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之水：移民 环境与近现代南亚的诞生
2019年11月18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邀请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教授来访并做主题讲座。此次讲座为全球在地化亚洲研究讲座系列的第五讲，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主持，主题为“水与近现代南亚的诞生”。
《横跨孟加拉湾》
曹寅老师首先简单介绍了苏尼尔·阿姆瑞斯教授以及讲座主题。阿姆瑞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哈佛大学梅赫拉家族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与东南亚的跨区域流动、移民史、环境史和公共卫生史，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国际卫生的去殖民化：南亚与东南亚，1930-1965》（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30-1965），《横跨孟加拉湾》（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以及最新专著《不羁之水》（Unruly Waters）。
《不羁之水》
正如《不羁之水》中提到的，历史上人类一直尝试和“水”进行互动并期待实现对“水”的掌控。但事与愿违，人类试图控制自然，却经常反而被自然控制，修建大型水坝带来的生态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水”为什么能够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是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阿姆瑞斯教授以三段引用作为讲座的开始，这三段引文分别来自三位印度名人在1909、1966、2017年对于印度经济所做的评论。这三段评论旨在说明季风、水资源、气候这些自然因素能够对印度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这一状况在长时段内从未改变。由于印度是农业大国，有占比很高的农业人口，国民生计对于自然的依赖性较强。而教授作为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不是气候如何影响印度，而是“气候是印度经济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这一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气候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季风。季风在印度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印度的音乐、宗教、摄影等文化领域经常以季风为主题。对于季风的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侧重于以较大的时空尺度来看待季风，研究季风如何塑造了经济、文化、观念，人又如何企图控制季风却总是失败，季风更加不可控制而成为对人类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因素。
在印度“季风可以被控制”的讨论最早在1918年提出，印度工业委员会（Indian Industrial Commission）向民众宣布季风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控制。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季风为民众带来的损失，以此传递出一种“自然不足为惧，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力量”的观念。这种从“自然中获得自由”的思想也与政治自由紧密结合，机构的一些成员也提出，能够利用先进的科技不意味着人与自然能够完全分离，人仍旧不能摆脱自然的控制，建立起自由的政治体制是解决“季风能够对印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1930年由甘地领导的著名政治运动“食盐进军”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盐是自然的产物，最穷苦的人群最需要盐，如果没有自然赐予的盐就无法生存，他们最受到自然的控制，同时他们是被英殖民者剥削最严重的人群，体现了在这一时代不受自然控制和实现自由两种观念的联系。
对于如何看待自然的问题，1940-60年代印度陷入了两种不同观念的争论中。以现代印度的主要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阿连卡玛尔·穆克吉（Radhakamal Mukerjee）为代表，一种观点认为印度需要的是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包括保育生态系统、涵养水资源等。他们批判印度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认为全球市场会毁掉印度，印度应该基于本土（local）的古老智慧来解决自然带来的问题。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生态学家梅格纳德·萨哈（Meghnad Saha）则认为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才是印度解决自然问题的出路，人类活动造成的本土地表变化对于整个气候的影响微乎其微，不会导致出现更糟糕的自然问题。人能做的事情是改变地表的状况例如修建水坝，以此来抵抗自然带来的风险，例如季风性干旱。他很崇尚美国的田纳西水利工程和苏维埃的国家体制，坚信国家性重大工程可以支撑印度经济至少上百年不受气候控制。
从历史事实上看，后者的观念取得了胜利，印度政府开始大肆修建水利工程。1947年印巴分治，南亚两个最大的河流冲击三角洲被国界分割，一夜之间印度内河变成国际河流，两国因抢夺水资源经常引发争端。随后印度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来利用水资源，尼赫鲁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旁遮普邦发表演讲，国家也制作大量宣传片，宣传大坝是印度现代化的关键，一定能够解决印度的水资源问题。1960年经过世界银行调停，印巴签署《印度河河水条约》协议分配水资源，目前两国基本上还在遵守这一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修建是一个全球性互动的问题。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也在与印度合作建设水利工程。指导印度水坝的工程师曾指导过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印度的团队参观了中国的水利工程，认为应该学习中国通过水利工程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从而摆脱美苏的钳制。但事实上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治理洪水，实现灌溉，而印度是控制季风，中国的自然问题显然更容易控制。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印度的气候问题。印度的水坝还在建设过程中，无法实现供水灌溉。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印度也开始大量抽取地下水，当时的印度成为最大的地下水使用国。从1950-1955年印度可灌溉区域面积数据来看，这一方式十分有效，可灌溉区域稳步增长，贫瘠的干旱地区成了粮仓。然而这显然是在过度使用地下水，早晚会出现问题。果然，1965年印度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干旱，只能完全依靠美国粮食进口，损害了国家安全独立。1970年代印度已经开始出现了大气污染问题。逐渐开始有人关注和讨论可持续性问题。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72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U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的讲话体现了观念的转变，她指出环境问题其实根本就是贫困问题，全球经济两极化严重，发达国家已经毁坏了环境，消耗了资源，解决贫困才能解决环境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看不清前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实现发展，现有的资源能不能支撑国家走出贫困。这是这种论断第一次被提出。
英迪拉·甘地
随后印度开始掀起各式各样的环保运动，例如通过拥抱大树来阻止森林砍伐（“Tree hugging movement”）。在城市中，环保运动主要是由科学家，生态学家领导的，有学者提出印度需要重新开始审视本土的、传统的水土保持技术，类似于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的早期本土化环保观念，批判建设水坝对于自然的不良影响，《正在死去的智慧》（Dying Wisdom）一书集中体现了这一观念。1980年代，人们注意到季风经过长时段的人类活动已经开始改变了，变得更加的难以捉摸，带来更多灾害。科学家寻求新的办法让季风恢复，例如通过种植新的森林，但成效微乎其微。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止受到印度当地的影响，还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人们企图控制季风，却使得季风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难以控制。
最后，阿姆瑞斯教授以《后自然》（After nature）提出的问题结束此次讲座。本次讲述的印度历史体现了，“水”不是只依靠科学技术就能控制的，自然本身不是只依靠科学技术就能控制的，而人确实改变了自然，人类不断地犯相同的错误尝试去控制自然，使得自然被改变成越来越难以被控制的样子。《后自然》（After nature）提出自然再也不能脱离人类存在，人类以后只能生活在他们塑造的世界中，那么现存的物质世界是否是被观念塑造的？这样的世界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人是否能够在这种政治中实现自由？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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