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封与隐私冲突时 如何确保“必要的恶”不被贴上善的标签

我们究竟将如何结束封锁期？这次封锁遏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保护了超过10亿人。一些人建议采取一种选择性的方式，让比较年轻、相对不那么脆弱的群体先于其他人回到工作岗位。但流行病学家发出了严厉警告，指出此举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大多数地区对这一方式的支持率下降。

现在，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是逐步放宽限制，通过大规模病毒检测、患者追踪（tracking）和接触者跟踪（tracing）来识别所有与感染者有所接触的人。而且，由于不可能对全部人口进行检测，最终的解决方案在于有效使用追踪和跟踪系统（track-and-trace systems）。

当地时间2020年5月10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跑步的人。5月11日开始，西班牙部分大区可以进入解封降级的第一阶段。

解封与隐私

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追踪和跟踪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使用手机提供的地理位置数据。在这种方法中，只要两个人的设备（即蓝牙信号）在一段时间内靠近，就会被识别为“接触”。已经有人提出甚至部署了几个识别这种相互接触行为的系统。新加坡在推行“TraceTogether”计划进行追踪，谷歌和苹果最近协作开发了一个自愿的联系和追踪应用程序，欧洲国家也大范围启动了泛欧洲隐私保护邻近追踪 （PEPP-PT）项目。

显然，任何追踪和跟踪系统都会引发严重的隐私问题。毕竟，方案的关键是要识别感染者。即使用户ID是匿名的，但在使用程序的过程中，用户也需要与一个名字和手机号码绑定。目前的设计可以增加额外的技术功能，以限制使用收集到的邻近数据，同时仍然允许有效的追踪和跟踪。但首先，收集和使用数据的规则需要适应新的监测需求。

为此，最近的一项提案将隐私分为了三种类型：避免第三方窥探、避免个体的联系人窥探和避免政府窥探。除韩国外，没有任何已经建立了追踪和跟踪系统的国家选择公开检测呈阳性病例的个人信息（就像美国的性罪犯数据库一样）。但即使项目能够确保前两级隐私安全，也无法在不影响系统有效性的情况下保证政府不侵犯个人隐私。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应该设计系统来阻止路人和黑客侵犯隐私。但在找到且切实可行的方法能避免第三级隐私侵犯之前，我们还需要等待。

一项重要的技术要求是将数据的使用期限制在14天以内，超过14天就应该自动删除。这一原则既适用于手机上的数据，也适用于政府存储的数据。但要充分遵守这一原则，就需要尽快进行研究和开发，以简化数据的自动销毁协议。这些协议对于目前的任务来说过于复杂和繁琐，尤其是涉及移动设备时尤为如此。

三个方案

这是软件和硬件研发人员的任务。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保持“使用限制原则”是重中之重，即用户提供的数据只用于收集期间所声明的目的——跟踪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解决手机用户同意公开数据的程序问题。一种是“选择加入”的方式，从保护隐私的角度来看是最优的，有赖于用户自行安装追踪和跟踪应用程序。但在东南亚以外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方式能够确保足够的参与率。

一个稍显武断的选择是“选择退出”方式，即所有移动设备都会自动安装该应用程序，但用户可以删除或禁用它。加拿大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三分之二的人支持政府的追踪计划。然而，这意味着多达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可能会选择退出。

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强制数据共享，也就是将应用程序进行硬编码，直接嵌入到设备的操作系统中。为了让这种方法更容易被接受，这个系统——就像收集到的数据一样需要附带一个“日落条款”（编注：sunset clause，指法律或合约中订定部份或全部条文的终止生效日期），以便在危机过去后逐步取消。

何时结束“较轻的恶”？

但我们如何定义取消的时机呢？

在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案》中有关患者隐私的规定已明显放松，而关于何时完全恢复这些规定，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几乎没有任何明确表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追踪和跟踪项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可验证的目标，比如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感染病例，或者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时。然后，应该把这些“日落条款”写入软件，并接受独立机构——如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审查。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来设计这样的系统，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制定规则，并决定平衡隐私和有效性的最佳方法？我们应该召集来自私营部门、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代表，而不是将绝对控制权交给程序开发商或国家。

本次疫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框架。以尽可能少的计算量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项不小的成就。资助计算机科学的公益机构需要尽快调整他们的工作重点，把重点放在引进实用而可靠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必要的保护措施上。

如果隐私必须暂时排在公共卫生之后，那么必须有明确的协议来结束这种异常状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言:“暂时接受一种“较轻的恶”（lesser evil）可能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将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贴上善的标签。”（编注：“必要的恶”意为人们认为必须去做或接受的恶，因为它是达到更好结果的必要条件。作者在此将为了解封而可能对隐私造成的侵犯视作“必要的恶”）

（斯坦·马特温，是加拿大计算机科学教授，加拿大研究主席，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达尔豪斯大学大数据分析研究所所长。他也是波兰科学院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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