旁边等候。小杨一边理发一边与人说话，一招一式都让我感到优美，觉得“洋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人刮脸时，每刮一刀，便将刀刃上皂沫与头发渣混合而成的泥垢用左手食指抹下来，屈起拇指一弹，那团泥垢便“嗖”地飞到墙上沾住。靠近理发椅的两面墙上，人头高的地方之下，早已有了厚厚的一层，昭示着他年深日久的功绩。终于轮到我了，我坐在那里享受着小杨的料理，幸福地直想哭。再回到村里上学，我那颗全新的脑袋就像歌里唱的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什么在亮？同学们的眼睛。看着那些亮亮的目光，我得意极了。

此后，我每个月都有这么一次相沟之旅，直到几年后小杨离开那儿。据说，小杨离开相沟的原因是出了花花事儿。有人看见，有姑娘在夜晚悄悄钻到他的店里。姑娘们喜欢他，姑娘的亲属就不喜欢他了，到理发店愤怒责骂，小杨师傅只好走了。这件事在全公社成为议论焦点，我听了十分伤心。我想，小杨有人喜欢是正常的，因为是他给相沟人民公社带来了“洋”。如果我是相沟街上的大姑娘，也可能会在夜里钻理发店，尽管我那时还不明白钻到里面干啥。

（连载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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