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 人类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
人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频发时期。SARS、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等引发的疾病预示着高影响力、潜在快速传播疾病的新时代的来临。如果说病毒的进化就像在准备火药，那么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还是频繁流动、技术滥用风险增高……导火索正越来越多
这是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频发时期
2018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应对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的技术》。作者之一、该中心传染病学专家阿米什·阿达加说，人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频发时期。这个判断不断得到回应。2019年9月，由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共同召集建立的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发布《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全球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工作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1年至2018年，世卫组织在172个国家/地区追踪了1483次传染病事件，包括SARS、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等。“这些疾病预示着高影响力、潜在快速传播疾病的新时代的来临。这类疾病更加频繁地暴发并且越来越难以管理。”《年度报告》认为，世界正处于地区或全球灾难性传染病及大流行病的高危之中，如果暴发，不仅会造成生命损失，还可能颠覆经济，造成社会混乱。如果说病毒的进化就像在准备火药，需要导火索才能引爆，那么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还是频繁流动、技术滥用风险增高……导火索正越来越多。
更快、更挤、更危险
在全球化起步阶段，造成艾滋病的HIV病毒从喀麦隆传遍全球历经了半个世纪。而在全球化、城镇化加速的今天，已扩散的病毒感染随时都可能发生。如今的世界，人口更密集，交通速度更快，也可能更不安全。地球上的人口，在过去的50年间翻了一倍，人口密集的城镇大量涌现，污水、垃圾、污染滋生着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病，也将有更多人被迅速传染。
地理隔离曾是防止传染病扩散最古老有效的方法，也一度在传染病早期赋予人类宝贵的“宽限期”，可以及时防堵。但从波音747飞机打破洲际隔离开始，地理隔离正因为高速交通系统的遍布被大大削弱。人流高效转移的同时，病毒也在迅速传播。SARS暴发的2003年，中国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18.19亿人次。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村村通硬化路，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达29.9亿人次。研究者认为，更庞大的春运客流和更稠密的交通网络，在数量和结构上都使新冠肺炎疫情比SARS更容易渗透到全国。曾被山海阻隔在世界另一端的新兴病毒，如今离我们只有一班飞机的距离。上万机场和每年46亿人次的全球航空客运量，让病毒降落到世界任何一角，最长不超过36个小时。病毒这个躲也躲不过的敌人，人类越来越难预料下一次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以及病原的身份种类、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150万种风险
来自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来自禽类的禽流感病毒，无不在提醒，大多数恶性病毒传染病都是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跨界”传播给人类的。《自然》杂志曾在2008年做过统计，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动物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随着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人类不断侵占，人类正缩小与带病毒动物间的物理距离，加速病毒从动物到人的“溢出效应”。
委内瑞拉西北部曾暴发的出血热，原宿主就是当地丛林中的棉鼠和藤鼠。由于大规模农田开发，它们失去栖息地，被迫在新建的农村社区中与人类接触，随身携带的沙粒病毒很快传染给人类。在马来西亚，人类活动范围加速扩张，当地人把养猪场建在了蝙蝠栖息地旁。蝙蝠吃水果，水果被蝙蝠携带的尼帕病毒污染后掉到猪圈，猪吃后染病，最终把病毒传染给了人。据研究者估算，大约还有150万种未被发现的病毒在野生动物中流行传播。
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血疫》一书写道，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与对自然的加紧开发，我们似乎闯入了一个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与人类相安无事的病毒，由于其原本动物宿主被消灭，或者被当作人类维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资源，选择了人类，作为新的宿主。警惕“杀手”复活
2017年，加拿大一个科学团队将重叠性DNA片段拼接在一起，人工合成了一种病毒，随后发表论文对制作方法进行了介绍。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合成的马痘病毒，与在1980年已被宣布根除的致命性天花病毒存在亲缘关系。科研人员制造这种病毒并附带“说明书”的行为，是否可能降低其他人制造天花病毒的门槛，让“杀手”复活？高风险传染病的病原体，并非一定来自自然。随着科技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致病微生物也可能在实验室中被研发和制造出来。例如“功能获得性研究”，就是通过在实验室中人为增加病原体的毒力、易传播性或宿主范围，以研究病毒特性或评估新兴传染病。这类“双刃剑”研究，一直伴随着科学伦理和风险的争论。鉴于传染性微生物有可能偶然泄漏，其后果与自然流行病暴发等同，甚至更严重。微生物的故意释放则将使疫情防范工作复杂化。
世界做好准备了吗
面对快速变化的致命的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病，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
2019年10月，来自2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一份题为《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的报告（以下简称《指数报告》），根据预防、疾病监测和报告、快速反应、医疗系统、国际规则承诺、环境危险度等6个类别，评估了195个国家预防、发现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66.7分以上即被认定具有较强危机应对能力的标准下，195个国家平均得分仅为40.2分，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分也只有51.9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为重大传染病或流行病的暴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国预防、发现和应对这类重大疾病暴发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而在这个全新的全球流行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失守，都可能带来世界范围的连锁反应。
从资金支持来看，《指数报告》显示，尽管86%的国家将地方财政或捐助资金投入健康安全建设，但少有国家从国家预算中拨款，用于整体评估、解决健康安全漏洞并制订行动计划。
从生物安全来看，至少75%的国家在应对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相关指标上得分较低，最薄弱的地方之一是，忽视对可能增加知识但也可能损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双刃剑”研究的监督。
从技术水平来看，目前国际社会尚不具备在数月内生产针对新型病原体的新疫苗与药物的能力。此外，微生物法医学的发展现状，使得难以可靠地将传染病大流行回溯和归因，表明了当前防范性质的科技发展的滞后性。
从政治经济来看，围绕先进生物技术的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加剧了建立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国际准则的挑战。例如，《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公平公正地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实施以来，国际对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至关重要生物样本的分享系统却在弱化。
从防范体系来看，《年度报告》指出，国家和地方疫情防范计划工作往往缺乏有效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方针；疫情防范工作中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国家卫生应急预案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应急机制应扩大到卫生系统以外的部门，但197个国家和地区的归口单位中，只有4个设在卫生部门以外……
《年度报告》写道，“长期以来，在大流行病方面，我们任由恐慌和忽视循环往复：当存在严重威胁时，我们加大努力；当威胁减弱时，我们很快将其抛诸脑后……”
（本版文章摘编于《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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