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记者会见实录：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原创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静说日本
去年12月29日夜，搭乘私人飞机从日本逃到故乡黎巴嫩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日本时间今日（8日）晚上10时开始，在黎巴嫩举行了首次记者会，对于自己为何逃离日本的原因，以及自己在日本遭受逮捕、关押、起诉等过程与迫害作了介绍。他认为，这是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检察院共谋的一起政治迫害案，自己不是为了逃避正义，而是为了逃避不公正司法的迫害而逃离日本。但是，他拒绝透露逃跑的细节，不想给黎巴嫩政府添麻烦。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今年杀到了黎巴嫩，100人的会场涌进了120多家媒体。但是，大多数媒体都被拒之门外，就连NHK、共同社记者也无法进入记者会场。只有极少数的“亲戈恩”媒体受到了邀请。
日本各大电视台中，只有东京电视台接到邀请进入记者会场拍摄。所以，今夜日本各大电视台，均未能直播戈恩的记者会，东京电视台是一枝独秀。NHK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了网络视频直播。
日本一些电视节目嘉宾认为，戈恩的记者会是自吹自擂，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如果真的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应该回到日本参加诉讼。
也有日产汽车公司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不法行为是事实，这一点动摇不了，记者会只会让他变得更可耻。”
根据直播的内容，我将戈恩的记者会的主要发言做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为了便于阅读，我加了小标题。
一，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我很感激黎巴嫩国民、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逃离地狱般的生活，在这里呼吸到自由快乐的空气。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是如何逃离日本的？但是，今天我不是为了讲述怎样逃离日本才来到这里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许多东西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会在国内外造成冲击，请大家理解。我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才离开日本这一个国家。同时我今天也想告诉大家，日本司法的可笑之极。
我一直在与日本的司法机构在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无视公正、自由与正义的制度。社会上听不到我的声音，媒体也只是发表一些由警察提供的消息，把我塑造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罪人，遭受了非人的对待，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背负风险，作出困难的抉择，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抉择。
二，我什么时候决定要逃离日本？
首先是我感觉到裁判不可能是公正的时候。原来说好是2019年11月公判，但是，在12月25日，法官突然告诉我，要推迟。因为检察方面说，不能同时进行两个裁判。那么，我的第一个裁判延迟到2020年的4月，另一个裁判，检察官说不会在2020年内举行。检察院在决定我的命运，检察院在破坏法律，他们在操纵情报，向记者传递消息，隐瞒证据。
其次是不允许我跟妻子联系的时候。我被保释后，不能使用邮件、电话也不行，家里有监控录像，我的一切都被剥夺。我想与妻子见面，但是，法院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想我一个人被隔绝了与这一个世界、与家人的联系，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质，我没有了希望，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于是我觉得必须离开。
三，我觉得我会死在日本
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7年，把陷入困难的日产汽车公司拯救了过来。这些年，日本共出版了20本有关我的书，哈佛、剑桥、早稻田等大学的教授们也来研究，大家都把我看成是成功的经营者，研究我的经营学。但是，我被逮捕后，一夜之间，我被骂成了“独裁者”、“恶魔”，我很不理解，没有想到日本会如此冷酷。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就像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一份警察列出的资料名录一样，他们是一个个找证据，就是要做实我的罪名。
日本刑事诉讼的有罪率高达99.4%，我搏一下也可以，但是外国人听说更高。所以我问律师，有没有无罪的可能，律师说几率很低。
我知道，如果我一路抗诉，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至少需要5年。我的人生很短，这5年中，或许我见不到我的妻子，我绝望了，我甚至觉得我会死在日本。
四，我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当我回到东京羽田机场时，我遭到了逮捕。有媒体说，我是在飞机上逮捕的，其实不是，是在机场出来时，被特别搜查本部检察官叫住的。他们说，你有些事情需要说清楚。在拘留所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审问。最后一名高官对我说，现在宣布对你的逮捕，理由是拿了不该拿的报酬。但是，那些报酬我都还没有拿到，不应该成为逮捕我的理由。但是我还是被逮捕了。
后来我的律师见到东京大学的田中教授，田中教授说，以这样的理由逮捕戈恩，是日本的耻辱。
我被关在一个单间牢房里，没有窗，一天只允许放风30分钟，而且周边没有一个人。一周只能洗2次澡，我要求多洗一次也不行。许多时候的审问时间，一天多达8个小时，而且律师不许在场。与律师的见面，也是隔着玻璃。检察官们不是追寻事实，而是搞有罪推定。要叫我坦白，说我不坦白的话，就会祸及家人。
昨天，他们对我的妻子也发出了逮捕令。我妻子9个月之前说的话，为什么在9个月之后才被定罪，我无法理解。
所以，这是检察院与日产勾结一起制造的一个冤假案。
五，逮捕我，日产汽车公司并没有捞到好处
我在日产汽车公司服务了十几年。其实我很想早一点辞去董事长职务，但是在2018年6月，要求我继续留任。我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留任，是为了实现日产与雷诺的合并。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日产汽车公司的西川广人社长、丰田正和独立董事、川口均前副社长、今津英敏监查役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虚构了我的罪名。对我的逮捕，就像是偷袭珍珠湾事件一样。
逮捕我，并没有给日产带来好处。日产的股价损失了100亿美元，平均一天损失4000万美元。而雷诺公司在我逮捕之后，也损失了50亿欧元，其中一天损失2000万欧元。
六，我要阻止通缉恢复名誉
对于我，日本警察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通缉令。我的律师团队正在努力，希望国际刑警组织撤销这一份通缉令。
有人称我是一个喜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1999年去日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一个从法国、从雷诺来的人，谁都不会认识你。在一点日语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到了日本工作，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不会妥协，也不会就此结束，我的嫌疑一定会烟消云散。在未来几个星期中，我会公布材料，回复我作为汽车行业内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我现在作为黎巴嫩国民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与妻子与家人团聚，有电话有网络可以自由使用，我感觉到很满足。
但是，我不会彻底满足，我不会同意那些歪曲事实的诬陷！
七，相信安倍首相没有介入这一阴谋
因为顾及到黎巴嫩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所以，日本政府介入这一案件的事情，我不会讲，我会保持沉默。
我个人认为，日本政府的最高层，也包括安倍首相，是不可能会介入的。但是，有日本政府人士介入。
八，我遭到了检察官的恐吓
一年多前，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本部以毫无事实根据的罪名将我逮捕，给我戴上了手铐，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每天要接受8个小时的审讯，不能与家人联系，剥夺了我的人权与尊严。检察官吓唬我，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获得自由。如果你不坦白，不仅是你，你的家人也会遭到逮捕。”
我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苦苦思索，就像坠入了地狱。
这400多天的日子里，我与世界隔绝，与家人隔绝，与朋友们隔绝，也与45万名员工们隔绝，内心充满了绝望。
九，这是一起政治陷害
我最后想说的是，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没有根据，没有事实的诬陷陷害。
我离开日本，不是逃离正义，而是逃离不公正的迫害与诉讼。我遭到长期的关押，毫无正义可言，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也是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断。在日本无法实现的公正与正义，只能在别的国家去实现。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人都逃离了日本，但是我回到了日本。我和我的员工们商议如何复兴。为了日本，我做了许多的事。但是，最后在日本遭遇如何冷酷的待遇，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很伤感。但是，我爱日本，我爱日本人民，我也爱日产汽车公司。
原标题：《戈恩记者会见实录：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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