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抹不去病菌的侧影 疫病如幽灵般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
疫病如幽灵般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 
?贾雷德·戴蒙德（1937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发表于1997年，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一名生物地理学家，当他的研究脚步踏上与澳大利亚隔峡相望的新几内亚岛时，被当地一位朋友提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为何各大陆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不平等？
通过几十年的不懈追寻，贾雷德·戴蒙德最终在1997年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从粮食到枪炮、病菌和钢铁”三个部分，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地球上各个大陆文明差异的关键所在。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欧亚大陆人率先拥有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成了历史的占上风者。而在此过程中，病菌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角色。
地理位置带来差异命运
2014年，以色列青年才俊、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被引进中国，并在之后几年成为读书界讨论的热点。事实上，尤瓦尔·赫拉利的多个观点，在更早（2006年引进中国）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有更细致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类通过动植物驯化，粮食、文明不断前进的同时，也带来疫病纠缠的悲剧。作为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读者，翻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无疑更能抵达一种广阔的智识视野和豁达冷静的反思。
贾雷德·戴蒙德的视野是恢弘的。他考察了人类多个文明的兴起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戴蒙德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发展到如今这样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生态、医学，到文化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这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令人类免于频繁迁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更高级专业技能（比如驯养动物、冶炼钢铁、制造枪炮）群体和带来更高效秩序的管理阶层成为可能。
一个大陆的定居农业发展水平，主要是由其所处的地理条件所带来的气温、气候所决定的。比起非洲或美洲，欧亚大陆基本在同一纬度范畴，而农业文明更容易沿着同一个气候条件的同一个纬度的东西方向传递，而不是南北纵向蔓延。
自此，戴蒙德探寻的“欧亚文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高于其他地区”的问题，已经通过“地理环境”这个核心要素得到很好的解释。
病菌加剧了发展不均衡
然而，刀刃总是有正反面的。当人们看到钢铁铮铮，也听到枪炮隆隆，还有随着前进车辙带来血泪的病菌。
农业带来人类的定居，而人类的定居需要牲畜作为生产工具。牲畜来自对动物的驯化，那么问题出现了：被驯化了的动物会将细菌和疾病传染给人类。动物几乎是人类目前所有重要的流行传染病的来源。同时，农业带来的定居人口密集居住，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概率，这也加剧了地球人类发展不均衡。欧亚大陆的人类，用数千年时间，进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发明了免疫方法。但是，而新大陆的人类没有这种优势，因而没有条件产生抗体。于是，传染病造成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土著人口的死亡。
在贾雷德·戴蒙德看来，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中，贾雷德·戴蒙德写到了历史上那些让人类闻风丧胆的恐怖瘟疫——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印第安人死于病菌的，要比死于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踏足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不是孤掌难鸣。在他之后，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与其观点高度一致。之前，资深世界史学家、全球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美国人麦克尼尔早在1976年出版《瘟疫与人》中，已经纵论传染病对世界史的影响，以及病菌与人类的互动史。
比较特别的是，麦克尼尔用了微寄生和巨寄生的概念。微寄生物主要是指微小的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事物源。巨寄生物即是大型天敌，对于人类来说更主要的是同类中的其他人。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平衡体系之中。”
这是一大创见。人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而病菌、流行病却是难以捉摸的“不可控”因素，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之。在阐述人类历史的时候，大都放在麦克尼尔所说的巨寄生范畴，也就是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而很少注意到人与病菌的关系。也因此，麦克尼尔被称为“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
凝视阴影是为了战胜之
近代以来，科学快速发展、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再加上全球的通力合作，病菌对人类的伤害被大大降低了。比如1978年，天花病毒在全世界第一次通过人工干预下被消灭了，然而，大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人心和精神的荒芜导致的种种错误做法，又让情况变得复杂。无论是2003年的SARS、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还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都提醒我们，人类在战胜疫病这条路上，还任重而道远。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疾病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万言难尽。从远古的人类祖先到现代，疫病像幽灵一般始终伴随、影响着人类的迁徙、繁衍与风俗文化的变化发展。历史的车轮隆隆，注视人类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除了聆听枪炮轰隆和钢铁的力量，别忘了病菌的阴影。凝视阴影，正是为了战胜之。
人们的身体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但大脑仍停留在舒适区。面对危险，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医学是有关诊断和治疗的技术，是人类脱离危险的重要工具，而人类还必须具备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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