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心理学：面对危机我们该如何自救与帮助他人？

澎湃新闻 2020-02-11 13:55 大字

戴维·B. 费尔德曼凤凰网读书

截止2月11日0时，全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0265例。面对每天不断变化的疫情进展与纷繁复杂的信息，紧张、恐慌充斥着漩涡中心的人们，学会调整心态，正视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灾难、病痛、事故等重大事件面前，人类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忽略心理创伤会有怎样的弊端？身处危机之中，人类真的会自我修复吗？我们该如何自救与帮助别人？……这一系列问题，著名心理学家戴维·B. 费尔德曼博士在《幸存心理学》一书中，从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角度，通过临床研究和事实案例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正视心理创伤：

使人消沉、焦虑，却也可因心理弹性恢复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朱迪思·赫尔曼将创伤称作弱者的苦难。而在多舛的命运面前，人人都是弱者。在《创伤与康复》(Trauma and Recovery)一书中，赫尔曼这样写道:“创伤发生时，人瞬间受制于无法抗拒的力量。若是自然力量所致，我们说这是自然灾害。若是人为因素所致，我们称其为暴行。创伤危害之巨，非因其罕见，而是因为它超越了普通人对生活的承受力。”在经历不同类型的创伤后，大约 1/4 的幸存者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生活在痛苦、虚弱之中。其他人会表现得郁郁寡欢、焦虑不安。

创伤常使人消沉、悲观，陷入不可自拔的绝望，因此容易忽略人性中自有的强大的心理弹性。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还未走出创伤时，人们仍能欢笑、庆祝、表达爱意、创造，以及改变自我。我们这么说，并非无视创伤带来的痛苦。痛苦真实存在，但心理弹性的存在也并非虚言。人性令人难以置信及鼓舞人心之处在于，它并不像大众所想的那样脆弱，在经历一段苦难后，大多数幸存者都能恢复并重返正常生活。

创伤使人成长：

穿透悲剧，彻底改变自我

近 20 年来，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以及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创伤幸存者在恢复时都会有积极的变化。这些人似乎从厄运中获得了透视生活的能力，发现了过去忽视的价值和机会。在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后，他们的内心变得无比强大。这些心理增益效果，就是所谓的创伤后成长。

不过即使经历了内心的成长，大多数幸存者发现他们的表面生活又恢复了原状。有研究显示，大部分创伤后成长是内在的和隐秘的，心理学家将此称为认知成长(perceived growth)。幸存者声称自己较受创伤前更好，也受益于这种改变，然而在外人眼里，他们的生活并无显著变化。当然，这并非说认知成长是一种假象。研究结论很复杂，其中一些显示，认知成长能够减轻情绪压力，改善身体健康状况。

一旦创伤无法避免地发生了，我们应认识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惊人的心理弹性，这种力量能够穿透悲剧，以从前难以想象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甚至影响世界。所有人在混沌的逆境中都要经历与苦难的搏斗，逐渐意识到人类厄运的寻常和生活的脆弱。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危机发生在我身边，该如何应对?”

受创者：

脚踏实地，用基于现实的希望来救赎自己和家人

一个简单有效的等式可以写成：现实看待当下处境 + 强烈认为个人有能力控制个人命运 = 基于现实的希望。几十种研究曾证明基于现实的希望可能创造更佳的结果，比如成功的体育事业，更优异的大学成绩，生理、心理健康，更有意义的生活，甚至更好的心理疗效。

满怀希望地思考，常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收集关于某一问题的信息，向他人寻求帮助，并采取行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员娜塔莉·伊格慕、朱丽·塞尔奎斯特以及南希·艾森伯格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采访了乌干达农村的 52 个青少年，调查积极思维和应对逆境之间的关系。在乌干达，不幸随处可见。21% 的孩子在 13 岁左右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63% 的孩子没有足够的粮食，56% 曾目睹暴力场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问题层出不穷。“父亲去世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一度我以为可能没学上了，”一个男孩解释道，“我们完全没有食物来源。我的母亲没有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找工作。”调查结果显示，研究中有着高目标的孩子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关键地，他们常常会更积极地解决问题，不会囿于既定的悲惨现实，而是会尝试不同方法让自己过得舒服，提高生活质量。

基于现实的希望产生的行动力可以改善人们的处境。许多人面对乌干达少年每日的创伤和悲剧时都认为放弃更理智。或许他们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他们教导我们在一切不利因素面前，相信好事将至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这种想法能够减小创伤的影响力。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瑞·格拉斯和她的同事们在 2008 年采访了 228 名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他们发现，心怀希望越大的人感受到的不安和创伤后应激反应越小。无独有偶，戴维·波兰德斯、弗朗西斯·基弗以及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在对 51 位肺癌患者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抱有更多希望的人，更少感到抑郁、疼痛、疲惫、咳嗽等症状更轻，不论他们的癌症有多严重。

超级幸存者的故事各不相同，然而我们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 “基于现实的希望”。他们的处境似乎让他们比以往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创伤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然而想要幸免于难，首先需要相信靠个人努力能够掌握命运。自我控制的信心虽然在一般人看来有些突兀，却能带来有趣的自我满足感，给美好未来筑基。

帮助者须知：

关怀、关注能让人们死里逃生

心理学家卡瑟茹·赫伯特–丹玛和詹姆斯·库里克在 2005 年发表于《心理健康》(Health Psychology)一刊的文章中，探讨了社会关怀是否能给危重病人带来帮助。他们跟踪调查了290 多个病人，调查时间从病人入院治疗直到去世。参加调查的救济院，被收容者都是生命剩下不到 6 个月的危重病人。大多数这类救济院都有一群义工长期安抚病人情绪，帮病人活动身体。调查中，1/3 的病人表示希望义工拜访，另外 2/3 的人没有提出希望义工拜访的要求。实验结果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接受义工拜访的病人死亡率是不接受拜访病人死亡率的 1/3。前者的存活期比后者长两个半月左右，对于那些想见到孙子出生或是庆祝最后一个圣诞节的病人来说，这段时间非常宝贵。

由此可见，关怀确实能帮助人们死里逃生，甚至成为超级幸存者。如今很多心理学前沿研究都认为，他人的关怀能够给受到创伤的人提供情感缓冲，使后者较少受到创伤后精神疾病的困扰，甚至帮助他们获得创伤后成长，从创伤经历中获益。

番外：

社会关怀下降后，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如何？

几十年来的数据研究显示，灾难后为受创者提供帮助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很大。灾后短期内，出于同情，许多人会前来帮忙。几乎20世纪所有的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都是如此。

但没有组织和个人有能力和资源做永远的英雄。一段时间过去后，帮助就会减少，不论是金钱、人力还是情感上的帮助。海地震后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许多好心人一去海地就是几年。乐施会的报告指出，这些援助在震后余波中挽救了无数生命，但同样也存在问题，救援不够迅速、被误导，或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再多的帮助似乎对于那时的海地人民来说都还是不够，对于难民和救助人员来说，现实令人沮丧。

社会关怀下降并非仅仅发生在海地。在很多灾难救援案例中都很常见，心理学家诺里斯和卡尼亚斯提指出：“初期的强烈关怀、英雄主义的牺牲，以及利他主义，都给后来的悲伤和失去造成更大的破坏。”1996年他们在发表在《个性和社会心理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时海地地震还未发生。好人也是普通人，虽然心怀好意，但他们的能力有限，也只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投入，一直做英雄太难了。

虽然幸存者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仍然可能觉得没有受到关注。诺里斯和卡尼亚斯提的另一些发现似乎可以解释二者有显著分歧的原因：受灾者创伤后实际受到帮助的多少和他们的情绪状况并不相关，反而是他们对得到了多少帮助的自我认知才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帮助。也就是说，即便一个受害者曾经受到很多帮助，他仍可能感到目前没有得到帮助，或者将不会再得到帮助，而这种想法会直接影响受害者的精神状况。

正如刚才提到的，好心人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消失。即便受害者曾经接受了很多帮助，他们仍然可能现实地认为这种帮助是不可持续的。有时候，虽然帮助还在继续，人们却无法感受到。科学无法解释现实和认知为什么会出现分歧。但有一种有趣的假设是，这种现象源于对比效应：不论实际帮助的多少，受害者对帮助的实际需求总是大于实际得到的。在海地地震中，情况就是如此。虽然帮助一直没有间断，但义工能够提供的帮助和人们需要的帮助间存在巨大差距，这造成了人们认为帮助并不存在的认知。

显然，人们英勇的救援行为并非毫无意义，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食物、帐篷和种种帮助挽救了难民的生命。受害者有需求也实属正常，毕竟他们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但他们的需求往往非常复杂，这是任何人经历恐惧后的正常反应。他人的关怀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能有效地减少精神伤害，此时真正重要的是受害者自己的感受，是他们是否相信能够获得其需要的帮助。

本文节选自

《幸存心理学：如何在绝望中成就自己》

作者: 戴维·B. 费尔德曼、李·丹尼尔·克拉韦茨

译者: 赵旭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