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记者会见实录: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澎湃新闻 2020-01-09 13:11 大字

原创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静说日本

去年12月29日夜,搭乘私人飞机从日本逃到故乡黎巴嫩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日本时间今日(8日)晚上10时开始,在黎巴嫩举行了首次记者会,对于自己为何逃离日本的原因,以及自己在日本遭受逮捕、关押、起诉等过程与迫害作了介绍。他认为,这是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检察院共谋的一起政治迫害案,自己不是为了逃避正义,而是为了逃避不公正司法的迫害而逃离日本。但是,他拒绝透露逃跑的细节,不想给黎巴嫩政府添麻烦。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今年杀到了黎巴嫩,100人的会场涌进了120多家媒体。但是,大多数媒体都被拒之门外,就连NHK、共同社记者也无法进入记者会场。只有极少数的“亲戈恩”媒体受到了邀请。

日本各大电视台中,只有东京电视台接到邀请进入记者会场拍摄。所以,今夜日本各大电视台,均未能直播戈恩的记者会,东京电视台是一枝独秀。NHK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了网络视频直播。

日本一些电视节目嘉宾认为,戈恩的记者会是自吹自擂,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如果真的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应该回到日本参加诉讼。

也有日产汽车公司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不法行为是事实,这一点动摇不了,记者会只会让他变得更可耻。”

根据直播的内容,我将戈恩的记者会的主要发言做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为了便于阅读,我加了小标题。

一,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我很感激黎巴嫩国民、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逃离地狱般的生活,在这里呼吸到自由快乐的空气。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是如何逃离日本的?但是,今天我不是为了讲述怎样逃离日本才来到这里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许多东西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会在国内外造成冲击,请大家理解。我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才离开日本这一个国家。同时我今天也想告诉大家,日本司法的可笑之极。

我一直在与日本的司法机构在进行斗争,这是一个无视公正、自由与正义的制度。社会上听不到我的声音,媒体也只是发表一些由警察提供的消息,把我塑造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罪人,遭受了非人的对待,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背负风险,作出困难的抉择,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抉择。

二,我什么时候决定要逃离日本?

首先是我感觉到裁判不可能是公正的时候。原来说好是2019年11月公判,但是,在12月25日,法官突然告诉我,要推迟。因为检察方面说,不能同时进行两个裁判。那么,我的第一个裁判延迟到2020年的4月,另一个裁判,检察官说不会在2020年内举行。检察院在决定我的命运,检察院在破坏法律,他们在操纵情报,向记者传递消息,隐瞒证据。

其次是不允许我跟妻子联系的时候。我被保释后,不能使用邮件、电话也不行,家里有监控录像,我的一切都被剥夺。我想与妻子见面,但是,法院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想我一个人被隔绝了与这一个世界、与家人的联系,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质,我没有了希望,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于是我觉得必须离开。

三,我觉得我会死在日本

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7年,把陷入困难的日产汽车公司拯救了过来。这些年,日本共出版了20本有关我的书,哈佛、剑桥、早稻田等大学的教授们也来研究,大家都把我看成是成功的经营者,研究我的经营学。但是,我被逮捕后,一夜之间,我被骂成了“独裁者”、“恶魔”,我很不理解,没有想到日本会如此冷酷。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就像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一份警察列出的资料名录一样,他们是一个个找证据,就是要做实我的罪名。

日本刑事诉讼的有罪率高达99.4%,我搏一下也可以,但是外国人听说更高。所以我问律师,有没有无罪的可能,律师说几率很低。

我知道,如果我一路抗诉,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至少需要5年。我的人生很短,这5年中,或许我见不到我的妻子,我绝望了,我甚至觉得我会死在日本。

四,我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当我回到东京羽田机场时,我遭到了逮捕。有媒体说,我是在飞机上逮捕的,其实不是,是在机场出来时,被特别搜查本部检察官叫住的。他们说,你有些事情需要说清楚。在拘留所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审问。最后一名高官对我说,现在宣布对你的逮捕,理由是拿了不该拿的报酬。但是,那些报酬我都还没有拿到,不应该成为逮捕我的理由。但是我还是被逮捕了。

后来我的律师见到东京大学的田中教授,田中教授说,以这样的理由逮捕戈恩,是日本的耻辱。

我被关在一个单间牢房里,没有窗,一天只允许放风30分钟,而且周边没有一个人。一周只能洗2次澡,我要求多洗一次也不行。许多时候的审问时间,一天多达8个小时,而且律师不许在场。与律师的见面,也是隔着玻璃。检察官们不是追寻事实,而是搞有罪推定。要叫我坦白,说我不坦白的话,就会祸及家人。

昨天,他们对我的妻子也发出了逮捕令。我妻子9个月之前说的话,为什么在9个月之后才被定罪,我无法理解。

所以,这是检察院与日产勾结一起制造的一个冤假案。

五,逮捕我,日产汽车公司并没有捞到好处

我在日产汽车公司服务了十几年。其实我很想早一点辞去董事长职务,但是在2018年6月,要求我继续留任。我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留任,是为了实现日产与雷诺的合并。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日产汽车公司的西川广人社长、丰田正和独立董事、川口均前副社长、今津英敏监查役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虚构了我的罪名。对我的逮捕,就像是偷袭珍珠湾事件一样。

逮捕我,并没有给日产带来好处。日产的股价损失了100亿美元,平均一天损失4000万美元。而雷诺公司在我逮捕之后,也损失了50亿欧元,其中一天损失2000万欧元。

六,我要阻止通缉恢复名誉

对于我,日本警察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通缉令。我的律师团队正在努力,希望国际刑警组织撤销这一份通缉令。

有人称我是一个喜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1999年去日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一个从法国、从雷诺来的人,谁都不会认识你。在一点日语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到了日本工作,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不会妥协,也不会就此结束,我的嫌疑一定会烟消云散。在未来几个星期中,我会公布材料,回复我作为汽车行业内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我现在作为黎巴嫩国民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与妻子与家人团聚,有电话有网络可以自由使用,我感觉到很满足。

但是,我不会彻底满足,我不会同意那些歪曲事实的诬陷!

七,相信安倍首相没有介入这一阴谋

因为顾及到黎巴嫩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所以,日本政府介入这一案件的事情,我不会讲,我会保持沉默。

我个人认为,日本政府的最高层,也包括安倍首相,是不可能会介入的。但是,有日本政府人士介入。

八,我遭到了检察官的恐吓

一年多前,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本部以毫无事实根据的罪名将我逮捕,给我戴上了手铐,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每天要接受8个小时的审讯,不能与家人联系,剥夺了我的人权与尊严。检察官吓唬我,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获得自由。如果你不坦白,不仅是你,你的家人也会遭到逮捕。”

我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苦苦思索,就像坠入了地狱。

这400多天的日子里,我与世界隔绝,与家人隔绝,与朋友们隔绝,也与45万名员工们隔绝,内心充满了绝望。

九,这是一起政治陷害

我最后想说的是,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没有根据,没有事实的诬陷陷害。

我离开日本,不是逃离正义,而是逃离不公正的迫害与诉讼。我遭到长期的关押,毫无正义可言,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也是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断。在日本无法实现的公正与正义,只能在别的国家去实现。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人都逃离了日本,但是我回到了日本。我和我的员工们商议如何复兴。为了日本,我做了许多的事。但是,最后在日本遭遇如何冷酷的待遇,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很伤感。但是,我爱日本,我爱日本人民,我也爱日产汽车公司。

原标题:《戈恩记者会见实录:我为什么要逃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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