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国会选举：共和党6年前的套路还管用吗
日前，阿肯色州美国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电视节目采访时曾扬言，“中国学生要来的话，应该学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这次是他们需要从美国这儿学习的，而不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这位共和党政客的反华言论旋即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不但是科技界的某些声音反对这种损害两国科技合作的危险想法，甚至有美国网友直接发问“他（科顿）知道莎士比亚不是美国人吧……”。更为戏虐的说法是，科顿如果现在就留起胡须的话，完全可以彻底取代博尔顿在保守派阵营中的“地位”了。
不过，这不是这个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唯一的“歪理邪说”。事实上，从2013年以反恐战争老兵背景当选国会众议员、走上国会山之后，科顿就成为了共和党鹰派的少壮力量。从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到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科顿多年来频繁介入“中国事务”，在涉华行为上可谓是“五毒俱全”，充当着当前国会山或共和党阵营的“反华急先锋”。过去数月来，科顿更是摆出一副反科学、反常识，反生命的架势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打“中国牌”。从所谓“调查”到同样荒唐的“追责”，科顿在“阴谋论”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
资深“病毒”政客
2020年是大选年，也是科顿首次谋求国会参议员连任之年。但与特朗普面对较大压力不同，民主党在阿肯色州最终并未协调出一位愿意迎战的挑战者，所以仅仅有两位自由党对手的科顿的确可以“躺赢”，进入下一个六年任期。
可能也正因为他早早拿到了干到2026年的“入场券”，才会更迫不及待地尝试对“后特朗普时代”的2024年布局。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攻击中国已越来越成为共和党的“时髦”动作之时，“急先锋”科顿自然希望从中渔利，这种动机大概与此前曾讨论过的尼克松当年在国会众议院“非美行动委员会”里的所作所为存在一定相似度。而如今最大的危险性在于，科顿竟然以如今在美国仍旧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抓手，帮助白宫和共和党“甩锅”，但这种做法只是在推卸责任，丝毫无法让美国的疫情防控好起来，于是华盛顿某些的算计再次超过了华盛顿之外公众的切身诉求。
其实，操作“病毒”这招对科顿而言，并不陌生，甚至他也算是深谙此道的资深政客。早在2014年，只做了一任国会众议员的科顿在决定挑战在任国会参议员的那场竞选中，阿肯色州不存在的“病毒”却成了一个关键议题。
这里的“病毒”就是当时已在非洲暴发的埃博拉病毒。虽然埃博拉在美国本土实际上只确诊了11例、死亡2例，但作为当年重大的外部公共卫生事件的确在美国国内的某些选举中构成了一个争议焦点。
按照目前能够找到的记载，当年的科顿就多次以埃博拉的威胁为由，攻击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做好保护国家和美国公众的准备，甚至将埃博拉、恐怖主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系起来，抨击奥巴马政府对南方边境管控不力，可能导致这些威胁从边境进入美国。
令人玩味的是，面对科顿的挑战，在任两届阿肯色州参议员、民主党人马克·普赖尔（Mark Pryor）却选择了跟随科顿的“病毒”叙事。在当年八九月份，普赖尔公开投放的电视广告开始批评科顿在国会众议院中曾投票反对为防控传染病拨款，并指责科顿投票支持了对于美国疾病防控与紧急态势应对项目经费的削减。如此竞选议题的设置虽然对科顿有一定伤害，但也默认了“科顿们”希望渲染出的埃博拉的巨大威胁，从而也强化了科顿通过操作“病毒”、制造“威胁”、攻击奥巴马，进而攻击与奥巴马同为民主党人的普赖尔的竞选目标。
最终，科顿以56.5%比39.4%的得票率大胜，并以37岁的年纪成为随后第114届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
14万张选民票的压倒性胜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可以解释为反建制派终结阿肯色州家族政治的成功——普赖尔的父亲曾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担任该州国会参议员；也能理解为是南方各州持续“共和党化”的必然。科顿当选之后，阿肯色州全部国会两院议员在1869年以来首次清一色都是共和党人；当然，埃博拉议题的炒作虽然并非制胜一击，但却也不可小觑。
或者说，一个以“阴谋论”起家的政客，未来必然会在自觉合适的时候反复复制自认为有效的“阴谋论”，这大概可以解释今天科顿的狂热。
从埃博拉到新冠
由于选举政治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性，关于所谓“十月惊变”（编注：自从1980年以来，美国大选年的10月份总会发生影响选情的突发事件）的期待总是如同观众追剧时希望高能情节此起彼伏的心理。
在临近2014年中期选举投票日，埃博拉的确提供了类似的情节。当年9月30日，45岁利比里亚籍男子托马斯·邓肯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确诊，这是美国本土首例埃博拉病例，10月8日，邓肯不治身亡；随后两位负责护理邓肯的护士确诊；10月底在纽约市又出现了从非洲回来的医生确诊。
突如其来的国内病例加速了两党候选人借题发挥的节奏，被当时美国媒体称为是迟来的“十月惊变”。当然，也是在科顿等共和党人压力之下，不主张禁飞的奥巴马政府还是在选举之前的10月底宣布了针对来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以及几内亚等西非国家入境旅客的限制与健康检查。
但埃博拉所制造的“十月惊变”到底有多大威力呢？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副教授菲利佩·坎潘特（Filipe Campante）及其合作者完成的论文《病毒的恐惧：埃博拉在美国的政治影响》（Filipe R. Campante, Emilio Depetris-Chauvin, and Ruben Durante, “The Virus of Fear: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bola in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897, March 2020）给出了最新的解释：埃博拉在2014年选举中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在国会议员以及州长层次民主党的得票数以及投票率，特别是在较为关注埃博拉的地区，当然这种关注可能是因为存在确诊病例，也可能是像科顿的阿肯色州那样完全是被人为强化的结果。相比于民主党人，共和党更为有效地利用埃博拉设置了竞选议程：他们将病毒与自身更为擅长的移民政策与反恐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渲染所谓“恐惧”，实现了选票上的一定进展。
该研究的发现证明了一个判断，病毒或疫情其实是为选举增加了新的操作面，其影响要看两党在这个新操作面上的做法与攻防。当然，不同议题本身存在着不同的属性，进而也决定着不同政党操作起来的难易程度。
比如，2014年的埃博拉对美国而言完全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因素，进而的确更适合共和党当时强调强硬的移民政策与边境措施的路数。而对民主党而言，除非顺应共和党的建议，否则只强调自身的医疗改革成就，即强调“有病可以治”的论调，不太容易快速回应那种所谓的“恐惧”；甚至，如果像普赖尔那样反过来批评共和党削减医疗和紧急状态开支的话，却反而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所谓“危机”。当然，更为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占据白宫的毕竟是民主党总统，共和党发起批评总是更加容易，更容易被买账。
从埃博拉到新冠，又是选举年，只是这次不但有“科顿们”的连任，还有总统的大选，“指责游戏”只会不可避免地再升级，但在选举议程设置的逻辑上却存在着很大不同。
一方面，2014年时，埃博拉是被渲染出的“恐惧”，而今“恐惧”已活生生地走进了美国选民当中。这就意味着，“指责”不会让选民感觉好起来，或者相信了“指责”的选民不会远离真正的威胁与“恐惧”。另一方面，从2014年渲染“恐惧”中获益的共和党人如今占据白宫、处于首当其冲需对疫情防控负责的状态，再作出任何“指责”对手的做法也都只是推卸责任。
于是，科顿等共和党人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具历史感的叙事，即从外部塑造出一个对美国全体而言更严峻的、甚至超越疫情本身的所谓“威胁”，给美国民众带来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似曾相识且又无法否认的“恐惧”。这应该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给本党参选人发送的那份备忘录所要建构起来的图式。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着正在挖更大坑的共和党人，民主党阵营虽然在批评白宫应对不力，却也同步地助长着共和党的“恐惧”叙事，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裹挟两党的“示强竞赛”般的恶性循环。
2008年大选无疑是关于“变革”的，2016年大选则是关于“愤怒”——因现实而起的“愤怒”抑或是因为“变革”迟迟无法兑现的“愤怒”。那么，疫情之下的2020年大选将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怒火难平之下的“指责”？关于变革几近无望之后的“恐惧”？还是关于痛定思痛而必需妥协合力推进可能变革的“同情心”？
求仁得仁，求怨得怨。
“联邦明察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的专栏，对“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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