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分裂与困局：走向地方化抑或走出终结的历史？
西方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内在一致性在21世纪初遭遇到巨大的挑战，甚至有分裂的风险。
与皇皇四卷本的巨著《西方通史》相比，《西方的困局》这部接续之作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更像是一种深度时评或对当下国际政治的冷静解剖。该书主要叙及近年来欧洲（兼及美国）所面临的种种经济、政治、民主、法治和认同危机，以及西方内部日益凸显的矛盾与不和。该书在时间点上大致开始于2015年（与《西方通史》第四卷《当前时代》的时间下限相衔接），结束于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汉堡召开的G20峰会。考虑到书中所描述的事件距离现在太近，加之无法查看一手资料，作者温克勒不无明智地指出，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有一个暂时的结论，日后被推翻的可能很大。不过，作为一位在当代史领域颇有造诣且对“西方”有着独到研究的历史学家，温克勒的许多见解和判断极为深刻，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温克勒
与之前几部论及“西方”的著作相比，《西方的困局》一书延续了作者珍视和捍卫西方价值的理念，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浓重的忧患意识。造成这种忧患意识的，则是西方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的危险。其实，与中译本更加意味深长的书名相比，德文书名Zerbricht der Westen?（《西方的分裂？》）更为直接，也更能体现温克勒写作此书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严峻地指出了西方困局的实质；另一方面，又用书名之后的问号表达了对西方未来的焦虑以及希望它能走出困境的期许。曾几何时，西方是一个有着高度自我认同的所指，被认为是铁板一块和牢不可破的价值共同体，并独享着丰裕和进步的巨大优势。因此，西方是西方天然地区别于东方或其他一切非西方的意义之源，它让人们可以不加犹豫地将“伟大的人类地图”（the great map of mankind，彼得·詹姆斯·马歇尔［P. J. Marshall ］语）划分为“西方”（the West）与“其余”（the Rest）两个部分。西方的崛起也就成为现代性神话的源头、大分流的起点和世界历史的发端。
当然，西方及其价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最初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仅指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西部。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西方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欧洲的中部、北部和南部。及至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西方与拉丁基督教世界趋同，而信奉东正教的欧洲以及与欧洲毗邻的伊斯兰世界则被统称为东方。在这一阶段，基督教成为形塑西方最根本的力量，并赋予其精神和文化内核。近代以来，在启蒙运动中诞生的理性主义对神和上帝进行了祛魅，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逐渐退缩到私人领域。这一时期，西方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的过程，被加入了理性、民主、自由、平等、宪政、法治、人权等因素，用于表达一种政治议程或政治诉求。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开始经济起飞，创造了埃里克·琼斯所谓的“欧洲奇迹”，并将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上哪怕最远的角落。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作为概念的西方又经历了一个“时间化”（temporalization）和“空间化”（spatialization）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指向了未来，代表着发展、进步和人类历史的终点；另一方面，西方在地理上不再仅限于欧洲，而是指西方文明扎根于兹的任何地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被归入西方的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西方最终成为一个凝聚着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文化政治概念。在文化上，它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文明为核心；在政治上，它信奉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代议制民主以及三权分立等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皆源自于18世纪中后期萌芽的，温克勒称之为“西方的规范性工程”（das normative Projekt des Westens）的一系列创见。
从对“西方”概念的简短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着特定的价值与内涵；它分享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在塑造自我认同、构建集体意识上有着强大的内源力，因而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过，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到21世纪初遭遇到巨大挑战，甚至有使西方分裂的风险。如果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西方的困境》一书所提供的视角，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欧洲（确切地说是欧盟）与美国的分歧在加大。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后来者，在捍卫并推行西方价值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实力成为西方世界的引领者，并通过缔造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保障了西方的稳定与繁荣。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开始在世界各地畅行无阻，西方的价值观念也被提升到一种“普世”的高度。这正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宣称历史已终结于西方的原因。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与欧洲渐行渐远。美国代表了帝国、全球霸权、单边主义和武力；欧洲象征着后民族、区域整合、多边合作与协商。双方的矛盾在2002年布什决定发动一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达到了顶峰：德、法等国因拒绝参战而被美国讥讽为暮气沉沉的“旧欧洲”，美国则被指责背弃了它在18世纪就开始拥抱的启蒙运动精神。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的调整，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民粹主义政策，都与欧洲的价值背道而驰。无怪乎有学者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的，欧美之间通力合作、亲密无间的“跨大西洋世纪”已经终结。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内部不断深化的危机。这也是温克勒书中分析的重点。在温克勒看来，危机的种子在欧盟决定东扩时就已经埋下。欧盟东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但忽视了未来欧盟内部复杂的文化和政治异质性。2004年入盟的中欧五国和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在文化上属于西方拉丁基督教文化圈，但在政治制度上却长期游离在西方之外。2007年入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曾经不属于西方，而且在文化上深受东正教影响。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在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与欧盟基本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抵牾。当然，温克勒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这种民主和法治危机与南欧国家的欧元危机一样，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和欧盟的监管，实现平稳的过渡。温克勒坚信，这些在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国家，可以像当初的德国那样，在通向西方的漫漫长路上历经痛苦和波折后最终融入西方。
真正让温克勒担忧的，是近年来难民危机在欧洲内部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欧洲的难民危机源自叙利亚内战，它导致将近10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在整个欧盟中，对难民的接纳最为积极是德国，迄今有超过58万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德国。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在反思纳粹历史中所形成的强烈的自我批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一点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教信仰有着直接关系。不过，德国的难民政策很快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国内批评者认为，德国对难民的接受能力和融合能力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民众承受其他欧洲国家公民所没有的重担。国外的批评者则抱怨，德国不应将难民问题特殊化而忽视欧洲的利益，他们尤其指责默克尔将信念伦理置于责任伦理之上。也就是说，德国为了反省其历史，弥补战争罪责，不惜拿欧洲其他国家的稳定来冒险。无疑，在难民问题上，德国与欧盟两败俱伤：德国被欧盟其他国家严重孤立，欧盟也因为没有捍卫人权和执行人道主义这些联盟之初所认定的基本价值观而受到普遍质疑。
难民危机也是民粹主义在欧洲强势崛起的刺激因素，它同样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原因之一。民粹主义与欧洲主义的较量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惊心动魄。因此，当2017年5月7日亲欧盟的马克龙击败民粹主义的马琳·勒庞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时。温克勒特别强调了这一天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为西方至少是欧洲赢得了一次重整待发的机会，去反思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和重塑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它也保障了德法团结与核心欧洲的力量，让欧盟得以延续下去。温克勒认为，这是危机重重的欧洲难得的让人振奋的事件。与之相比，英国脱欧带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体验。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有英国自身“光荣孤立”的政治文化传统和长期对欧盟采取实用主义政策的必然因素，也有政客对形势的误判而贸然举行公投的偶然因素。但不管怎样，英国脱欧不仅重创了欧洲，也损伤了西方。西方有可能沿着大西洋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一边是以美英为核心的说英语的西方。
实际上，在现实政治中，那个说英语的西方似乎更能代表观念中的西方，因为其对全球政治的操控，因为其压倒性的文化软实力。而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或许只能再次退回到地理上的欧洲，重拾欧洲的价值而不是高擎西方的大旗。如果这样的话，欧洲可能真的像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所说的那样被“地方化”（provincializing）了，成为一种地方性力量而失去其普世意义。只不过，这种“地方化”并不是非西方解殖的结果，而是西方的分裂所致。
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西方的历史应当被看作一部逐步学习的历史，一部通过自我纠错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来学习的历史。因为西方的历史并不总是一部不断获得自由的进步的历史，它也是一部与自由和进步为敌的历史——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种族屠杀莫不如此。如果能够以此为鉴，那么西方就会丢掉主宰世界的幻想，认识到西方的价值只是人类诸多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认识到它在传播和展现这些价值时，必须首先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些准则。就这后一种可能性而言，欧洲显然能够做得更多，让温克勒念兹在兹的德国显然也能够做得更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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