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中东局势与多国粮食危机
新冠疫情与油价暴跌双重危机下的中东局势
中东地区在过去两个月里遭受了双重灾难——COVID-19大流行和全球油价的历史性崩溃，截至5月6日，17个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共累计报告了22万确诊病例和9000余死亡病例。与此同时，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供过于求以及全球封锁期间的需求骤降，全球石油价格暴跌，石油期货价格首次跌为负值，由于储存设施告罄，一些生产商不得不向买方付款以清空库存。
5月8日，罗宾·赖特（Robin Wright）在《纽约客》撰文探讨：“中东能否从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中复苏过来？”接着便引述布鲁金斯学会的苏珊娜·马洛尼（Suzanne Maloney）的观点：“我不知道中东该如何复苏。”“这将对该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COVID-19和石油价格暴跌的组合打击了产油国，而这些产油国反过来又成为中东其他地区灾难的策源地。”
赖特写道，自2月下旬以来，整个地区的政治议程和现实生活都发生了转变。4月17日，伊朗建军节阅兵仪式不再是秀肌肉而成了晒防疫物资，士兵们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踏着正步，一队队的救护车，改装成移动医院的平板卡车，以及向空中喷洒消毒剂的军车接受检阅。总统哈桑·鲁哈尼当天向官兵致辞说：“鉴于当下的卫生和社会规范，没法举行常规的阅兵式……我们的敌人（病毒）藏在暗处，上战场冲锋的是医生和护士。”“我们的军队不是军国主义的象征，而是支持国家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体现。”
叙利亚内战最后一个主战场伊德利布省，一辆挂有大量自制红色冠状病毒贴纸的拖车驶过街道，警告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面临更大的危险。
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地麦加大清真寺异常空旷。3月，沙特禁止一切朝圣活动，包括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这本是伊斯兰信仰的五大支柱之一，自178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从未中断。在COVID-19感染150多位王子和公主后，王室事实上已经躲藏起来。根据《泰晤士报》报道，萨勒曼国王被隔离在吉达附近的红海岛屿上，而雄心勃勃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携其心腹退往人烟稀少的未来城市。
生存问题甚至取代了该地区最深层次的斗争。以色列人向死敌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服装生产商订购大量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而加沙墙上的反以色列涂鸦已被冠状病毒和戴口罩的人的画像所取代。沙特宣布在也门停火，这场针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五年，沙特表示有意结束战争。
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的双重危机与原有的动荡相交叠：三场正在进行的内战——持续了五年的也门内战、持续六年的利比亚内战和持续九年的叙利亚内战——加上伊拉克持续数月的致命抗议；黎巴嫩货币体系的崩盘；一年中第三次以色列大选；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难民营中数百万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以及ISIS自杀式袭击和暗杀的死灰复燃。除以色列外，大多数中东国家无力在大流行期间提供所需的医务人员、医院和设备，也没有提供经济援助的财政资源。
危机为中东变得更加动荡奠定了基础，该地区约60%的人口不到30岁，这可能会影响大流行中的病死率，但是年轻人也引领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现在可能再次表达愤怒，因为他们将是失业率飙升最严重的一代。在许多国家，大流行之前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在黎巴嫩，示威者违反了北部城市的黎波里的隔离规定，并烧毁银行，以抗议本国货币的崩溃及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26岁的法瓦兹·阿勒萨曼（Fawwaz al-Samman）在与黎巴嫩军队的冲突中死亡，他很快就被称为“饥饿革命的烈士”。“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布鲁金斯学会的马洛尼表示，“将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助长民粹主义和民众对政府的愤怒。”
伊朗是中东疫情的中心，占了近一半的确诊病例，从美国到瑞典，从泰国到新西兰，横跨四个大洲23个国家的感染病例都可以追溯到伊朗。华盛顿特区中东研究所所长保罗·塞勒姆（Paul Salem）表示，在中东其他地区，大流行仍处于早期阶段。高度脆弱地区——整个地区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难民营、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也门和利比亚的战区以及加沙地带等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感染扩散，应对的手段有限。塞勒姆表示：“鉴于没有疗法或疫苗，而且封锁只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未来一两年的人员伤亡可能是巨大的。”
每个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阿尔及利亚是非洲COVID-19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其60%的收入来自石油产品。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宣布将国家预算削减一半。沙特2020年的预算是基于每桶80美元以上的原油价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87%的预算收入依赖于石油部门，现在被迫动用3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利用债券市场来维持收支平衡。得到了王储支持的、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Vision 2030）计划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至少从目前看来，沙特再也负担不起。
上个月，23个石油生产国达成协议，将石油日产量削减近1000万桶，但这一协议的影响可能有限。今年4月，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每天减少2900万桶。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和其他海湾酋长国的财政收入都将损失数百亿美元。
塞勒姆表示，为了控制疫情，一些政府变得更加专制，关闭公共场所，控制面临更多失业和饥饿人口的言行。阿联酋已经报告了15000余病例，对任何与官方疫情声明相矛盾的人处以5千多美元的罚款。沙特阿拉伯已经报告了超过3万个病例，实施了严格的宵禁，并切断了几个城市的出入口。埃及有超过7000个病例，已经将“传播恐慌”定为犯罪，议会授予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和安全机构更广泛的权力。（相关病例数为《纽约客》原文数据，截止本文发稿时，病例数有所增长。）
公共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之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愈发严峻。阿拉伯妇女研究所执行董事丽娜·阿比-拉斐（Lina AbiRafeh）博士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撰文表示，对于阿拉伯妇女和女孩来说，危机才刚刚开始。
由于社会经济不稳定和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危机，在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阿拉伯地区就已经处于动荡之中，受到这一全球大流行的独特影响，有625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阿拉伯地区，8400万女性人口中近一半的人既无法上网，也没有手机。再加上惊人的识字率（大约67%的女性和81%的男性），这意味着女性无法获得有关该病毒的准确信息，以帮助她们做好准备、应对和生存。
在这场危机中，加上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经济崩溃，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正在增加。对许多妇女和女孩来说，安全隔离是一种奢侈。根据传闻证据和黎巴嫩几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在封锁期间，3月份针对妇女的暴力案件数量上升了100%。
同样，移徙的居家佣工（几乎都是妇女）由于其工作性质而面临独特的危险。旅行禁令和其他限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生计和支持其原籍国家庭成员的能力。此外，他们不能离开房子，因此他们经常昼夜不停地工作，没有休息的权利。他们遭受的虐待——性、身体、心理、经济——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和健康危险的额外压力而加剧。
难民是另一个不成比例的受影响群体。尤其是女性难民，对歧视并感到不陌生。由于大流行而缺乏资金，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难民被收容社区视为一种威胁，而且由于担心病毒会通过难民营传播，使收容国面临更大的风险，难民遭到收容社区的回避，这种情况比以往更加严重。
在本次大流行期间，冲突地区的妇女面临更多风险。在叙利亚和也门，多年的武装冲突摧毁了医疗基础设施——一年多来，叙利亚发生了67起医院袭击事件，也门的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也不断遭到袭击。
COVID-19大流行预计将导致阿拉伯地区丧失17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妇女约70万个工作岗位。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本来就已经很低，2019年女性的失业率高达19%，而男性只有8%。
预测表明，非正式工作将特别受到大流行的影响。在阿拉伯地区，妇女从事的无报酬护理工作几乎是男子的五倍，而大约61.8%的活跃妇女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因此将遭受不成比例的打击。妇女占世界卫生保健从业人员和家庭照顾者的大多数，她们从事无偿劳动并让自己暴露于感染，以便照顾生病的儿童、年迈的家庭成员或社区中有需要的成员。在黎巴嫩，80%的护理人员是女性。现在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工作薪水减少，工作时间延长，而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和保护。
丽娜·阿比-拉斐表示，如果妇女再次被排除在应对大流行的领导角色之外，这些地区的父权制权力巩固将对妇女的权利、平等和自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需要强有力的女权主义回应，保障女性获得信息、医疗保健和选择的权利。因为当别人为一个女人做决定时，她面临着歧视和暴力。简而言之，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在大流行之后，生活无疑会有所不同。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危机解决后，她们面临的挑战还没有结束，危机才刚刚开始。
新冠疫情下的多国粮食危机
在全球贸易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新冠疫情在多国多地的爆发无疑冲击着这张关乎许多人生计的大网。其中，粮食贸易遭受到的打击，以及随之引发的贫困与粮食危机问题，也考验着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折磨着当地的百姓。而在因为疫情十分严重而吸引媒体眼球的欧美多国之外，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粮食的供应和输出也正带给当地的政府和人民前所未有的挑战。Eurasianet最近整理了一份报道，概述了中亚及外高加索各国的粮食贸易与安全问题。
该报告援引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4月份发出的警告，称新冠疫情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饥荒。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活动停滞和餐厅停业，出现了大规模的食物浪费现象。目前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国的情况虽然没有步入谷底，但持续的疫情和未知的气候状况，也给这些仰仗粮食出口的国家带去不稳定的因素。
亚美尼亚的情况颇有些蝴蝶效应的意味，因为一份由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该国统计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的粮食安全与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关联极为密切，但反过来也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粮食危机。虽然目前该国的粮食出口尚未出现太大问题，但由于国内的供应不足，原本已经被荒废的耕地或将重新开垦以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而在阿塞拜疆，看起来阿利耶夫当局对于可能到来的粮食危机仍有所准备。但另外一些事实也值得警惕，该国的CPI相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并且出现了因失业引发的抗议活动。Eurasianet的另外一篇报道提到，阿塞拜疆农村社区的情况远不如大城市，如首都巴库那么乐观。预防措施宣传的不到位，以及疫情封锁导致的停业与失业，都对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女性也面临着丈夫的家庭暴力。
同处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在食物进口方面较为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禁止小麦出口的措施对该国的影响短期内仍不明显，当局表示与俄罗斯的粮食贸易合作还在照着合约办事。但事实上，格鲁吉亚的肉制品、乳制品、蔬果大多依靠进口。尽管渠道呈现多元化，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大环境下，粮农组织对该国粮食贸易前景的预测也颇为审慎。
粮食危机也威胁着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出口往俄罗斯的卷心菜正在一卡车一卡车地烂掉。而另一方面，该国今年第一季度的食品价格上涨了9.3%，并且由于气候因素，哈萨克斯坦在去年经历了一个堪称歉收的年份。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或许是目前已知最不乐观的——联合国在5月1日出具的报告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有50万人需要直接的粮食救助，并且情况还将持续恶化下去。
在塔吉克斯坦，土豆的价格上涨了86%，鸡肉价格上涨了23%，羊肉价格的涨幅则是26%。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并不如政府预期，而当疫情带来恐慌收购之后，该国也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手段，甚至拒绝并拘留了在首都杜尚别拍摄居民恐慌性收购场面的两名记者，因为他们涉嫌“散布恐慌”。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乌兹别克斯坦，一名女记者因为采访当地集市的物价上涨情况而被警方拘留，所有采访素材一应删除。
在最为“神秘”的土库曼斯坦，该国依然照常宣布自己是一个富庶的国度。但与哈萨克斯坦类似，土库曼斯坦在去年的粮食收成并不理想。由于该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消息可信度不高，目前外界难以判断粮食安全在当地到底是有多糟糕，又或是有多乐观——一些海外土库曼媒体则提醒可能到来的饥荒，并介绍了如何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向土库曼斯坦的人民伸出援手。不过就在5月2日，土库曼斯坦当局大方地向阿富汗送去了该国生产的食物，作为人道主义救助。
粮食危机以及失业率高企带来的困难不仅仅影响到了这些难以挤进主流媒体视野的国家和地区，也影响着欧美多国。保罗·克鲁格曼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抨击了共和党当局对于疫情下普通美国人艰困生活的漠视。克鲁格曼提到的数字是，在美国拥有12岁以下幼儿的家庭之中，有41%的家庭已经开始为粮食问题发愁，他们无法接近无法负担足够的食物，并且也给救济组织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克鲁格曼支持重启经济的诸多措施，他认为现阶段的复工只会让美国的疫情更加严重——美国出现，或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原因不在于复工与否，而在于共和党当局对于疫情带来的挑战到底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
在Eurasianet的简报中，粮食危机会多严重、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因为一切似乎仍未滑向最糟糕的情况。该报道也提到，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半年，俄罗斯因为火灾和旱灾导致小麦减产，该国遂一度中止小麦出口；半年后，被抬高的面包价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东多国的政治变局。当然，今年俄罗斯的收成预计比较乐观，但在疫情的影响下，已经鲜有观察者敢道出乐观的预言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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