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联动下 欧洲民粹主义“行情”如何？
【编者按】
2019年退场的脚步声还未消逝，2020年已然登台。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单方面制裁而非双边协商正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考验着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相关会议的波折和成果的乏善可陈，WTO上诉机制的停摆，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治理遭遇的挫折，面对共同的未来，人类将向何处去，令人心生迷茫。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席卷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多国的抗议示威浪潮，其中既有民生、治理的问题，也有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的博弈，还有发展道路的左右之争，这其中的乱象不禁再次让人确信历史远未“终结”，不同的人类社会面对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做着不同的尝试、抗争和思考；我们也看到了旧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正在继续摇动其自己参与缔造的架构，而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的影响则在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利益纠葛之下，国际格局的动荡变化，不同阵线、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尘埃未定。
世事如棋局局新，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新年旧岁的交界点，澎湃新闻国际部推出“2020鉴往瞻来”系列报道，邀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权威学者复盘2019年风云激荡的全球大势，前瞻2020新局。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望，人们将会如何评价2019年？
过去的一年，是动荡的一年。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头20年内，很难想象有哪一年像2019年一般动荡：印度、智利、玻利维亚、英国、西班牙、法国、捷克、马耳他、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苏丹……遍布全球的多个国家此起彼伏地爆发了各种大规模抗议，这其中，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日常生活被扰乱、政府更迭、社会动荡。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2019年底在《民粹主义浪潮和对民粹主义的反抗》一文中认为，引发2019年全球民粹主义势头高涨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到智利的街头抗议，在世界各地，中产阶层都感到正在被“困住和遗弃”。这些愤怒的民众们对“全球主义”心生抱怨，正是这种情绪引发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的当选。
澎湃新闻在2019年年底也曾刊文指出，由于精英对2016年以来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回应和反思能力，“这样的美国民主党无法击败特朗普，这样的英国精英无法为脱欧的英国找到方向”。显然，这样的精英在以“反精英”为鲜明特色的民粹主义的冲击面前，很难做出漂亮的回应。2019年，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浪潮仍在高涨。
不过，布鲁克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民粹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样明显的是，很多地方也在兴起对民粹主义这种“反抗”的“反抗”。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民粹主义失败，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在新的一年里，民粹主义将继续高歌猛进，还是将遭到遏制？
对此，我们选取了欧洲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样本。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国已上台执政，民粹力量还深刻影响了英国脱欧的发生和进程，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势力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巨大威胁和隐忧。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精英博弈的图景在欧洲展现得更为完整和典型。而欧洲巨大的经济体量（欧盟2018年GDP仅次于美国），使得民粹主义在欧洲势力的升降也必将影响整个世界。
岁末年初， 澎湃新闻带着上述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请他就民粹主义的发展和未来趋势分享他的看法。
2020，民粹势头会如何发展？
澎湃新闻：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掀开序幕。过去十年，欧洲迎来了动荡的十年，南北欧之间裂痕加深，英国脱欧已成定局，欧洲多国的民粹主义势头更是不断上升，您如何评价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的变化？民粹主义又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
崔洪建：过去的十年，是观察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个周期。欧债危机从经济上触动了欧洲的结构和体系，过去几年欧洲仍在消化危机带来的后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欧洲民粹的产生，应该说是从经济失衡到政治失灵的结果。
经济失衡后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觉得自己没有获得相应发展的机会，结果就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反对欧元、质疑欧洲一体化。其次，政策上的失误也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抬头。比如说难民问题，就制造出了一个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
民粹主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要明确一个身份的问题，从对精英政治的认可转到对民粹政治认可。欧洲许多国家近年来出现了反精英的特色，在国民的身份认定上，就出现了“我和他者”之间的一个问题，直接反映成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从经济失衡到政治失灵，从政策失误到治理失序，是导致民粹主义上升的一个根源。民粹主义在欧洲是有思想传承的，在一定的“气候”下、合适的“土壤”里它就会冒出来。民粹主义既反映为内部阶层之间的分化和相互斗争，也反映为欧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相互排斥，然后又反映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条线，就是一些精英人物在利用民粹。可以想见，如果当时英国首相卡梅伦不搞苏格兰独立公投和脱欧公投的话，这一波民粹浪潮可能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也不会一天天做大。
在欧债危机以前，如果在欧洲谈民粹，更多是一个思想和观念的问题，找不到太多具体的社会存在，但是这几年来民粹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开始进入到主流政治中来了，而且已经在民众中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盘，接下来一些政府的政策也会进一步强化民粹的理念。
澎湃新闻：2020年，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头会怎样发展？传统政治会逐渐回归，遏制前者进一步的上升吗？
崔洪建： 这会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当下欧洲的民粹主义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欧洲内部的努力去化解。对于主流政党来说，他们会通过一些机制，一定程度上抑制，把它（民粹）纳入进来，然后进行内部消化。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的主流政党和民粹政党的联合执政，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控制不了的，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民粹主义对欧洲的影响。所以欧洲民粹未来的走向，除了欧洲内部的政治努力以外，很大程度还取决于全球的大格局走向，如果未来一段时期民粹政策在全球其他地区仍然是“上涨”的行情，对于欧洲内部来说，也会持续施加影响。
澎湃新闻：目前是极左思潮，还是极右思潮对欧洲影响更大一些？
崔洪建：传统上有这样一种划分，极左的民粹更多作用于国内政治，比如说内部的阶层分化、贫富不均；极右的民粹一般是以国别划分，体现为国家主义的特色。
但是现在欧洲的情况复杂就在于它其实是一种混合型。有些国家涉及的议题是内部的分配不公不均衡，还有些国家认为是自己国际竞争力下降，这些问题都出现以后，相对的政策实际上是混合性的，有的时候甚至会展现出极左和极右政见结合。
以前欧洲政党传统是左派右派一起往中间走，但是现在却是往两边走，因为维持不了中间的共识。另一方面，现在极左极右思潮也在合流，原来极端的边缘政治思潮，逐渐形成一个混合的东西，明确提出他们的主张。整个欧洲的政治趋势正在往极端化走。
民粹与脱欧
澎湃新闻：民粹主义在脱欧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崔洪建：脱欧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在脱欧派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欧洲把英国脱欧描绘成民粹主义作祟，是因为有个假设的前提，就是欧盟本身是民粹的对立面，脱离它就意味着你的身份认同从“欧洲人”转到“英国人”，所以认为这是民粹。
另一方面，脱欧这个话题又很容易被民粹主义给带跑，因为它涉及到身份问题、认同问题。但主张脱欧的不都是民粹主义者，只是觉得英国在欧盟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反而失去更多，所以要离开。
英国在宣布脱欧后，其实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避免脱欧被民粹所绑架。英国政府的表态中，提及“全球英国”，就是为了把被脱欧搞乱的民心重新归拢。英国还是想做一个大国，这还是英国的主流政治，他们想在“脱欧”过程中把民粹的“毒”给排掉。
澎湃新闻：民粹主义将如何影响英国脱欧后的选择？
崔洪建：英国今年脱欧后，除了那些政治上、法律上的调整外，关键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心理的一个重新建构。欧盟在它旁边，但是它又不是成员，离得远一点的盟友美国也不是以前的“特殊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有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绪。
但是现在英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又很难让其再回到以前。英国作为一个8000多万人的小市场，很难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在之前的多次产业分工里面，英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和外界相互依赖的关系，它的产业结构已经离不开国际市场。这会是未来阻止英国民粹主义进一步做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脱欧以后，国民的心理认知重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如果未来欧盟日子好过起来了，英国人会怎么想？或者说，再过若干年，如果大家开始挑战英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时候，英国人又会是什么心理？
我们有一个词叫“岛国心理”，就是指闭关锁国、求自保自足的心理。只要英国政府坚持现在的定位，维持英国和外界的贸易和投资结构的关系，就会形成对民粹主义和岛国心理最大的制衡。
欧洲一体化向何处去？
澎湃新闻：欧盟领导人今年换届，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仅以微弱优势通过欧洲议会任命，创下历史记录。您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问题？ 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否正在加大？欧盟的“共识”面临着哪些主要挑战？
崔洪建：现在欧洲一体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内部动力处于一个消失的过程中。欧盟原有的内部动力就是单一市场、经济发展的优势，还有就是加入后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好处”。
但是现在这两个动力都在消失。欧债危机暴露出更多的是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如果说从冷战结束后到2009年这段很短暂的时间里，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大家进来以后蛋糕可以越做越大。但是这几年逻辑已经变了，欧盟各国现在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看自己在欧洲一体化里能分多少好处？
这种逻辑变化下，原有的单一市场能够提供给欧洲一体化的内部经济动力在减弱，现在欧盟改革就是要解决欧盟内部的分配问题，怎么能让每个成员国都有获得感？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它的动力还会持续减弱。尤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它们对一体化的这种利益计算会更清楚，甚至不排除会出现英国“脱欧”那样的想法。
因此，欧盟高层正在找新的“动力”，尤其是从外部来找，这些年欧盟提出一些所谓“欧洲战略自主”的说法，就是想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动力，来给一体化提供新的前进基础和条件，这是现在一体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欧盟要找新的方向，但是问题在于，就像开飞机，如果两个主要发动机熄火了，打开备用发动机来维持运行，那么备用发动机能不能支撑到降落？
接下来这几年，所谓的“多速欧洲”会迎来更大的考验：它究竟是一个“单向的多速”还是一个“多向的多速”？单向多速就是大家对目标是认同的，只不过走的速度不一样。多向多速就是大家走到后面方向都不一致。
目前，欧盟核心国家间的分化已经很大，可能已经是多头多向了，但是它形式上还一直保持住。与此同时，能不能更多借用外部压力来巩固，内部改革能不能继续推？接下来这5年欧洲一体化是攻坚克难的时候，是进入深水区。
“欧盟核心”法德面临的挑战
澎湃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宣布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抗议。2017年马克龙因谋求改革而被推上总统宝座，今天法国中产反过来对改革提出了抗议之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面对民粹主义运动，政府应该怎样回应他们的诉求？
崔洪建：马克龙的改革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法国的政治体制，因为法国历来是左右政治，马克龙以所谓中间政党的形式出现，中间路线、改革者这是他两个最大的标签。
他上台以后，其实想搞的是一个超越左右政治的东西，所以它的政策组合是杂糅的，好像是右派的效率和左派的公平都要，这作为竞选的主张是可以，但是在执政的时候怎么落地呢？
法国多年来的政治实践之所以分成左右，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很难兼容的。马克龙上台后，他的政党在议会实现了一党独大，传统的法国议会政治对政府的限制作用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会通过街头抗议来表达。
在法国民众看来，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被马克龙搞乱的情况下，街头政治就是对议会民主丧失的一种补充。这是体制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政策的原因，马克龙左右混合的政策落地以后，一定会有一个优先顺序和步骤的问题。换句话说，你是先发钱还是先让老百姓掏钱。
马克龙的有些改革举措实际上是对的。以前各行业自己制定养老标准，现在统一收归国家来制定。从长期来看，总的改革方向在法国社会是有共识的，但是政策落地的过程中，是对马克龙的关键考验。
澎湃新闻：视角转向德国，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AFD）眼下已经进入议会，但似乎并没有给德国的传统政治带来根本性的冲击，您如何看待未来德国传统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博弈？
崔洪建：AFD之所以能成长壮大，是由于德国主流政治对其轻视，认为它成不了气候。德国之前政治上一直是低姿态，主要精力都在搞经济和民生，但是到了现阶段，如今起来的政治人物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认为德国可以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搞一个看上去更热闹的民主政治，这是政治本身的变化。
另一个问题是政策的失误。最早从欧元区债务问题开始，AFD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以前德国政治是往中间走，基民盟和社民党之间在大的原则上没有冲突，但是这个时候随着民主体制往前走，需要一个反对派出来，这一任务就落在AFD头上。
AFD进入议会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不减反增。而且这里面还有刚刚提到的极左极右的合流现象，它现在正不断从左翼党获取支持者。
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坛会出现一个新的所谓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对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格局？比如说主流政党以基民盟为首的整个政党占有一极，然后AFD做大到一定程度，绿党也起来了，这些政党想要扮演一个角色，找一个新的左右定位。
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德国政治一个新的左右划分，从共识政治到新的左右划分，这可能是德国政治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轨迹。
展望美欧与中欧关系
澎湃新闻：2020年美国将迎来大选年，您如何看待明年在这种背景下的美欧关系，以及双方的民粹主义对于美欧关系的影响？
崔洪建：2020年欧美关系很有意思，因为双方的政治周期不太一样，相对来说2020年欧洲是一个相对政治稳定的时期。和2018年年末时对比，首先脱欧的前景明朗了。其次，法国“黄背心”闹到现在，对马克龙没有过度的影响。 德国形成了大联盟政府，接下来的奋斗目标就是确保默克尔能平稳度过她总理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是2020年美国会进入选举周期，目前看，在特朗普有可能连任的背景下，欧洲方面会更务实，美欧“互骂”的情况会减少，欧洲方面对欧美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变化可能会长期化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2020年的欧美关系，双方会尽量避免政治上直接冲突，欧盟会想办法应对一些真正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北溪2”的问题。还有就是英国脱欧以后，英国要跟美国和欧盟分别谈自贸协定，两者之间也会有交集。还有伊核协议、WTO的问题，2020年对欧洲来说，要进行很多的重大抉择。
澎湃新闻：中欧关系2019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挑战，2020年的高层外交，会进行怎样的弥合、重建？
崔洪建：中欧关系现在好一点了。大家都意识到认知出了问题。新一年怎么处理“17+1”、中欧领导人会晤以及“27+1”这三个领导人会议之间的关系，是双方都需要去花脑筋和付出努力的。
2020年中欧关系应该是从解决认知问题入手，同时要尽量去兑现承诺，两者结合起来，中欧关系应该说就有希望。同时，中欧关系2020年与其他关系会有很强的的互动作用，比如WTO改革问题、伊核协议问题，美欧关系的变化、俄欧关系的变化等。
如果俄欧关系在2020年进一步改善，我们能不能重建立起中、欧、俄的三角关系，或者三边关系，大家来找一些共同的话语？我们现在谈“一带一路”和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能不能把俄罗斯也拉进来？如果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中欧关系可能还会获得一个更大的战略空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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