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眼睛在故事需要的地方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失明好比电影院，因为它的眼睛不在鼻子两边，而是在故事需要的地方。”这是约翰·伯格的小说《到婚礼去》中的一句话，他在其中虚构了一位盲人，用听觉感知并讲述了一对年轻人热烈却又遗憾的爱情故事，同时也让小说像是小说中的小说，一下子有了某种时空的立体感。
把世界的喧嚣挡在外面
《到婚礼去》里，佐巴纳科斯是一位盲人，他会穿得像个珠宝商人一样，在集市上卖塔玛。塔玛是一种有着古老传统的物件，人们至今依然相信，用它许下一个诺言，会换来保佑和解放。他们“用丝带穿过它的小孔，然后把牌子悬在教堂里神像前的栏杆上。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上帝不会忘了他们的祷告”。
铁道信号工尚从佐巴纳科斯这里买了一个塔玛，送给女儿妮农。她即将举行一场婚礼，可她得了无法康复的艾滋病。尚与志同道合的妻子泽德娜因为身份分开的那些年里，他与妮农相依为命。不久之后，年轻的小伙子吉诺会从他这里娶走妮农，再过一段时间，他将永远失去妮农。
尚和泽德娜，分别从各自生活的阿尔卑斯山麓法国莫达讷和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出发，他们穿越整个欧洲，去往意大利离海最近的村子戈里诺，参加女儿在那里举行的婚礼。这是他们的一次相聚，也是与女儿的一场告别。
《到婚礼去》创作完成于1994年。据约翰·伯格的传记作者和汤姆·奥弗顿回忆，这本关于艾滋病的小说，与约翰·伯格和美国艺术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有关，“伯格与桑塔格曾频繁通信，影响了彼此关于摄影的写作。她于1989年发表了《艾滋病及其隐喻》，这在当时是尤为紧迫的主题。伯格写作这本书时，家里有一位成员被诊断为HIV阳性，最终由他来照顾，所以他获得了不同的视角”。
约翰·伯格的视角或许就是饱满地活在当下。就像《到婚礼去》中，吉诺对妮农说的那样：“最难受的不是死定了。最难受的是我们的老态。我行走像老人。我蹭上楼梯像老人。我抓着肚皮也像老人……春天过到秋天，我们老了五十岁。这是最难受的，这是我们的疾病小分队的成就，它们每个兵卒都无情。”
伯格在《到婚礼去》中并未书写婚礼的真实场景，故事原本在婚礼前夜停止。“戈里诺的婚礼尚未发生。但是正如索福克勒斯知道的，一个故事的未来永远在当下。婚礼尚未开始。我会给你讲它的事。人人都还在睡梦中。”但是，伯格依然借助盲人佐巴纳科斯的想象，描述了婚礼热闹的幻景：
所有人都跳入舞池，感受身体里的音乐。他们一直跳舞，仿佛永远不会疲惫。乐手大声弹奏，把世界的喧嚣挡在外面。
嗓音带着故事来自远方
女孩患有艾滋病，男孩不离不弃。他们决定继续在一起，在最靠近大海的乡村举行一场婚礼。女孩的父母分隔两地多年，借由这场婚礼，他们得以相聚。
故事是普通的故事，可是盲人佐巴纳科斯这个角色的出现，让它变得特别。伯格在小说里塑造了这样一个“旁听者”，打破了惯常的小说叙事结构，所有人物的出场、故事的铺陈，都是他凭借听觉感知而来的。
妮农的轻快灵动便是佐巴纳科斯“听”来的。“她说话的节奏明快清楚。没有懒音，没有拖腔。嗓音、声响、气味，现在都给我的眼睛带来礼物。我聆听，我吸气，然后就像在梦中一样观看。听着她的嗓音，我看见一片片瓜果工整地摆在盘子上，我也知道，假使我再次听见妮农的嗓音，会立即辨认出来。”
有些时候，我们会对一位盲人的敏锐听觉能力有着莫名的信任，甚至认为其所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会超过我们的眼睛。当我们闭上双眼，试着打开耳朵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比以往更用心。在故事需要的时候，耳朵成了比眼睛更好的“眼睛”。
佐巴纳科斯关于视觉和听觉的观点，也正是伯格对这两者的态度：“景象是无时不在的。所以眼睛会疲倦。嗓音不同，它就像一切和词语有关的事物那样来自远方。”
这样的叙事方式也让小说本身变得立体，仿佛伯格不是通过文字构建影像图景，而是通过一位盲人向读者娓娓道来，就像在久远的过去，总是有讲故事的人，而我们则是听故事的人。
学者拉尔夫·赫特尔称之为“听觉风格的写作手法”。“伯杰（即伯格）对乡村生活的兴趣增强了他对口头叙事技巧的意识：‘一种缺乏文字档案、因而对自身历史缺少记载，并仰赖口头叙事的传统来保存其特性的生活样式，伯杰将它笔之于书，用文字模拟了该风格。’”赫特尔写道。
在赫特尔看来，《到婚礼去》的盲人佐巴纳科斯实际上是一位说书人。这位盲人或许只是在售卖塔玛时遇到了一位铁道信号工尚和他的女儿妮农，然后杜撰了整个故事，并虚构了妮农的婚礼，完成了一个无惧艾滋的故事。
阅读《到婚礼去》，实际上就是在聆听说书人的讲述。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可能真的发生过，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不在意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专注于听故事的当下。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夏天的星光月夜下，听老人讲述那些历史传说一样。
必须笑着应对的遗憾和绝望
因为说书人的存在，《到婚礼去》并不是那种叙事工整且绵密的小说，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是交叉的、零碎的、片段式的。作为读者，我们需要适应这种方式，调动起耳朵“听”故事。
说书人在故事里隐去了自己的存在，他模拟着各个人物的声音，将其传递到我们的眼睛里。他交替着人物的声音，让我们忘记这是一条有时间线的小说，仿佛所有人的所有声音、所有行为都是同时进行的。赫特尔认为，这是伯格塑造的一种共时感：“一切都仿佛发生在同一瞬间。”
这种共时感也是听觉区别于视觉的一个特质。“这种共时感模仿的是佐巴纳科斯跟世界相遇的必然方式。他几乎完全要依靠自己的听觉，因此他的感知在根本上必定是同时俱发的。因为尽管视觉官能有选择性——我们注视某物、挪开目光、闭上眼睛——听觉从根本上确实不加筛选的。除非我们彻底隔绝自己的听感，不然，各种声响无论悦耳与否，都会被听觉记录。”赫特尔写道。
当伯格将这些声音罗列在一起时，它们并没有显得庞杂。伯格赋予了那些
语言一种哲思和诗意，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流畅”，但是这种深度安抚了我们最初对结构不适的那种焦躁和要疏离放弃的冲动。
“信号工正在越过稻田，水田延伸到天际，像一百个不规则的镜子般闪耀着。水田表面上有绿色的精工嵌丝，那是秧苗。稻田属于加富尔的强国之梦，他期望借此让意大利富裕起来。当时为种稻开挖了运河。就在这里，1870年，第一批颗粒修长、平滑、乳白、轻盈，其酥软口感与众不同的意大利米，经过收割、晾晒，倾倒在粮袋中。
“我一无所有。我曾经有的，统统统统统统被夺走了。”
这里的信号工是尚，他在去参加女儿妮农婚礼的路上。“我”是妮农，她刚刚得知了自己被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一个国家如愿丰收了稻米，但是一个人失去了她的所有。伯格让这种交叉相互映照，读者自能体味其中的希望和失望。
或许，伯格并不想让我们深思他的这些埋伏，只是想让我们感知一对年轻人因为不可抗的因素必须要分开的遗憾，一对父母分隔两地多年却为了与女儿告别而相聚的绝望，那种必须要笑着来应对的遗憾和绝望。
“她又听见女儿在笑。泽德娜兀自把头一扬。越过她上方苹果树的枝丫，是明晃晃的天空，有一刹那，尽管没有任何领悟，泽德娜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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