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与日产的二十年爱恨交织
2018年11月19日，一个有些阴冷的周一午后，一架私人飞机降落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当天上午，东京金融区核心地段的一个礼堂汇聚了业界、外交界和学术界约600名头面人物，正隆重庆祝日本与法国100年来的商业关系。作为日法合作的“终极象征”，雷诺-日产联盟的双方代表——日产首席执行官（CEO）西川广人和雷诺名誉主席路易斯·施魏茨尔相继发言。
然而，作为联盟主席的日产前CEO、时任董事长卡洛斯·戈恩似乎与这一切喧闹无关。他乘坐一架机尾编号为NI55AN的联盟公务机，从黎巴嫩飞往亚洲最东端的日东，只为与女儿在东京共进晚餐，并在第二天主持一场董事会议。
然而，在机场跑道上迎接戈恩的，并不是自己的女儿或日产的同事，而是一群不速之客——日本检察官。这一公开的、引人瞩目的抓捕行动对于日本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但后来人们得知，这一行动是日产公司内部近一年秘密调查的结果。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事先得到详细通报，出现在停机坪上。
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被捕。
现年65岁的戈恩是日本乃至国际上最有名望的商界领导人之一，他一手促成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并担任联盟主席，还一度同时担任日产和三菱董事长及雷诺CEO。《金融时报》指出，对密切观察戈恩和他领导力的人来说，一个如此细致、如此长久地管理着他曾经挽救于危难的汽车帝国的人被如此巨大的“阴谋”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用戈恩自己的话来说，他完全被“伏击”了。
2019年4月，戈恩离开东京拘留所。
戈恩面临了4项涉及财务不当行为的刑事指控。在被捕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历经了多次保释被拒的戈恩，最终在先后支付了1.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600万元）后成功被保释。但他仍失去诸多自由——他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但不能见第二任妻子卡罗尔；离开位于东京的高级公寓时，戈恩会受到三方的跟踪：警察、检察官和一名据信由日产雇佣的私人侦探。
2018年，伦敦，戈恩前往一场新闻发布会的路上。
与此同时，曾被戈恩从破产中解救出来的日产，日子也并不好过。一年多来，日产的核心仍然处于真空状态，股价下跌近30％，戈恩的继任者西川广人被曝收取了超额报酬，遭到免职。长期以来由于戈恩对公司的控制而受到压制的内部竞争，也在寻找新CEO的过程中一并爆发。
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开庭审理戈恩一案。但就在新年前夕，本该在戒备森严的东京住所静待新年的戈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万里之外的黎巴嫩，一时间震惊世界。
关于戈恩的“逃跑计划”，舆论场上众说纷纭。从最初的藏身乐器盒中被偷运出住所，到各国特工上演“碟中谍”，个中离奇细节无不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其真实性远未被证实。目前已知的是，戈恩的这一“逃跑计划”已策划了数月，而其中细节，或将有待戈恩在当地时间1月8日下午3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终揭晓。
是什么让戈恩从日产的“救世主”变成了企业欲除之而后快的“罪人”？又是什么，促使戈恩不等日本司法体系的审判就涉险在新年前夕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逃亡？回顾戈恩在日产近二十年的风雨起伏，从一手打造汽车“帝国”到痛失一切，或许能在戈恩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了解他即将讲述的故事的背景概要。
“外来者”戈恩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戈恩试图演绎着外来者的“神话”故事——一个外来者，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家日本企业的一部分？
据《金融时报》报道，戈恩是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受到赞扬的外国CEO之一。21世纪初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时，东京书店用整块区域摆放着介绍戈恩可能向日本日渐衰落的商业文化发射“魔弹”的书籍。
戈恩在日产“最美好的时代”。2001年，他将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转亏为盈。
雄心勃勃的戈恩出生于巴西的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6岁起在黎巴嫩接受教育，后赴著名的巴黎理工学院学习工程技术。
戈恩在米其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并于1996年被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挖走。在那里，他因一场彻底改变了这家公司的重组而成为众所周知的“成本杀手”。
3年后，雷诺将日产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拯救出来，并获得了这家日本同行43%的表决股权（voting stake）。这是在日本经济低迷时期达成的一项历史性交易。时任雷诺副总裁的戈恩被派往东京。许多日产员工被这个外来者的个人魅力迷住了。
“他演讲的力量令人惊叹。我认为，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日产就无法改变。”在庆应大学编写的关于雷诺-日产联盟的口述史中，后来成为公司首席运营官的志贺俊之回忆起1998年协议达成之前的一次访问中听到戈恩的演讲。
1999年6月，戈恩被任命为日产首席运营官，仅仅4个月后，著名的“日产复兴计划”面世。该计划在一年内成功使陷入困境的日产扭亏为盈，因此广受赞誉。
当时，戈恩果敢的措施几乎打破了日本的所有禁忌——关闭五家工厂、裁员2.1万人，还砍掉了了支撑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 “经连会”（keiretsu）体系。该体系是将银行、厂商、供应者、发行者与日本政府连结在一起的一个复杂关系网。
在戈恩抵达日本6个月后， Yorozu成为日产的关键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许多供应商消失了，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但幸存下来的零部件制造商现在相当有竞争力。”Yorozu的CEO志藤昭彦说。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但戈恩的成就非同寻常。”志藤昭彦告诉《金融时报》，戈恩受到财务不当行为的指控并未改变他的评价。
2018年10月，戈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车展上。
即使是戈恩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戈恩具有取得成果的能力，他对业绩和数字目标的专注度极高。前日产高管铃木（Yutaka Suzuki）说：“（公司）最初取得V型复苏并非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是因为他是卡洛斯·戈恩。”在戈恩2001年出任日产CEO之前，铃木曾被认为是该职务的继承者。
《金融时报》称，戈恩过去很少发脾气。“他不喜欢冲突，不想强迫人们做事。”一名与戈恩共事过的人说，如果他对下属的表现感到失望，他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解释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他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
当时的戈恩身着工厂夹克、不合身的西装、戴着古怪的眼镜，这与近年来戈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非常不同。与戈恩一起工作过的人向《金融时报》描述称，他是一个与员工、供应商、经销商和工厂直接交谈的老板，他的管理风格是开放和透明的。
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戈恩会在一个小时内回复家人的短信。他的绰号是“7-11”——他说自己的工作时间“从黎明开始，到日落后很久才结束”。
戈恩的行动力曾经带动他周围的人。一位前日产高管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他有一种技巧，几乎能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对的，他也要求他的员工像他一样“四海为家”，日产一位欧洲总监曾被告知需要在次周移居日本。
“再造者”戈恩
但谁也不知道，情况在哪一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当他被派到日产时，寻求适当的报酬是完全自然的，但他似乎已经越过了界限，自那以后出现了各种问题。”铃木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戈恩作为日产“救世主”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戈恩变成了暴君，另一些人认为他受到贪婪的驱使，还有些人认为他使法日合作的典范变得严重不平衡地偏向法国。
2005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戈恩被任命为雷诺的CEO，他同时掌管着两家跨越8个时区的大型企业，权力集中的局面开始形成。后来日产高管声称，这造成了公司治理标准的明显缺陷。
戈恩面临着全新的、独特的管理挑战，他需要在两者间维持最脆弱的平衡：一边是被法国政府持有的大量股份所束缚的法国企业，另一边是作为强大的工业合作伙伴、在业界占据决定性领先地位的日本企业。
渐渐地，戈恩在巴黎的职责有所增加，再加上所涉角色的政治复杂性，他在日本，特别是在企业下游区域的时间有所减少。
与此同时，戈恩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掌管着2000亿美元的资产，他开始称自己为日产的“再造者”。
雷诺前首席运营官帕特里克·佩拉塔（Patrick Pélata）说：“从1999年到2005年，卡洛斯·戈恩是一位更有协作精神的老板，不断拜访工厂车间、与员工交谈。”2012年离开雷诺的佩拉塔现在是一名汽车业顾问，他补充说，“然而作为一名老板，多年来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变得更加专制，告诉人们他不想看到问题。”
熟悉戈恩想法的人们坚持认为，他并没有被自己最终扮演的四个角色压垮：日产和三菱董事长、雷诺公司CEO和三家车企联盟的负责人。他们补充说，他的管理风格变化是必要性和时间有限导致的，并非管理理念或方法的根本转变。
戈恩的职责不断增加，他不再参加与日产主要经销商的年度会议，这些经销商变得越来越沮丧。该公司在日本的排名从仅次于丰田的第二位跌至第五位。 2016年春天，经销商要求戈恩提供“问答时间”，就日产日渐低迷的业绩对他进行“盘问”。
日产在日本的一家大型经销商的负责人说：“以前我们有一种感觉，他会倾听我们在现场发出的声音，一起管理公司，但那种团结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改善，戈恩的同事们发现他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声誉。他的西装变得更时髦了，每次车展，戈恩都会订购一套新的LV。
然而，也有人看到了这位日产前老板无限风光背后的无奈。戈恩大学时的朋友、经济学家让-马克·达尼埃尔（Jean-Marc Daniel）表示，尽管戈恩手握大权，但他一直在与一种“排斥感”和“归属感”作斗争，在法国和日本都是如此。“他总是在真正的“圈子”之外。”达尼埃尔说，“他觉得自己必须保护自己、积累财富、变得更加权威，结果反而使他更加孤立。”
戈恩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与国家元首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掌握至少五种语言，有着文化熔炉式的成长经历。不论是在美国的汽车厂还是中东的宫殿，文化上的灵活性使他能够融入任何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他既来自所有国家，又不属于任何国家。”一位经常与戈恩出行的前主管说。
根据《金融时报》对日产运作模式的调查，企业内部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戈恩，因为人们担心，在“任何人都不能提出异议或说“不”的企业文化中”，他们会遭到报复。“部分问题源于（日产的）高管放松了警惕，不敢公开反对戈恩。”铃木表示，“这创造了一种自满的环境，让戈恩觉得自己可以逃脱任何惩罚。”
“贪婪者”戈恩
2016年秋，戈恩在金碧辉煌的法国凡尔赛宫为他和第二任妻子、50岁的卡罗尔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派对。三年后，日产和雷诺都以这场派对为焦点下令开展更广泛的调查，他们想要查清，两家企业提供的服务、产业和其他支出，是否最终只让戈恩及其家人受益。
《金融时报》称，通过日产的非合并子公司，戈恩在贝鲁特、里约热内卢和巴黎购买的公司住宅支出近2000万美元。正是这些资产在2018年初引发了日产一小群高管的秘密调查，当时戈恩正宣布，他希望让日产与雷诺之间的联盟“不可逆转”。
戈恩的代表称，所有这些费用都得到了授权，并与合法的商业目的挂钩，他的家人认为，这些住宅是日产批准购买的公司住宅。
在将三菱公司纳入联盟的两年之内，戈恩已成为该行业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在2017-18财年，他获得了总计1700万美元的薪酬，在拒绝了竞争对手通用汽车两倍薪酬的工作邀请之后，戈恩越发认为自己的薪酬是合理的。日本上市公司中唯一一位当年收入更高的CEO是索尼前掌门人平井一夫，他的年收入为2500万美元。
就在戈恩被捕前几个月，英国《金融时报》问他是否曾想过自己的薪酬过高，他笑道：“没有任何一名CEO会说“我的薪酬过高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董事会在这件事上拥有最高权力。”
与他共事近十年的雷诺前同事说，“有一件事从未改变，那就是他与金钱的关系。 他一直认为这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戈恩的薪酬，以及他退休后本应得到的数千万美元，成为了导致他遭受指控的核心。
目前，戈恩在日本面临漏报巨额收入、向日产转嫁个人投资损失等4项指控。
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指控出现在2019年4月。当时日本检方指控戈恩将日产的500万美元挪用于与他自己及家人相关的公司。尽管他们没有指明涉及哪些企业，但《金融时报》指出，一项内部调查发现，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阿曼经销商 Suhail Bahwan Automobiles（SBA）收到了约3500万美元的付款。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部分资金据称投资于戈恩儿子部分拥有的一家公司，或用于购买他妻子拥有的一家公司的豪华游艇。
戈恩坚称，支付给SBA的薪酬是“合法的销售和营销奖金，以及激励性薪酬”，且都已经过数名日产高管的全面审查和批准。戈恩否认这笔钱是为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而转移的。
戈恩阵营将他的被捕与受指控归咎于一个“恶毒的阴谋”——政府和企业共谋，让戈恩和他的日产-雷诺合并计划成为牺牲品。“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谋、阴谋和构陷的产物。”去年4月4日戈恩第四次被捕，他在此前一天录制的视频中如是说道。当日，戈恩曾发布推文称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
在这段为防止意外而提前录制的视频中，戈恩曾提及多位“只考虑自身利益揭发了他”的日产高管的名字。不过，在最终向公众发布的视频中，“阴谋”策划者的姓名被隐去了。
2016年在日产横滨总部的一场活动中，戈恩指定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担任日产的联合CEO。戈恩相信，自己安排了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持忠诚的助手。但到了2018年夏天，明显的不和谐迹象开始显现。
一方面，集团的业绩下滑，作为核心的美国市场尤甚，西川广人开始与戈恩雄心勃勃的“新日产”规划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从2018年初开始，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戈恩一直在推动雷诺与日产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但包括西川广人在内的日产高管一再强调，这家日本企业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全面合并，他们担心法国方面其实打算“全盘接管”日产，他们希望改变日产只持有雷诺15%无投票权股份的结构。
日产当时的法律部门负责人哈里·纳达是参与上述核心讨论的人士之一，他也是深受戈恩信任的副手。但纳达组建了一个秘密小组，调查戈恩的财务交易，并于2018年夏季与东京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提供关键信息以帮助后者对戈恩提起诉讼。
《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在2018年11月的报道中称，戈恩的突然被捕是由日产内部的两位告发者引起的，其中一个是英籍印度人。《日本经济新闻》则报道称，其中一名告发者是54岁的非日本国籍的日产高级副总裁，另一名告密者是日本籍高管。而在日产公司官网上列出的领导人员中，只有一位54岁的高级副总不是日籍，他就是哈里·纳达。
戈恩被捕当晚，西川广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他的董事长、导师、提携者进行了猛烈抨击，谴责他长期掌舵的影响，并宣称自己感到“绝望、沮丧和愤怒”。
在戈恩的支持者看来，戈恩一案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检察官与日产之间的暗中“非法勾结”。人们担心，日本司法系统被当作“武器”以打击外国人并解决公司问题。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戈恩律师称，上述勾结的目的是驱逐戈恩、阻止他进一步整合雷诺与日产，这已“威胁到了一家旗舰企业的自主权”。
戈恩的轰然倒台，让本已纷争不断的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几乎名存实亡。2019年彭博全球汽车制造商指数显示，日产汽车的股票收益表现排名垫底，而雷诺则位处倒数第二，两者的股价分别下滑了28%和23%。三菱汽车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其股价在2019年年内下挫了24%。
日产在东京附近横须贺市的工厂。
“逃跑者”戈恩
从最初的被拘押到最终选择逃跑，戈恩经历了难熬的13个月。
《洛杉矶时报》报道，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七刑事法庭大约每月举行一场审前听证会，以缩小指控范围、简化法律程序、加快审判速度。但事实上，戈恩经历的预审过程比预计的更长，开庭时间也一拖再拖，抗辩双方围绕证据的披露与审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
戈恩被捕后所关押的东京拘留所附近。
也许是长时间的等待消磨了耐心，也许是对日本司法公正性的不抱希望，在人们刚刚过完圣诞准备迎接新年的那个周末，戈恩选择赌一把。
在1月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戈恩本人似乎并不愿意讨论关于此次逃跑计划的更多细节，并称这是为了“不危及那些曾帮助自己的人”。而最初被媒体形容为此次逃跑计划“总设计者”的戈恩妻子卡罗尔，也只是断然地否认了最初那个据称戈恩是藏身乐器箱中被偷运出东京住所的离奇的故事版本。
不过，通过种种细节几乎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脱逃。有两名接近戈恩的消息人士向媒体暗示了这一情况。“从开始到结束，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营救行动。”其中一人说，驾驶私人飞机搭载戈恩飞离日本的飞行员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戈恩的存在。
此外，据日本共同社6日报道，戈恩女儿两三个月前在东京向一位友人透露，“父亲即将成为自由人”。这似乎也印证了戈恩的逃离早有预谋的说法。
但据《经济观察报》1月3日报道，或许直到这个大胆的出逃计划正式实施前几周，戈恩的内心都充满了斗争。在去年圣诞节当天，当一大批检察官、律师和旁听者聚集在听证会上时，戈恩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由于遭到4项严重指控，戈恩可能将面临非常重的判罚——按照日本法律界人士估计，戈恩或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并将接受高达2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1.28万元）的罚款，而这一判罚中还不包括针对向里斯本公司输送资金的罪名。
此前一天，在律师知情的情况下，戈恩曾与妻子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通话。通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戈恩的律师团表示，在去年12月25日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委托人。
2019年4月，戈恩于妻子卡罗尔离开位于东京的律师事务所。
直到五天后，戈恩身在黎巴嫩的消息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国际媒体上。
根据《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信息披露，戈恩的逃跑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当地时间2019年12月29日下午2点半左右缓缓走出位于东京都港区的高级公寓，步行近一公里后与两名负责帮助他潜逃的专业人士会面；两个小时后三人从品川站踏上了前往大阪的新干线列车；三个小时候戈恩在大阪西部的一个车站下车，换乘出租车抵达关西国际机场附近一家高级酒店。随后，两名男子携带两个大箱子从酒店离开，戈恩据信就藏在其中一个箱子里。由于安检扫描仪体积有限，戈恩所藏的箱子根本无法通过安检，因此他并未受到任何检查便顺利离开了日本。
这是关于戈恩“逃跑计划”的最新的媒体报道，有部分监控录像的佐证使得这个故事版本看起来更具可信度。但最终的谜底，或许仍待戈恩在8日的发布会上亲自揭晓。与此同时，据美国福克斯商业网（Fox Business）6日报道称，戈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将在发布会上曝出自己被捕的“真相”，并供出企图陷害他的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日本官员。戈恩称，有人因反对雷诺与日产汽车合并，选择发动“企业政变”，陷害他、迫使他下台。
此前，戈恩曾多次试图在日本召开新闻发布会，但都被日方通过拘捕等方式阻止了。如今，成功逃离日本的戈恩或许最终能够将他藏在心中一年半的“秘密”一股脑地公之于众。
然而，无论是关于日本政府与日产联手“陷害”自己的控诉，还是真实的“逃跑计划”对日本警视厅、机场、新干线等部门的“打脸”，无疑都不是日本所乐见的。
“某些观点认为，日本方面或许不太想让日产的脏水公诸天下，尤其是在东京正筹备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当口。”《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一事件也“令日本司法体系的黑历史得到了又一次暴露”。(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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